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宫廷宴会种类较多。对于北宋周围的“四夷”而言，宋朝为辽朝、西夏、高丽诸政权使者设宴，宋、辽之间的交往谓之“交聘”，“聘”字在古礼中是指诸侯朝天子之制，有聘礼，宴飨是聘礼中的重要程序，表达君臣之义。
关于辽使朝见中的内殿宴飨仪式，被宋朝官方礼书所纳入，成为一朝礼制文化特色。宋朝对辽使的宴飨之设体现中原儒家礼乐传统，也呈现出宋朝独特的宴、乐新制。
一、宋朝对辽使的赐宴及宴礼
(一)宫廷内外的宴赐
宋朝对于辽使的赐宴以及相应的宴飨之礼来自于中原王朝的礼制传统，《宋史·礼志》曰：“宴飨之设，所以训恭检、示惠慈也。”
皇帝对于臣僚与外国使者的宴赐表示恩礼，在宋、辽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后，两朝聘使有常，辽使赴宋朝贺圣节、正旦，至宋朝东京后，宋朝为辽使设置有专门的“曲宴”。
除了宫廷内，宋朝亦有都亭驿馆飨之设，以及玉津园宴射之仪。在辽使参与的宴飨中，宴乐亦为宋朝重要的礼制元素，宋朝有专门的宴辽使教坊乐乐次，乐制遵循中原儒家礼乐传统，有去乐之制。
宋、辽之间的交往称之为“交聘”，在周礼中，诸侯聘天子有聘礼，这种建立在分封制下的朝聘礼仪，意义在于天子实现诸侯的控驭，以明君臣之义，飨食之礼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稳定，使诸侯息兵而不相侵扰。
至宋代，宋朝将聘礼运用于对辽朝的邦交之中，其中的“郊劳”即指宋朝慰劳辽使于沿途及京畿馆驿，“庙受”即是宋朝为辽使所设置的殿内朝见仪式，在朝见过程中，并赐以礼物、宴飨等，由此可见宋朝聘仪与古礼的继承关系。
就宴飨而言，宋朝既继承了古礼元素，也有本朝的政治文化特点。宋朝对辽使所设内殿宴飨、宴射、馆飨，皆对周礼有所援用，所设宴飨规格是聘礼中的大礼，仪制确定于“澶渊之盟”之后，因此这种做法的直接目的是与辽朝修好，维持“澶渊之盟”下的政治稳定。
与此同时，古代聘礼中的尊君内涵依然体现于宴飨之设中，宋朝无论是在宫廷宴飨中还是在馆飨中，其制度意义已经被辽朝有所认知，辽使为显示出自己的地位，彰显辽朝的强大，不满于宋朝殿宴宴坐安排，也不满移宴于馆。
(二)宋朝宴辽使乐
另一方面，宋朝宴辽使的乐制较之唐朝的宴外使乐具有变化，唐朝宴外使乐以正统雅乐，亦参之以胡俗之乐。而宋朝宴辽使则以教坊俗乐，并形成了专门宴辽使的宴乐乐次，以示对辽使的优礼。
宴乐乐制的变化反映在唐、宋礼书之中。宋朝的宴乐乐制遵循儒家制度，有去乐之制。由此体现宋朝的礼乐文化特色。
宋朝继承五代以来的礼乐制度，又面对周边诸政权并立的状态，尤其是辽朝对于宋朝正统地位造成威胁，导致宋朝难以实现四夷朝贡的气象，在外交宴会场合，难以恢复雅乐对于正统的塑造意义，难以利用雅乐这种礼乐符号以确定一种贡纳秩序，反而以教坊乐次的方式来构建皇权的至尊性，向外使展示皇帝的威仪。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宋太宗时期还以雅乐、登歌作为上寿音乐，宋太宗试图北伐，欲实现对辽朝的控驭，呈现朝贡秩序，而后来则使用教坊乐，正说明宋朝的对外政走向了“守内虚外”，朝贡秩序的构建更多的存在于礼文之中，实际操作上礼乐则以显示宋朝皇帝的皇权为要务。
且宋朝在宴乐的乐制上有与古礼相同的地方，首先是宴聘使以宴乐，以求宴礼的完备，使宴飨兼具娱乐与政治功能。再者，去乐之制是中原儒家礼乐文明的体现，这一点与辽朝在吊慰中用乐的情况不同。
宋朝宴乐也有本朝的特点，表现在没有宫悬大乐，以教坊俗乐为表演内容，且有形成宴乐乐次，这种宴乐乐次同样出现于《辽史·乐志》中，可见宋、辽宴乐具有互动性。
二、宋朝礼书中的辽使朝宴仪
宋朝的宴辽使仪是宋、辽政治交往的产物，必会对宋朝的礼书编纂产生影响。
