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先秦开始，中国学术从“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百家争鸣局面逐渐转向理性探索意识形态之源。秦汉时期，出现了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从分裂中走来的崭新时代需要统一的学术理想，同时需要重新认识与各民族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始祖，伏羲氏被冠冕堂皇地推向中国历史舞台，伏羲时代也成为中华文明的起点。本文重点论述在秦汉学术背景之下时局的转变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以此来说明伏羲氏历史地位确立的过程。
[关键词]秦汉学术；伏羲氏；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0-0093-02
每个时代都有其面临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主导性问题。人们在化解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中，有限度地形成了一些共识和相近的路子，而造就了时代学风、学说，这些学风、学说体现了这个时代的需要，更展示了这个时代学术的真相。①人类历史就是从面临问题，通过时代学风、学术拟解决问题，到面临新的问题，再应用新的学风、学术思想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也正是在这回旋往复之中得以发展，人类也习惯通过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历史，因此，每个时代在任何领域内取得的成就，都与学术思想不无关系。这也为我们探寻历史形成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中国历史上有位伟大的祖先伏羲，他在春秋以前的著作中几乎没有被提及，从春秋晚期开始在各种著作中出现对他的记述，尤其秦人对他特别崇敬。而到了东汉时期，他从正史到宗教、民俗信仰、绘画中大量出现，并摇身一变成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伟大帝王。笔者认为，是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们根据时代的需要，在当时学术大背景下通过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了伏羲。
一、先秦时期伏羲的出现
伏羲氏又称太昊伏羲氏，据记载，太昊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昊之虚。”陈就是今河南省淮阳市，现有太昊伏羲陵存在。除此之外，在先秦的典籍《列子·黄帝篇》中记载：“庖羲氏、女娲氏、神农氏……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伏羲氏与女娲氏、神农氏并列，同为伟大先圣，并且提到上古明王先贤时已把伏羲、女娲推到首位，足见在先秦时代，民族大融合以后，伏羲、女娲开启文明之说已深入人心，流传广泛。
《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由此可看出伏羲位列轩辕黄帝之后、神农之前。《庄子·缮性篇》中说：“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在这里，伏羲已是排在燧人氏之后，神农、黄帝之前的伟大帝王。《庄子·田子方篇》说：“古人真人……伏羲，黄帝不得友。”这里伏羲摇身一变成了上古时代道家的先贤。秦王朝统一中国前夕，相国吕不韦组织宾客撰写了《吕氏春秋》一书，试图综合先秦诸子百家之精华，建立一个贯通天人、古今的学术体系。《吕氏春秋·孝行》说：“夫孝，三皇（高诱注：三皇，伏羲、神农、女娲也）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明确地构建了古史体系“三皇五帝到如今”，从而把中华文明之源追溯到伏羲。吕不韦政治生涯的失败，使构建统一学术夭折，但这种尝试并没有停止。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先秦时代“礼坏乐崩”，社会处在重大变革时期，以前的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已经崩溃，不能指导当前的社会发展，为了探索新的发展途径和方法，许多学者站出来为当前社会发展把脉、开方，因此，出现了繁荣的“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试图构建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伏羲氏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在诸子的著作中引用伏羲的目的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说明那是一个美好时代。
二、 秦人对伏羲的重视
历史上对伏羲的祭祀起自秦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明确说明秦人为颛顼高阳氏的后裔。秦建国以后，其历史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东周诸侯国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同时，秦人已经意识到东周王朝的无力和山东诸国的羸弱，大国意识的自觉促使其思索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和统一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对祖先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封禅书》记载：“秦襄公既侯，据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各一云。”相传少昊为姫姓，名挚（或作质），系黄帝之子，生于穷桑（今山东曲阜北），能继太昊之德，故称少昊或小昊。也就是说少昊因为继承了伏羲氏的功业和德行受到人们的拥戴，被推为“五帝”之一，那么，秦人表面是在祭祀少昊，其实已经隐隐表达出继承太昊伏羲氏之德的愿望。如果说把祭祀少昊和伏羲联系起来略显牵强的话，那么之后秦人对伏羲的崇敬则更是加深了。为了东进图强，秦文公于秦文公四年（前762）由西垂宫迁都至“汧渭之会”，秦文公十年设鹿畤（今陕西洛川东南）。据学者考证，其就是专门祭祀伏羲之祠。秦德公元年（前677），秦统治者“以牺三百牢祠鹿峙”，第二年，设伏祠；秦文公四年（前672），设密畤，这都是当时祭祀伏羲之祠。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秦统一六国之前，陆续设立祭祀天地之神的有八个畤，而其中专门祭祀伏羲的就有两畤一祠，足见其重视程度。②
