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帝国哲学的首要问题是皇帝的合法性。由于依附于政治，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产生了诸多的流派。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一个前朝的混混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皇帝？如何从人心所向的诸侯体制转变成人们普遍认为失败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叔孙通强调用礼仪来固化统治者的地位，通过对礼仪的刻意强调，去降低、侮辱每一个臣民的人格，来彰显皇帝的权威。他的尝试虽然短期有效，但长期却失败了。
法家和道家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人们的适应之上，只要经过几十年，人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就会接受刘氏做皇帝。但在如何维持政体上，法家采取了加强权力的做法，而道家采取了放松控制的做法。
法家和道家在汉初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于是，儒教登场的时机到了。
儒教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陆贾和贾谊，陆贾初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儒教理论，却由于强调无为，仍然归于道家；贾谊综合了陆贾的“仁义”与叔孙通的“礼法”，希望积极干预社会，却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无为而治，怀才不遇，英年早逝。
任何一条狗都有属于它的那一天。
这句话在一个叫作叔孙通的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叔孙通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山东省滕州市。在秦汉时期，虽然春秋战国的各路诸侯已经被统一，可是人们仍然习惯于把这些诸侯国当作各自的籍贯，而各个地方也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特色。比如，叔孙通出生在当年鲁国的薛县，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儒学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一直保留着礼仪之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面临战争的窘境，人们也习惯于磨磨蹭蹭奏着乐、讲着礼，从容地迎接战争的到来。
叔孙通在鲁地接受教育后，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机会。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需要各地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叔孙通受到了征召，前往秦朝都城咸阳担任待诏博士，相当于皇帝的候补智囊。
数年后，秦始皇死了，他的儿子秦二世无力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秦朝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当陈胜从楚地的大泽乡打出反秦的大旗后，秦二世慌了，连忙召集几十人，开了一次智囊团扩大会议，叔孙通也有幸列席。
智囊们议论纷纷，出谋划策。但吊诡的是，他们并不着急告诉皇帝如何镇压反叛，而是为了两个词语吵起了架：陈胜反秦到底是一次谋反大乱（反），还是普通的盗贼小乱（盗）？
现代人看来，当陈胜起事后，朝廷不首先发兵，而是争执这是一次“反”还是一次“盗”，如此唯名论显得很荒谬。但在秦朝，这样的区分和法律有关，根据规定：如果是谋反，那么秦朝必须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如果只是盗贼，那么中央就不用调兵，而是由秦朝的地方政府（郡县）组织“地方警察”一捕了事。区分“反”还是“盗”，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职权划分问题。
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谋反，需要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只有叔孙通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群盗贼，地方政府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不需要动用中央军。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的理解，需不需要动用中央军要根据陈胜军队的规模而定，如果预感到地方政府对付不了陈胜，就要赶快动用中央军。
但当时的儒生们不管持有哪个观点，都没有去考察“陈胜军队的规模”这个事实，而是从教条上寻找支持。比如，认为这是一次谋反的人是这么论证的：凡是人臣，就不应该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此种行为，就是谋反。而陈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应该被认定为谋反，杀掉。既然是谋反，就要动用中央军。
叔孙通的论证则是：秦朝统一后已经天下一家，连全国的兵器都已经没收了，中央政府也早已宣布天下不再用得着兵器，已没有战争。既然没有战争，皇帝又如此英明，法令又这么明晰，官员这么称职，怎么可能会有谋反？既然不是谋反，就只能是盗贼而已。既然是盗贼，那么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皇帝仍然吃喝玩乐就是了。
