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学玲 单承彬
琉球道教文化起自闽人三十六姓迁居琉球。
闽人三十六姓是道教文化进入琉球最直接的传播者。琉球国史记载，“明洪武壬申（1392），敕赐闽人三十六姓以敷文教于中山，兼令贡典。”闽人三十六姓的落户，对琉球社会的移风易俗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于万历年间，上疏恳请明朝再赐华人入居琉球。亦有人推测，闽人三十六姓中就有精通易术之人，抛开这个不论，单就道教活动本身与民间习俗的密不可分，迁来三十六姓的日常生活一定带了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如后来广泛流布于琉球的“泰山石敢当”就是由三十六姓自福建携入，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再进而传入日本本土。
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蔡温（资料图 图源网络）
所以琉球史家伊波普猷所著《孤岛苦之琉球》曾云：“冲绳道教思想浓厚，实因三十六姓华裔移民而起。”而作为文化传输的重要途径，迁入人口的繁衍生息又保证了文化的持续发酵，从而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稳定而深远的影响。据《久米村家谱》记载，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蔡温于1708年赴闽学习风水地理，后来成为琉球著名政治家，被后人列为“琉球五伟人”之一。当时，琉球曾有迁都的动议，他著《三府龙脉记》考察风水，论述玄理，最终说服了有迁都念头之人。
中国与琉球间的使节交流，以及琉球派遣的留学生促进了道教传播。
官方交流也是道教文化传输的重要途径之一。明清两代凡二十五次遣册封使至琉球岛，“去必仲夏，乘西南风；来必孟冬，乘东北风”，每次逗留半年，甚至“腧年始返”，正副册封使率领的“文化使团”，囊括了“医画、书办、门皂、行匠”，以及“饮食、物用、弓矢、器械之类，观星占风、听水察土、医卜技艺之流”。此外尚有“僧道各役”负责具体的法事：“命道士举醮祭桅”，“道士取旗祝之，噗以酒，合口同言‘顺风吉利’”，“于是令僧道设醮施食”。
清朝派遣至琉球的使节（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另外，琉球在明清两朝共向中国派遣20多批官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立功德于国者类班班可谱”。中国政府对他们又优渥有加，“外国贡使至京师，皆有防禁。五日一出馆，令得游观贸易，居常皆闭馆不出。惟朝鲜、琉球防之颇宽。”数百年后，仍可以想见这批年轻的学子是怎样新鲜而惊奇地游览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又是怎样把赛龙舟等民间习俗带回了琉球。
另外，琉球国经常以各种名义遣使至华，据日本学者赤岭诚纪《大航海时代的琉球》统计，明清以来，琉球贡使团来华多达884次。使团以中国政府所设福州柔远驿为落脚点，“朝贡往还，止闽动阅三岁；闽又有存留馆，留馆通事之从人多秀才假名入闽以寻师者。或寓闽数年而后归，日与闽人为友。”
少则200—300人、多则600—700人的琉球使团留驻福州数月或更长的时间里，不仅从更深、更宽广的层面接触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道教文化。而且不少使臣更是肩负着政府规定的特殊学习使命，《琉球国由来记》“风水”栏记载，康熙六年丁未（1667），琉球派遣周国俊为留驻福建琉球馆的通事，“到于闽学地理”地理即所谓堪舆，是道教风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舟楫交流，特别是在占风观星等航海经验上的共享，促进了道教传播。
民间舟楫交流对道教文化的传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隋初陈棱等人抵达琉球列岛时，“（琉球）人初见舡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说明之前定有不少中国人到琉球岛进行贸易活动。降至明清，“通番禁弛”，民间远航与东亚、东南亚诸国进行私下贸易的现象更为普遍。
繁荣的那霸港（资料图 图源网络）
大海汪洋，覆溺之患时时有见，无论华人飘风滞留琉球，或是琉球难民漂至中国海岸，对方都会积极救助，甚至无偿派人护送归国。劫难之后，大家一边总结占风观星等航海经验，一边加倍虔诚地祭祀各路神祗，这客观上也起到了向琉球传播道教文化的作用。
“对于日本本土来说，冲绳是边境。冲绳地区由于历史上多有中国沿海渔民登岛、避风、增补给养等，同中国的交往关系密切程度远远超过日本国本土，因此，中国文化乃至于道教文化的影响比起日本本土当然要广泛得多和深刻得多，而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接受过来的文化都同冲绳文化结合在一起。”
琉球本身即有神仙信仰，因而道教能很快落地生根。
琉球汲纳道教文化，除了外在的客观原因，更有深层次的文化因由。琉球自古是多神信仰的国家，而中国道教本身也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巫女制是琉球原始宗教的特色，道教发端之初，吸收了大量楚国原始巫俗。琉球敬仙人，“虽无道士，却敬神仙”，道家尊崇“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出尘人物形象，这也是道教在琉球传播开来的又一原因。
琉球末代国王尚泰（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因与琉球列岛历史上固有的信仰与传统相契合，道教文化传人琉球很快就落地生根，茁壮萌芽，其间并没有遇到什么摩擦与抵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文化总是从高到低顺序流动，作为明清两代王朝的藩属国，“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歆慕中华文明，浸染在汉文化圈500余年，裹挟在汉文化里的道教文化自然而然也就传播并被琉球社会接受。
明清海禁，琉球的朝贡贸易是少数被中国官方认可的对外贸易之一，“番舶转贩于夷者无虑十余国”，琉球不仅成为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及海外诸国货物交流的中转地，中华文明与意识形态也通过琉球播往海外。同时，明胡惟庸案件之后，太祖列日本为“不庭之国”，断绝了与日本的正常往来，清延明制。所以我们也应该重视到明清期间，琉球国在中日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对话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道教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一文整理、节选发布，作者李学玲、单承彬，选自《世界宗教文化》期刊，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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