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 张宗胜
内容提要 简·奥斯丁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她一生完成了六部长篇小说，均以女主人公的婚恋为?主题，以她们进入婚姻殿堂为结局。文章认为看似浪漫的故事却掩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女性受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人口问题等。而中产阶级女性在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进而反映了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 女性 教育 就业 人口 社会地位
在2000年BBC所做的“千年作家评选”活动中，简·奥斯丁紧随莎士比亚，排名第二，是前十位里唯一的女性作家。奥斯丁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生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都是讲述“乡村三四户人家”的日常生活，是“对于她周围日常发生的事情所作的正确而引人注目的描绘”(司各特语)。[1]这些描绘包括串门、喝茶、聊天、野餐、舞会、求婚等温文尔雅的乡村绅士淑女的日常行为，描写细腻，引人入胜，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作品是“两寸象牙上的细细雕刻”。此外，吸引读者的还有女主人公幸福结婚的大团圆结局。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表明，所谓“灰姑娘”式的完满爱情模式，却掩藏着诸多社会问题：丽迪雅(Lydia Bennet《傲慢与偏见》)的愚蠢暴露了女性在教育方面所受的限制；费尔菲克斯(MissFairfax《爱玛》)的窘迫暴露了女性在就业方面受到的限制，加之经济的限制，使得女性不得不向社会妥协，把结婚作为生活的唯一出路；对彬格莱(MrBingley《傲慢与偏见》)的竞争，则暴露了社会中的人口比例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女性社会问题。
一 教育与就业
在奥斯丁的短篇小说《凯瑟琳》(Catherine)中，卡米拉·斯坦利天性温和，并不缺少天赋，从六岁开始由最出色的老师教育了12年，然而由于教育本身的原因，她的大脑并未得到发展：“那些年本应学习有用的知识和开发脑力，却全部用来学习绘画、意大利语和音乐，特别是音乐。除此以外，她既没有读书增加理解力，大脑又完全缺乏鉴赏力和判断力”。[2]《爱玛》里的女子寄宿学校，“价格不高，出售淑女技艺”。[3]此外，奥斯丁在她的作品中还刻画了诸多可笑、滑稽，甚至愚蠢的女人——她们肤浅、虚荣，只重外表，没有知识，把吸引男人当作人生的唯一目的。丽迪雅、班纳特太太(《傲慢与偏见》，以下简称《傲》)、帕尔默太太(《理智与情感》，以下简称《理》)等不一而足，她们的愚蠢，像卡米拉·斯坦利，完全是由于女性缺乏应有的教育而造成的。
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全部是家庭，结婚是唯一归宿，而且认为女性的大脑与男性的构造不同，智力低于男性，无法像男性那样理解事物，所以为了不给女性的大脑增加负担，对女性的教育只限于弹琴、绘画、跳舞、唱歌、外语等才艺及社交技巧，这些有限的教育只为了让她们将来当好主妇而已。
虽然早在1700年，玛丽·阿斯特尔(MaryAs-tel，l 1666-1731，英国最早女性主义者)在《对婚姻的一些思考》(Some Reflections uponMarriage)中就对女性教育提出了质疑：“可怜的女人!除了找丈夫之外，可曾有人教她应该有更高的理想？”[4]28然而，在整个18世纪，女性的境况虽在不断改变，但是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18世纪女性在某些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5]“18世纪末女性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要低”。[6]在18世纪后半期，为中产阶级女孩开设的私立学校蓬勃发展，但许多学校仍然只注重教学生如何做到优雅、彬彬有礼，为日后的“美满”婚姻做准备。现实中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是这种教育的受害者，通过自己的经历，她坦言女性确实比男性低一等，并在《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Woman)中称：“由于教育所致，这么多的女性无知……并不令人惊讶。”[4]35
然而，19世纪的情况并未好转。1868年，学校调查委员会(SchoolEnquiry Commission)的报告称，自简·奥斯丁时代，教育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问题，总体而言，不尽如人意……