秦二世本来就不愿费神处理政务，叔孙通的说法正好符合他的本意，于是皇帝大喜过望。这时摸准了皇帝心思的人纷纷改弦更张，赞同叔孙通的观点。到最后，所有认为是“反”的人都被抓起来坐牢，所有认为是“盗”的人都没事。叔孙通则获得一件衣服和二十匹帛的赏赐，还从候补博士转正了。
叔孙通离开皇宫后，预感到秦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连忙逃走。而听了他计策的秦二世稀里糊涂丢掉了江山。就这样，叔孙通的第一次机会灰飞烟灭。
离开了长安的叔孙通试图寻找其他的机会，他首先回到了家乡，家乡人民已经投降了起义军。这时首倡起义的陈胜已经死去，起义军最强大的人物变成了项梁（项羽的叔父）。项梁树立了一个傀儡，是楚国王室的后代熊心，尊他为楚怀王。叔孙通决定撞他的大运，跟随了项梁。
但不久，项梁在战争中被秦国将领章邯大败身死，叔孙通只好卷起铺盖投靠了楚怀王。后来，项梁的侄子项羽击溃了秦国，成了西楚霸王。楚怀王这个傀儡用不到了，被贬斥到了现在的湖南郴州，最后被杀死在那儿。叔孙通只好再次寻找下家，投靠了项羽。
但不幸的是，叔孙通投靠项羽不久，项羽的老对手刘邦就趁着项羽进攻北方齐国的空当，率军直捣项羽的老巢，占领了西楚的首都彭城。
叔孙通此时看准时机，认为项羽已成末日残阳，又转身投靠了刘邦。
更不幸的是，这次叔孙通又看错了局势。当项羽听说刘邦偷袭了彭城后，立刻挥兵南下，直指彭城。而刘邦此刻却在彭城整天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结果兵败如山倒。刘邦仓皇逃出彭城，一路上危险重重，刘邦为了要加快逃窜的速度，甚至要将自己的老婆、孩子从车上踹下来。
刚刚投靠刘邦的叔孙通此刻傻了眼，他不可能再投靠项羽一次，这可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随刘邦逃走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投靠的主子是个来自楚国地域的痞子，尤其见不得读书人，一见穿着儒生袍子的人就厌烦。叔孙通整天长袖阔带，高髻大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为了迎合刘邦，他只好换上楚国的短衫，来讨得刘邦的欢心。
此刻，叔孙通已经跌到了人生低点，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更换主子，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块好肉。当年，他出来时耀武扬威地带来了弟子百余人，都希望通过他获得一官半职，但被他打消了念头：如今人家需要的是打仗的，你们这些文弱书生靠不上边。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本人在刘邦的心目中也人微言轻，只不过混口饭吃而已。
就在这时，这个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五姓家奴（甚至有人说他侍奉过十位主子）却突然转运了，因为战争结束了……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被边缘化的叔孙通突然求见汉高祖刘邦。此刻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彻底击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在定陶称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一派祥和景象，总是添乱子的叔孙通又有什么事要求见刘邦呢？
原来，他发现了刘邦体制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没有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汉代最初的体制是继承项羽的分封制。在项羽灭秦后，由于参与对秦战争的将领大都有六国的血统，而人们在对抗秦朝的中央集权帝国时，往往憧憬着回到过去的战国时代，项羽尊重了当时的思潮大肆分封诸侯，不过由于需要照顾的人很多，项羽的分封把原来七国的界限碎片化了，一共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十九个国家。比如，原来的齐国分为三个国家（济北国、齐国、胶东国），韩、赵、魏、燕四国又各分为两个国家（依次为：河南国、韩国；常山国、代国；殷国、西魏国；燕国、辽东国），秦国和楚国的地方最大，各自分为四个国家（依次为：汉国、雍国、塞国、翟国；西楚国、九江国、临江国、衡山国），其中项羽的西楚就出自楚国。
在项羽的理想中，世界并不需要统一，只需要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分为许多国家，各自为政，再由一个如同春秋五霸那样的“霸王”进行总的约束。这一点很像现在的国际秩序，世界上有很多互不隶属的国家，但美国试图作为“霸主”维持着世界秩序。
与现在的美国类似，项羽理想中的“霸王”，也不能随便干涉各国的内政，只是负责监管国际的秩序。只有国际之间发生了战争，或者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战，需要国际调解，西楚霸王才能出兵介入。
项羽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最大缺陷是，这个秩序过于碎片化。建立不久，诸侯国之间纷纷开始打仗，国内也出了乱子，把西楚霸王忙得一塌糊涂，也无力维持秩序的稳定性。诸侯王们对这个霸王的积怨越来越深，刘邦立刻钻空子联合不满的诸侯，一同出兵，经过鏖战击败了项羽。
由于刘邦知道项羽式国际秩序的缺陷，在建立自己的秩序时，竭力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他知道，如果自己还是一通分封诸侯，然后退回到关中当另一个霸王，那么迟早会和项羽一样被诸侯们拖累死。
刘邦心目中的秩序是秦朝式的，由一个君主（皇帝）统治中国所有的土地，在皇帝之下都是听从皇帝指挥的中央官吏和地方派出官吏。这些官吏都不是世袭的，必须由皇帝任命。在击败项羽后，刘邦随即称帝，就是为了建立这样的新秩序。
