陈漱渝，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刊》主编。
龚刚教授发来微信，嘱我为他的即将印行的专题课讲义《中国现代文学十讲》写一篇短序。对于年轻学者的要求，我总是习惯性地先说声“可以”。再则，凡我作序，一般都不是对其著作本身进行详评细点——这是我力所不逮的事情；而多半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因为我无论怎样“资深”，也难以超越对方专题研究的深度。倚老卖老，信口开河，只能贻笑于大方之家。古语云：“术业有专攻”。能够对其他人学术成果随意臧否而且还能说到点子上的大师，在我的周边似乎十分乏见。
提起“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术名词，首先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和感触。
我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亦称中文系。系主任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李何林教授。我原来是怀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偏好报考中文系的，但当时南开大学古典文学的教师阵营显然要强于现代文学。记得现代文学课程是由三位中青年教师分别讲授：一人先讲五四文学革命，以鲁迅为中心；另一人讲左翼文艺运动，以左联为中心；第三位讲延安文艺运动，以赵树理为中心。临毕业的时候，李何林教授才亲自讲了两三个专题：《野草》研究，《故事新编》研究，鲁迅的文言论文解读。在他看来，这是鲁迅研究的难点所在。
我在南开期间，在马蹄湖畔图书馆的墙壁上看到过给查良铮馆长张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但并不知这位被批判的对象就是被誉为“有着卡夫卡之魂的汉语新诗人”穆旦，而只知道他是普希金抒情诗的译者之一。钱基博的名字则是在鲁迅的《准风月谈·后记》中看到的。1933年12月29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发表了署名“戚施”的《钱基博之鲁迅论》，贬斥鲁迅译文佶屈聱牙，还说“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鲁迅读后除了觉得“有趣”之外，连他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位钱基博就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先生的令尊，而且至今也没有读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著。
像这种单色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不符合多元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状况。据我所知，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建国前夕这个历史时段，从事各种文体与写作或翻译的作家至少有6000多人，出版的各类译作至少有13500多部。就像龚刚这部著作中提及的陆小曼，长期以来仅作为一位八卦人物在各种艳闻佚事中出现，而忘却了她曾写过散文《爱眉小札》，出版过小说《皇家饭店》，还跟著名诗人徐志摩合写过唯美主义的话剧《卞昆岗》。她的文字绮丽，才情潇洒，原本可以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基于这种状况，新时期以来有学者联袂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单凭一个抽象的口号来判断学术是非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同一个相似的口号可以反映不同实质的内容。“重写”可以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可以成为攀登学术新高峰的起点；但用什么价值观、文学观、艺术观进行“重写”那就因人而异了。窃以为，在“重写”的过程中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匐伏在前人面前亦步亦趋，就像颜回对他的老师孔子那样，孔子慢走他也慢走，孔子快走他也快走，最后忘却了自己的步伐。这种“重写”其实是对前人的“重复”，实际意义不大。另一种倾向就是鲁迅1932年4月29日在自己译著书目结尾批评的那种做法，只用力抹杀前人，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仅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或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那些以搞颠覆为能事的人，那些片面追求“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的人，那些靠给二十世纪文学写悼词而哗众取宠、文坛登龙的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
作者手稿