无论是从教育本身而言，还是同男性受教育相比，足够的证据说明父母对女孩受教育持无所谓态度……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得人们认为女性智力不如男性，她们不需要智力方面的教育，她们所需要的是如何成为淑女以及学些表面、肤浅的东西；尤其有一种偏见是，女性就与男性关系和结婚而言，多学东西是非常有害的。[7]9
由此可见，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并未改变。更有甚者，如果一个妇女碰巧有什么聪明才智，那就要深藏不露，尤其要对男人保密，因为“男性通常都以不怀好意的嫉妒的眼光看待有才华、理解力，受过培养、训练的妇女”。[8]玛丽恩·里德(Marion Reid)于1843年在《为女性申辩》(A Plea forWomen)中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认为大部分女孩所受的教育是对她们的“束缚和限制”，并称：“任何独立思考的表现都会被压制”。[4]42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所受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女孩子暂时离开父母，接受少许教育，而“她们的大脑却始终陷于贫瘠和荒芜之中。”[4]42
由于社会给女性的定位及她们所受的有限教育，致使她们几乎被排除在所有的职业之外。事实上，她们除了写作和当教师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可选择。而只有十分坚强或者独立的女性才敢于尝试从书写日记和信件到创作小说这样的跨越。正因为她们所从事的职业与传统文化指定的女性角色相背，所以这个时期的女作家通常匿名或者采用男性笔名。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根据文学亚文化的分段法，提出女性文学“三个阶段”的学说，其中她把19世纪40年代(出现女性作家采用男性笔名的流行做法)至1880年(乔治·艾略特去世)划分为第一阶段，称之为“女性”(female)阶段。这一阶段的女性作家大都出身中上层家庭，大多数人“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她们的作品反映了女性为了达到男人的教育水准而付出的巨大努力。”[9]这个时期虽然有女性作家的出现，但人数稀少，主要原因是“女性受教育的不足以及对女性从事职业根深蒂固的偏见”，因此女性作家会被批评为“非女性”(unfeminine)，甚至会被贴上“男性化”(masculine)标签。例如，1837年勃朗特向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求教，然而他对妇女从事文学创作轻蔑指责，并认为写作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妇女的职业。
不仅如此，作为女作家的经济收入是很微薄的。奥斯丁一生写作的收入屈指可数，玛丽莲·巴特勒在《奥斯丁书信选》导言中写道：“简·奥斯丁在遗嘱中留下的大约400镑遗产基本上是她写作的全部所得”。[10]相比男性作家，她的稿酬低得可怜。她人生最后六年创作小说的年平均收入是100镑，而家庭开支为每年400镑，靠写小说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她父亲去世后，家庭的经济状况恶化，家里的三个女人(她和妈妈、姐姐)仅靠微薄的收入生活。从她书信中可以看出生活的拮据，钱是她常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如1813年5月，她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她的运气很好，手套卖了“四先令”，这是最高的价钱了；同年10月她还说到要节省邮费等。奥斯丁在信中谈到《理》一书给她带来140镑的收入时说：“可是我还希望更多”。[11]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814年，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说《威弗利》刚刚出版不久，奥斯丁在给亲友的信中竟这样写道：“沃尔特·司各特没有理由写小说，特别是好小说。这不公平。——他作为诗人已经名利双收，不该来抢别人的饭碗。”[12]由此可见一个女作家在经济方面的艰难困境。