三、 东汉时伏羲地位的正式确立
汉承秦制，但秦的急功近利给汉留下了血的教训，汉室统治者深深地认识到先秦那种“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和“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态势必须改变，因为统一的时代需要统一的学术思想，先秦诸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局面必须终止，寻找利于社会发展的和政治统治的新学术形态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主题。《史记》从黄帝记起，不为伏羲作传，所记伏羲有两处，均系引前人所言。《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史记·封禅书》中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宓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司马迁治史严谨，由于当时对伏羲传说语多讹误，难以辨识，虽不否认，但记之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史记》一书无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其编撰体例上看，都具有大一统思想。③
汉武帝登基以后，逐渐改变了以往“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重新构建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在继承《春秋·公羊传》天下统一于王的政治大一统思想的同时，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从而把政治、信仰、宗教、民俗统一起来。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伏羲的记载不断增多，其地位不断提升，其功德也不断增大，伏羲从政治上伟大的帝王，走到民间神话、宗教信仰，甚至走进老百姓的社会生活。《楚帛书甲篇》所记载的创世神话中，伏羲即是生于混沌之中。而且《淮南子·精神训》所描述的宇宙创生过程与《楚帛书甲篇》颇为相似，其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世界开始于一团混沌之气，后阴阳剖分，化生万物。对照《楚帛书甲篇》，这里的“二神”当指伏羲、女娲。伏羲、女娲为阴阳二神。从哲学角度说，是阴阳两仪；从神话角度说，是伏羲、女娲二神。在汉墓壁画、画像砖石中，伏羲手捧太阳或日规，代表阳；女娲手捧月亮或月矩，代表阴。伏羲、女娲结婚生育四子，育有万物，这是阴阳化育万物的开始。④《竹书纪年·太昊伏羲氏》说：“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以木德王，为风姓，元年即位，都宛丘。”《汉书·律历志》：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砲牺氏。”《风俗通义》：“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除此之外，同时代记述伏羲的文献还有《后汉书》、《礼记》、《淮南子》、《风俗通义》、《论衡》、《白虎通义》、《潜夫论》、《春秋纬》、《诗纬》、《孝经纬》、《易纬》、《河图稽命徵》等。
东汉班固《汉书》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从黄帝推至伏羲，至此，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⑤《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传世文献典籍中，关于伏羲的记载是在战国时期的《左传》、《庄子》等开始出现并逐渐载入正史的，但伏羲的出现并不是偶然，是在特殊的分裂时代，在人们强烈追求一统的心理诉求和社会需要下产生的，是大分裂时代学术发展趋势所致。秦人对伏羲的热衷和崇敬，更不是非理性举动，而是秦人在逐渐强大时，自我意识萌发，他们渴望用大一统的思想来指导其行动，此时，正好从上古史中找到了伏羲。历史证明，他们不仅最早大规模祭祀伏羲，同时在以伏羲为象征的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从此“书同文，车同轨”，中华文明出现了空前的融合。汉代以后关于伏羲的记载越详细，伏羲功业越卓越，在古帝王世系中的地位越高，伏羲也完成了从远古圣人，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华丽转身。
[注释]
①③雍际春：《论伏羲文化的演变与内涵》，《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②刘雁翔：《伏羲庙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④梁涛，刘宝才：《中国学术思想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杨东晨：《古史传说时代研究中涉及的问题考辨》，《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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