但无奈的是，刘邦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不得不求助于许多诸侯和将领，为了安抚他们，必须保留若干个诸侯国家当作犒赏。这样，刘邦早期的汉帝国实际上既不是项羽式的，也不是秦朝式的，而变成了周王朝式的。刘邦控制了关中（陕西）地区、四川地区以及一部分函谷关以东地区的领土，这部分土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在南方、东方、北方，仍然有一些不归中央政府管辖的诸侯国。
这些新诸侯中，最强大的是刘邦的三大功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些人成为诸侯之后，并不理解刘邦心目中的秩序，他们大都经历过项羽的分封时代，仍然以为世界秩序会恢复成又一次的诸侯制，只不过霸王的人选换了，从项羽换成了刘邦。
诸侯们认为，虽然自己对刘邦有朝贡的义务，却可以独立统治诸侯国，并享有这些国家的税收权和军事权。
所以，刘邦的皇帝和秦国的皇帝并不是一回事，秦国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皇帝通过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每一寸国土，而刘邦担任的皇帝却只控制了一部分领土，无缘控制诸侯国。
即便在刘邦的中央政府内部，人们也不知道皇帝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当年的大将本来就是粗人出身，他们以为自己和皇帝分享政权，仍然把他当作带头大哥。在刘邦飨宴群臣时，大臣们喝醉了酒大呼小叫、互相争功，说急了眼就拔出剑来拍打柱子，这些行为让刘邦感到头疼不已。
从骨子里，刘邦羡慕的是秦朝的规矩。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周游列国时期，经过刘邦家乡时，刘邦曾经在路边见过秦始皇的队伍，并发出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可是现在，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他的队伍却仍然如同老农民，人们对他没有尊重之意，而他的诸侯也不理睬他，独自管理着自己的地盘。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秦始皇的尊严，是这个当年的小亭长最关心的问题。
叔孙通正是看到了这一幕，才求见刘邦，为皇帝出谋划策的。
他根据在秦朝任职的经验，认为要解决皇帝地位的问题，必须首先从礼仪做起。要制定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在仪式中突出皇帝的地位，贬低甚至侮辱群臣，让他们逐渐习惯皇帝的威严。叔孙通的看法是：儒家不可以打天下，却可以守天下，既然天下已经太平，那些武将就没有用了，现在正是重视他这种儒家，制定繁文缛节的礼仪的好时机。
汉高祖听了他的建议，并不太感兴趣。他担心礼仪不管用，他的臣下里文盲很多，灌输给他们礼仪，能办到吗？但刘邦又觉得不妨让他去试一下，只是嘱咐他要简化一点，让文盲们能够理解。
叔孙通退下来，到家乡去寻找当年跟随他的儒家弟子们。虽然有人不相信这个善变的人有什么出息，但仍然有三十多人决定碰一碰运气，跟随他来到了首都长安。
在长安，他又寻找了几十个人，凑够了一百多人，开始研发他的“春秋大礼”。在儒家系统中，推崇的是周代的礼仪，而实际实行的则是经过孔子和其弟子改造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叔孙通并没有见过周代礼仪，对春秋战国也知之不多，但由于他在秦朝宫廷任职，对于秦朝的礼仪却是清楚的，结果，汉朝的礼仪就带上了严重的秦朝味儿。
为了受到重视，叔孙通全力投入制礼的活动之中。他带着他的一百多人来到野外的空地，扎上草人当作皇帝和大臣，再拉上绳子充当道路，一百多人每天在草人和绳子间折腾着作揖叩拜，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有了模样。汉高祖亲自观察过后，觉得以自己和大臣们的智商可以跟得上，才下令群臣开始跟着排练。
到了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这套由叔孙通制定的大戏终于有了表演时机。这时，恰逢长安的长乐宫建成，大臣们在十月（汉代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纷纷前来宫殿内朝贺，按照原来的传统，朝贺大会必将一片喧哗，如同赶集一般热闹。但这一次，情况却有了变化。
按照叔孙通的设计，从早上开始，群臣们就要到殿门外等候召见，进行一系列的仪式。接着群臣排着队被引入殿门，宫廷中还陈列着车马步卒，张开旗帜，守卫着皇帝，把他与群臣隔开。群臣一路小跑到殿下，分成两列，文臣在东方面朝西，武将在西方面朝东。在群臣就位的过程中，有人专门传口令指挥。到这时，刘邦再坐着敞篷轿子出来，坐在殿上，而百官们纷纷按照规则进行朝贺。
朝贺完毕，还有法酒礼，大臣们在殿上挨个儿给皇帝行礼祝酒，祝酒的次数也有规定。如果谁的动作没有跟上出了差错，立刻会被现场执法的人给请出去以示羞辱。
事实证明，刘邦担心他的文盲下属不能行礼是白担心，实际上，文盲们更容易行礼，他们不会像文人一样问为什么，只懂得照着做。在依样画葫芦的过程中，文盲们突然间领悟了皇帝不是哥们，是主子，不是人，而是神的道理。
在一片森然之中，刘邦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威严。从此以后，他们必须习惯皇帝的高高在上，也必须习惯对着皇帝磕头作揖，并随时战战兢兢。
当韩信等人以赫赫战功而青史留名时，叔孙通就以这次古怪的仪式而登上舞台，并受到了重用，当上了太子太傅。等刘邦死后，作为老臣的叔孙通更是倚老卖老，他不再是跟随秦始皇、秦二世、项羽的战战兢兢的小人物，而是不断地以礼法的名义干预国政，成了汉代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叔孙通的仪式真的能给新生的汉政权带来稳定吗？这却未必，它实际上让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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