粗读龚刚的《中国现代文学十讲》，直觉是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十个新景观，令人耳目一新。无限风光，不仅在名山大川，盆景方寸之间亦有风景。学者只要有心，就会发现学术风景俯拾皆是。像《杨绛、白先勇的中年危机故事》《新文人的旧情怀：钱钟书与黄裳》，以我的孤陋寡闻，这种选题似乎前所未见，但读后又觉得确有研究价值。研究《钱基博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穆旦新诗的哲学内涵》，也出乎我的料想，后来了解到作者是研究比较文学出身，又攻读过哲学系的博士后，就懂得他选择这些课题其实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是他在多学种交叉处发现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我跟本书作者素昧平生，缘悭一面，但感到他是中国新文学园圃的一位开拓者和建设者。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奠基人有王瑶、刘绶松、丁易等。然而早在1932年，苏雪林就在武汉大学开设过新文学课程，不过偏重于作家作品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著和论文如过江之鲫，视角各有不同：地域史，接受史，思潮史，文体发展史……大多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这些成果都值得肯定。但似乎有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有些研究者过于追求宏大叙事，似乎越宏大就显得自己学问渊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取道香港飞赴台湾，遇到一位香港文学的史料专家。她说：“你们大陆学者真有能耐，一两年功夫就能写出一部香港小说史，诗歌史、文学史。我搜集了几十年香港文学史料，却从不敢写‘史’。更有甚者，两三年就能写一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乃至世界的什么史。‘史’提供的是历史规律，没有足够的时间积淀，怎么轻而易举就写得出‘史’来呢？”我无言以对，但内心是认同这种观点的。我感到，与其仓促修史，还不如进一步夯实学科发展的史料基础，尊重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清晰进行局部考察、个案研究之后，再从迷离混沌、复杂纷纭的状况中去发现那些规律性的东西。
试看龚刚的“十讲”：《台湾现代诗的乡愁主题》是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穆旦新诗的哲性内涵》是抽象理论思考与具体文本分析的有机结合，《沈从文<边城>的语言风格与情感枢纽》是生命意识思考与艺术批评探索的有机结合，《新文人的旧情怀：钱钟书与黄裳》是历时性的传承研究和共时性的影响研究的有机结合。作者对周作人散文“旨趣”的分析虽然不能说十分充分，但他在认定周作人抗战时做了“汉奸”的前提下，再谈他散文的艺术特色，我个人特别激赏。我们不能因为周作人北平沦陷时期的政治表现而全盘否定他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贡献，但也不能因为他昔日的光环而把名副其实的汉奸重塑为一个“文化抗日”的英雄。作者还以矫正从上世纪初以来中国读者对“个人主义”的误读为切入点，展示了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围绕算计和利益展开的一场博弈，实可谓褒贬得体，没有把这位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传奇性的女作家忽而捧上云端，忽而抛进谷底。郁达夫是一位最无“创造气”的创造社元老，但他的小说多被人斥为“自我”、“感伤”、“颓废”。本书作者能从郁达夫笔下的“鸦片”、“酒精”、“乳峰”、“大腿”背后清晰地看到了他自我净化的心灵历程。郁达夫如九泉之下有知，想必会对这种批评产生一种知己之感。台湾文学原本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中独具地域色彩的文学，作者从台湾现代诗人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人的作品中提炼出“乡愁”的主题，不仅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具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义。值得称道的还有本书的学术语言。作者虽然懂哲学，通外语，但却没有使用那种半文半白、半中半洋、故作高深、连自己也未必明白的话语，而是文字精准、洗练，能平等地跟读者沟通。这也是这本书风景线中的一道风景，让人流连赞叹。
综合以上印象，我把龚刚比喻为中国新文学大厦营建工地上的一名砖瓦工。他虽然没有标新立异地勾画什么宏伟蓝图，但却在顶寒冒暑地做着添砖添瓦的工作。这种工作看似琐细平凡，但非如此即无大厦。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一文称赞韦素园：“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我想，在学风浮躁的中国学界，像龚刚这样的学者也是愈多愈好。是为序。
丁酉年七夕夜
龚刚，1994年起于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后于清华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师从戴锦华、乐黛云、万俊人教授，现任澳大南国人文研究中心学术总監、中文系博导、《澳门人文学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伦理叙事学；比较诗学。著有《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现代性伦理叙事研究》、《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及散文与文学批评合集《乘兴集》（作家出版社）等，主编有《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中华文史论丛》、《伦理学研究》、《人文中国学报》（香港）、《钱锺书诗文丛说》（台湾）等学刊或论文集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另在《中国学术》、《中华读书报》、《散文》、《诗刊》、《香港文学》等报刊发表诸多书评、译文及各类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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