除了写作，当学校老师或家庭教师是妇女的另一选择。然而，现实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当时学校的状况，尤其是卫生状况令人却步。奥斯丁和姐姐在学校患传染病，姨妈因接她们回家而染病身亡。《简·爱》中的罗伍德学校，80名学生一次有45人患伤寒，这并非小说虚构，而是现实的Cowan Bridge(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上学的地方)的真实再现：一次时疫40个女孩生病，其中一些死于肺结核。她的两个姐姐亦死于时疫。[13]如果19世纪30年代的状况尚且如此，早几十年的情况则更糟。奥斯丁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我在学校呆过，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宁肯做任何事情也不去学校当教师。”[7]318另外，学校教师或者家庭教师，不仅收入微薄，工作艰苦，而且得不到尊敬，只会受到另眼相看，忍受耻辱。其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应该在家照顾父母、家庭，教育弟妹，她们可以做慈善事情，但是不能进入劳动市场参加有偿工作。任何妇女只要接受有偿工作就会被排斥在社交圈外。奥斯丁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任何女主人公找工作，只有《爱玛》中的费尔菲克斯面临找工作谋生的问题，她的唯一选择是当教师，可她却把它和奴隶贸易相比，感叹家庭教师的命运还不如被贩到美洲的黑奴!不仅小说中如此，现实中的奥斯丁对家庭教师的态度也无二致。她在信中谈到她外甥女们的家庭教师时，怜悯的口吻跃然纸上：“可怜的人!我同情她”。[14]
除了职业限制，妇女还受到经济方面的限制，这无疑加剧了妇女的困境。法律规定妇女不能继承房地产，房地产只能由男性继承。[15]4所以在《傲》中，班纳特先生既有妻子又有五个女儿，地产却只能由素不相识的远亲柯林斯来继承。虽然女性可以继承钱，但是数目却远远少于男性。如《傲》中，彬格莱每年有四千到五千镑的收入，而他的妹妹一生只有两万镑；达西每年一万镑，他的妹妹一生只有三万镑。由此可见，男性在经济上占绝对优势，而妇女却受到很多限制。经济方面的限制使得中产阶级女性为了将来生活舒适，不得不为自己或女儿积极寻找有钱的丈夫。《傲》中的夏绿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由于“在当时的婚姻市场中，25岁的女人要比20岁的年轻小姐出售几率低”，[16]所以夏绿蒂深知自己不爱柯林斯先生，也清楚柯林斯不爱她，但还是鼓励他求婚，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财产打算”，[15]15她“明智”地看到“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她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饿”。[15]87事实上，像夏绿蒂这样的女性比比皆是，她的命运具有普遍性，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女性。这种普遍性充分反映了妇女在婚姻这个“市场”所遭受的压力，她们不得不与世俗的价值观妥协，选择结婚这条“仅有”的体面出路。
二 人口与社会
女性把结婚当作唯一生活出路的情况下，结婚是必要的，但实际上“18世纪女性若没有嫁妆找丈夫要比独立生活养活自己还要更加困难。”[4]30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没有嫁妆，父母们为了争夺有钱男性相互竞争，在《傲》中我们便看到：班纳特太太听说“每年有四五千镑收入”的有钱单身汉搬来，立刻计划着把女儿嫁给他，她软硬兼施要丈夫拜访这位彬格莱先生；通常不拜访新邻居的威廉爵士夫妇也决定拜望彬格莱先生，因为家有女儿待嫁；班纳特太太把郎格太太视为敌人，因为郎格太太有两个亲侄女待嫁。小说中还有围绕另一有钱单身汉达西的竞争：彬格莱小姐用尽手段想抓住他，咖苔琳夫人一心想把女儿嫁给他，同时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他更是倾心爱慕，竞争可谓异常激烈。可见当时嫁女确是件非常困难之事，因此班纳特太太把嫁女儿视为其一生“最大的事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男性的争夺暴露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从18世纪起，女人的数量比男人多”。[17]19世纪的情况亦如此(如图)。仅以1801年为例，女性人口约比男性多40万。
表1 1801-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按性别)[7]5
（单位：千）
年份
男
女
女/每1000男性
1801
4255
4638
1090
1811
4874
5291
1086
1821
5850
6150
1051
1831
6771
7126
1052
1841
7778
8137
1046
1851
8781
9146
1042
1861
9776
10290
1053
1871
11059
11653
1054
1881
12640
13335
1055
1891
14060
14942
1063
1901
15729
16799
1068
