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诗歌大国，写诗在当时是一种流行，不仅是我们熟悉的诗人，一些王公贵族、僧人道士、甚至是普通妇女，大家都爱写诗。但是，文学作品只是被生产出来还不够，还要被读者接受才算得上真正完成了。在没有网络、甚至印刷术都不太发达的唐代，诗人写完诗以后是怎样传播的呢？
我想以中唐诗坛上特别火的两位诗人白居易、元稹为例来剖析唐诗的传播方式。（关于唐诗分期的问题，可参考我前面写的文章）白居易（772-846）与元稹（779-831）在当时就被并称为“元白”，且他们突破了“文人相轻”的怪圈，哥俩从开始结交以后维持了后半生的友谊。
贞元十年（794）两人同登书判拔萃科，元、白结识。从此，相差7岁的白居易、元稹强强联手，在中唐诗坛上杀出一条血路。这哥俩在当时有多火呢？
可以说，这两位，不仅在民间有声誉，而且都是皇家官方认证的才子。
《旧唐书》中说唐穆宗还在东宫为太子时，周围的女性就特别喜欢元稹的诗，把他的诗谱成曲传唱，当时宫里的人称其为“元才子”。
《旧唐书·元稹传》也说：“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阔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洛阳纸贵”是说东晋赋作家左思的《三都赋》被争相传抄，后来被引申为文学作品受欢迎。元稹的诗歌也曾导致过“纸贵”，可见元稹的诗歌也真的是爆款。
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中有四句诗这么说的：“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看见没，白居易可是官方认证的“诗仙”。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也就是说，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大家都爱吟咏白居易的诗，真的诗挺流行的。
正所谓，“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这两位因为诗歌而走红，不得不让我思考，他们的诗歌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途径传播的呢？
唐以前，驿站的主要功能是传递文书，到了唐代，驿也具待客功能，给送公文的人或出差官员提供中途换马或暂住的地方。统治者对驿站非常重视，“每年一小税，共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
所谓“馆驿题诗”，就是将诗书写在驿馆中能展示的地方，一般是墙壁、厅壁。壁上题满以后，柱子、门窗、屏风、器具上也可以满足诗人的书写愿望，有些驿馆工作人员还备有诗板。能一气呵成的就直接书写，一气不呵成的可以先作个草稿。其实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流行的“营销个人品牌”的方式，驿站上可以供写诗，就相当于免费的“广告牌”。“广告牌”虽然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我们可以想见，在驿站那种地方，人流量是相当大的，这就帮助一些诗歌快速传播了。
当然，在驿站题诗也不仅仅是想要求“诗名”，有些人还想求“功名”，万一这人来人往中有什么权贵呢？从诗中展现的才华被看上以后就有可能会走上仕途，从此前途一片大好。（前面我讲过唐代做官不是完全要靠科举及第的，权贵推荐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还有因“贬谪”而在驿站歇脚的人，这些迁客骚人，看到驿壁，创作之火大概会更强烈。
说回元白。两人虽然自从同上榜结为挚友，而实际上，二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哥俩一直在“错过”：元稹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士曹参军，白居易在长安；元和十年二月，元稹返回长安，三月又被贬通州；元和十年七月，白居易贬江州司马时，元稹当时在通州；元和十三年，元稹移虢州长史，白居易移忠州刺史，两人赴任途中相遇，聚了三日；元稹出为同州刺史，旋即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此时白居易求为外任，在杭州刺史任上；大和三年九月，元稹诏为尚书左丞，在长安任职；大和四年正月又出任鄂州刺史兼武昌军节度使，一年后暴死于武昌，而白居易从大和元年到元稹死，一直在洛阳。
那么，维系两人关系的，就是驿站题诗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的年代，这两人每到一地的驿站，下马第一件事就是找对方的诗。且看：
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元稹《见乐天诗》：“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
寻到好友的诗以后，如果有感而发，就可以当即再附和一首，不得不说，这也是二人进行唱和诗创作的一种场景。
这种交往方式还是很让人百抓挠心的，正如元稹《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说：“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见了你的诗固然欢喜，但还是不如见了你的人好。
言归正传，驿站题诗对于诗歌的传播有怎样的效果呢？可参考一下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写的一段：（白居易的诗）“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当然，前面那段说元白两人总是错过，其中也可见二人经历的地方之多，那么二人在不同的驿站题诗，对于诗歌的传播相当有好处。
白居易喜欢作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自称“诗魔”，一直写写写，写不停，而且更喜欢和别人对诗（或者说和诗）。
白居易和诗的对象，大多是同时期文坛上的知名人物。有诗人元稹、刘禹锡、张籍，骈文名家令孤楚，散文大家韩愈等。当然最多的元稹，《旧唐书·白居易传》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可见，元、白二人在当时算是文坛领袖，而且相处和谐，二人对诗比的是才华，不搞人身攻击之类的。白居易还有另一个好朋友兼诗友，“元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刘、白二人虽是同年生人，早些年刘禹锡因“永贞革新”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好些年，所以刘、白二人正式“交锋”的时间较晚。）
本来这些参与和诗的人文学素养就很高，像白居易这样的“诗魔”就尤其喜欢棋逢对手的感觉。
元稹说：“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上令狐相公诗启》）
