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李鸿章主持晚清外交40余年。李鸿章成名之后，没做过朝臣，更没入过军机，有时在总理衙门大臣中能找到他的名字，那也是兼职。从理论上讲，总理衙门就是晚清的外交部，但是，总理衙门大臣，却都是兼职，有的时候，能有几十个之多。真正管事负责的，是同时为军机大臣的王大臣，即亲王级别的人物，比如恭亲王奕訢和醇亲王奕譞。而李鸿章的本职，是地方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反正无论怎么排，都论不到李鸿章。
教科书不靠谱的地方很多，但这句话却说得不离谱。虽然说，直隶总督，从纯理论上讲，也是中央官，挂着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衔，但在清朝实际上就是直隶地方的number one，老大，相当于今天河北省的省委书记。李鸿章以一个地方官的身份，长期主持一国的外交，听起来是有点奇怪。
这里头的名堂，有制度上的。自打直隶总督兼了北洋大臣之后，在职务上，多少会染指外交通商事务，而且，像李鸿章这样的中兴名臣，还会兼一个总理衙门大臣的头衔，插手外交，也不算捞过界。但更重要，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个纯个人的因素——李鸿章不怵洋人，见洋人，就跟见中国人一样，该怎的，就怎的。
自从总理衙门成立之后，事务日繁，清政府原本打算对付洋人，建一个临时机构的如意算盘，最终落了空。总理衙门变成了一个但凡涉及洋人洋务就得管的超级机构，但是，从王大臣奕訢算起，所有的大臣，见了洋人都打怵。晚清的满人，对儒家礼仪演习得不错，彬彬有礼，但就是见了洋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但有交涉，所有大员都看着王大臣，王大臣看着天花板。他说一句，大家和一句，洋人根本不得要领。
所以，洋人公使来衙门办事，只要李鸿章不在，一定吵成一锅粥，什么事儿也说不清楚，洋人也不把王大臣当回事。只要李鸿章一到，喧嚷的厅堂立刻安静下来。李鸿章慢悠悠地抽着水烟，用他那长长的带着银饰的指甲挖挖鼻孔，挖出来的鼻屎，还让仆人装在一个银盒子里。咳嗽一声，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话，然后，中外交涉就可以进入正题了。
于是乎，在中国人看来，只有李鸿章能镇住洋人。在外国人看来，只有李鸿章能谈明白事儿。所以，只要是中外交涉，大一点的议题，都非得李鸿章来不可。连马关条约，原本朝廷派了张荫桓去，但日本方面坚持一定要李鸿章来，一方面是羞辱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李鸿章来谈，才能谈得比较明白。这样结果，客观上造成了晚清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签字者都是李鸿章，所以，后人骂他是最大的卖国贼。其实，就当时而言，他如果不签，别人也得签，说不定别人来办，中国方面损失更大。
不过，李鸿章自己，似乎也乐意干这事儿。直隶总督衙门在保定，北洋大臣的衙门在天津。天津开埠之后，繁荣得突飞猛进，由于有洋人租界的榜样，城市建设，也有模有样。所以，李鸿章在保定的时候不多，多数时间，都待在天津。由于实际上主持中国外交兼洋务的缘故，李鸿章对朝廷的影响力，是任何一个督抚都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他主持的北洋海军，才得到了最多的资金，几乎成了晚清海军的代名词。而北洋海军的大本营，也设在天津。因为这个缘故，李鸿章待在天津的时间就更多了。京津之间通了铁路之后，朝廷的有线电报，都得到天津去拍。中国的外交和洋务，天津的份额就更大了。自然，李鸿章的势力，也如日中天。
然而，这一切，因为甲午战争的缘故，差不多都被一风吹了。李鸿章背着战败而且卖国的骂名，被褫夺了一切实官官职，只剩下个大学士的虚衔。此后，朝廷变法、反变法、开倒车跟他的关系都不大了。只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利用他的老关系，保住了一些人的性命，然后就被西太后派到广东去做两广总督了。这对他是幸运，要不然，闹义和团的时候，挂着义和团大首领头衔的端郡王载漪，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二虎就有他一个。
西太后闹完了事，惹出了大祸，想要收拾残局，跟十一国联军办交涉，还得找李鸿章。西太后并不是个糊涂人，跟洋人宣战，围攻使馆，一半是载漪这些人传递的假情报，一半是因为她跟光绪闹翻，却因为洋人挡横，废不成光绪的缘故，最后情急之下，昏了头，居然相信义和团真的刀枪不入。使馆打了月余没有打下，其实她已经有点明白了。所以，使馆还在被围攻中，朝廷已经下诏，让李鸿章进京。这种时候，义和团还闹在兴头上，李鸿章当然不会动身。尽管朝廷三令五申，拼命催，他一直在等，好不容易走到了上海，又待下不走了。
一直到八国联军（应该是十一国联军）攻下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仓皇西狩，一溜烟逃到西安。他才来到天津，住进了已经被炮火几乎打成废墟的北洋大臣衙门。在这里，这位77岁的老翁，留下了一张在后世广为流传的照片。他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倚着一张嵌着贝雕的茶几，上面还有一杯盖碗茶，手里依旧掂着一把精美的手杖，那是他出访得到的礼品。茶几旁，还旁立着一个仆人。李鸿章面带微笑，十分从容，就像他往昔多少个在衙门的日子一样。当然，他知道他此番的使命，是个再麻烦不过的事儿了，跟十一国交涉，不仅有外交官，还有军队，谈判的难度，几乎难于上青天。尽管如此，他此时面对洋人摄影师，以及刚刚见过的众多西方占领者，却没有流露出一丝的焦虑和不安。
第二年，在谈成了《辛丑条约》之后，他在贤良寺一病不起。这个不怵洋人的人，终于被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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