不仅男女总数比例悬殊，而且适婚人口情况对女性也不乐观。18世纪以来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男人对妻子的依赖较之农耕时代大大减少，妇女的经济价值随之降低，多数男人也不再指望通过获取嫁妆来提高经济地位。这些因素促使许多男青年的结婚年龄推后，加之战争造成男性人口下降，英国一度出现单身婚龄女青年过剩的现象。[18]另据派克(E。Royston Pike)在《维多利亚黄金时代人口资料》(Human Documents of the VictorianGoldenAge)中的适婚人口数据显示：“在1851年，英国10岁以上女性人口约8 155 000，男性约7 600 000。如果女性要想照约定俗成结婚，显然男性的数量短缺很多。”[19]按照这个数据，1851年女性适婚人口要比男性多出55万。
在这个女性嫁人比较艰难的时代，对男性的竞争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剩女”的数量之多导致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如果她们嫁不出去，为了生存而走向歧途——有可能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所以，整个18世纪，“礼仪”书籍都是直接针对女性写的，虽然这些书大多教导的是温顺、孝顺、贤淑等“妇道”美德，但是每本都不例外地强调“谦逊”(modesty)的至关重要性，其实这是“贞洁”的委婉同义词。[4]30除“礼仪”书籍外，文学作品也同样起着告诫和教育作用。18世纪的文学家相信文学的教育作用，后人称之为“教育文学”。既然是教育文学，它必然有榜样的作用，会被人模仿。法国批评家福柯认为，知识的制度化是权力的工具和载体。主导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及其间的关系都体现在各类知识中间，知识甚至是这种力量关系的结晶。知识又由各种出版物和媒体传播到个人，影响他们的观点，左右他们的行为。所以，人们对书籍和各种媒体产品的消费是社会权力中心辐射其力量、左右人们言行的重要方式。[20]193由此可见，书籍对人们观念的影响。由于18世纪教育文学在题材上与女性联系紧密，拥有大量的女性读者，小说则是中产阶级女性阅读的主要形式，所以小说成为女性读者了解并接受当时主流思想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婚姻爱情方面。以里查逊的《帕美拉》为例，贯穿他作品的一个中心问题是适龄未婚女子的贞操与美德，其副标题《美德有报》就体现了女性因贤德最终获得丰厚财富和美满婚姻的思想指向。此书出版后，帕美拉即成为女性模仿的典范。
奥斯丁像其他18世纪的作家一样，相信文学的教育作用。她与理查逊一脉相承，讲述女性的婚恋问题。在她的作品中，嫁女仍是首要但困难的问题，这说明困扰理查逊的女性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奥斯丁没有直接写女性贞操问题，但是她六部小说中的所有女主人公都是因美德而得到金钱、地位、爱情，以结婚为结局，这说明作者实质上是通过小说的教育作用为“剩女”提供出路：具有理性美德，像《理》中的埃莉诺和《傲》中的伊丽莎白，才能最终获得幸福；若缺乏理性，被感情左右，像《傲》中的丽迪雅和《理》中的玛丽安，结果只能是名誉扫地。这样的“美德有报”与理查逊强调的贞操问题虽有所不同，但和理查逊一样，客观上鼓励了当时的女性读者认可并接受她所倡导的社会道德观。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并完成了一个社会行为，那就是为女性提供婚恋的建议与帮助，并向她们传播自己的思想意识，尤其是有关妇女行为品德方面的观念。最终作家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文学为女性读者树立良好榜样，供其模仿，同时塑造反面角色，让读者引以为鉴；通过文学教育广大女性，让她们相信美德终有好报，客观上使其洁身自好，避免走上歧途而成为社会中的不良因素。
综上所述，奥斯丁的作品看似温文尔雅，但却反映出中产阶级女性必须结婚的社会经济原因，为读者展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在教育、经济、就业等多方面受到的限制，借此体现了她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然而，如果说她是女权主义者未免有些过分，因为面对社会问题给妇女带来的种种困难，她的答案不是挑战和消除这些问题，而是保守地认为女性会因美德而得到报偿，以求得幸福。在奥斯丁看来，妇女的出路不在改变不公平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而在于寻找合适的男人。这是她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思想的保守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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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33卷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