白居易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刘白唱和集解》）
这一类的诗，从题目就能看出来，比如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其中末两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成为名句；元稹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其中有两句“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隔空表达了对好友的挂念；白居易《闻歌者唱微之诗》：“时向歌中闻一句，未容倾耳已伤心”听到歌女在唱元稹的诗，触动了诗人的内心……
和诗对于诗歌传播有什么作用呢？至少说，和诗的对象就是首先一批的接受者，而当和诗对象再次作出新作品时，他又变成了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和诗，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引领了一时之潮流。“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此语境下仿效的是“元、白二人和诗”），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元稹和白居易两人还有编辑整理这些诗集的意识，这也是元、白二人诗歌得以系统传播的原因。回想起李白曾经三次托人整理自己的诗歌，杜甫的诗歌是在死后散轶很多。（而说起杜甫诗的整理编辑，元、白二人必须拥有姓名。）
我们都知道白居易作诗力求不识字的“老妪能解”，因此便采用“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的写作方式（《新乐府序》），所以，即便这组《新乐府》（讽谕诗）是把皇帝定为第一读者，但是同样注重通俗性。白居易有时还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这样诗歌就更加容易传诵。即便是1000多年以后的我们读白居易的诗，也很少借助于注释。清代袁枚称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续诗品》），清代赵翼也评价白诗“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瓯北诗话》卷四）。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提到：“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即白居易）、微之（即元稹）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这段话中足以见元、白二人诗歌流传程度。只是“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一句则说明元稹这个人，大概是作品比较红，人不太红。
传诵过程中如果可以传唱，那么传播力度就会更大。我们知道，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从诞生之日始，就与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诗歌与音乐的这种暧昧关系导致：一方面，可以唱的诗增强了诗歌在听觉上的表现力，传播效果剧增；另一方面为了配合音乐，诗歌也要押韵、通俗适合演唱顺口，这就增加了诗歌的受众。
自唐高祖武德时宫中设立专门掌管宫廷歌舞的教坊，从此教坊逐渐完善、增多，其中有大量的乐工，天宝年间文艺皇帝唐玄宗又设置了“梨园”；此外王公贵戚和五品以上官员可蓄养歌妓，地方州县有官妓，民间也有各种擅长歌唱的歌妓。这样似乎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播系统。
相传在盛唐时期王维曾假扮乐工，给玉真公主献唱诗歌受到赏识就被推荐为状元。中唐时期诗人李益，其代表作《夜上受降城闻笛》一诗“天下亦唱为乐曲”。白居易喜欢音乐，“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的生活环境让他非常不适应。而他的诗同样与音乐结合得很好，他在《与元稹书》中提到：“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歌妓因为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而提高了自己的身价。由此可见白居易诗歌在当时音乐圈的流行。
讲真，元、白二人驰骋诗坛，想要写诗，本来是有一定的目标的——他们引领新乐府运动，认为诗歌应该具有对上“补察时政”，对下“泄导人情”的作用。因此，他们用新的乐府题目写现实题材，以此讽谕时政。所以说，他们更看中那些新乐府诗歌。而实际上，比较受欢迎的作品更多的是他们穷极声韵的“次韵相酬”的诗歌以及感叹自身遭际的“小碎篇章”。
对此，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
前面讲过他们的和诗引起了潮流，而实际上，他们的和诗因为对象都是挚友，所以大多书写的就是真性情、真想法，再加上他们作这类诗歌时特别注重声韵技巧，所以这些诗歌艺术性很强；而那些感慨自身遭际的“小碎篇章”因为说出了不得志的文士们的共同心声所以也很受关注。（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不够完善，通过科考走上人生巅峰的还是很少的。）
当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元、白诗中还包括部分抒写男女爱情的艳情诗，这一类型的诗歌更加具有娱乐性质。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联想当今流行的歌曲大多都是写“爱情”题材的；娱乐市场的影视圈也是如此，无论拍摄什么样的题材大多都会用言情戏包装一下。由此可见，谈恋爱的戏码从古至今都是相当有市场的。
正如李肇在《国史补》中所说：元和年间人们“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这里的淫靡，说的就是元稹的艳情诗。来，感受一下：裙裾旋旋手迢迢，不趁音声自趁娇。未必诸郎知曲误，一时偷眼为回腰。（《舞腰》）
其实，白居易《长恨歌》的流行也与其中挖了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脱不开关系。即便是当时一流的诗人，他们也要或多或少地迎合市场。
唐诗的传播渠道非常广泛，还有诸如抄写、干谒献上、归隐以退为进等多种渠道，大多数诗人对于自己的作品传播还是非常主动的，他们已经有意识或在当世成为“爆款”，或留于后世成为“经典”。那么，如何把作品传播出去就很能体现诗人的想法了，而元、白二人的诗名很大无疑具有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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