欧阳修主持修撰的《太常因革礼》对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时期出现的新礼进行归纳，列以《新礼》的条目，在《新礼》中列有契丹使节以及其他各国使节的见辞仪注，契丹使见辞仪注中有朝宴，这体现出契丹使在外使中的较高地位。
至徽宗时期，徽宗大兴礼制，领导修撰《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中的辽使宴仪增入了群官坐、宴乐与簪花仪式，内容较之《太常因革礼》更为丰富。
结合徽宗时期的政治环境来说，徽宗进行礼乐与祥瑞体系的制作，“追求的是全面展现王朝形象”，是“政治形象工程”。宴仪事实上是徽宗想要展示的帝国秩序，因此，赐予辽使的宴仪体现了明显的朝贡思想，还出现了繁琐、隆重的上寿仪式。
并且礼文中缺少象征王朝正统的雅乐、登歌，说明徽宗并不十分留意于礼乐文物具体的象征意义，而是出自皇权构建的目的，礼文中朝贡思想的表达，可以理解为宋徽宗为实现其“尊君”目的而使用的手段。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所设御宴具有政治目的，比如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宋太宗以酒宴来提高文臣的地位等等。
宋朝对契丹使臣的宴赐不是随意性的赏赐，而是被列入礼书的礼制，因此宋朝对辽使赐予的宴飨具有尊君与朝贡观念的表达。真宗时期所设的宴礼一直坚持到徽宗时期，这表明宋朝坚持“澶渊之盟”下的交聘制度，宋朝为辽朝设宴置高规格宴礼的初衷，在于贿赂辽朝以获得政治安定，可以说宴飨代表了宋朝一贯坚持的对辽策略。
与此同时，宋朝也结合了本朝的一些文化特征进行了礼书编写，比如具有空间等级的宴飨秩序，教坊乐乐次，簪花仪式等等。
《太常因革礼》中基本反映契丹使朝宴的礼仪，而《政和五礼新仪》中从宴坐到宴乐，从举酒到赐花，礼仪繁琐非常，预宴者等级分明，而契丹使的角色并不明显。
说明宴飨既是一种交际手段，在中国礼制中又是为凸显王朝正统与皇权至尊，宋朝在对辽使的各种宴赐活动皆有古制可循，附着在古代礼仪中的观念在宋朝并未消失，宋朝在礼书编纂中仍然是以突出皇帝的权威为宗旨，古礼宾礼中的尊君意义仍然是宋朝礼书编纂的原则。
中原宴飨表达的观念是否被辽朝所认知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到辽朝面对汉仪会作何反应，会如何建设本朝文化的问题。
三、辽朝对宋使的赐宴及宴礼
辽朝对宴仪的制作涉及到辽朝对于汉仪的吸收与改造的问题，美国学者魏特夫曾有关于“征服王朝”的论述，认为辽朝“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在基本上仍然是属于二元性，并可在文化的各方面显示出来”。
这种说法可谓是勾勒出一个大的轮廓，若要研究辽朝的政治文化，则需要更加细致的观察，而辽朝的宴会正是一个富有政治意义的文化现象。
辽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澶渊之盟”后，辽在与北宋的交聘过程中，其政治文化特征则如何体现在接待宋使的宴会中?辽、宋交聘过程中，交聘礼仪中都有宴劳使者一项，使者在中央与地方馆驿得到官员的迎接与宴会的招待，两朝使者相互朝见皇帝、皇太后，宫廷赐宴的地点一般都在一朝的政治中心。
在宋朝，景德元年“澶渊之盟”后，宫廷中专门对辽使的赐宴地点可在在皇宫内的紫宸殿、垂拱殿、崇政殿或者集英殿。辽朝坚持草原本位政策，政治中心在四时捺钵。因此辽朝对宋使的赐宴地点在辽帝的巡幸驻跸之地。
宴会可以体现族群的传统文化习俗，在对宴会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两朝的宴会仍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辽朝的宴会的仪式区别于宋朝中原礼制下的宴飨之礼，为宋使举行的宴会具有游牧民族的宴会习俗。
除此之外，辽朝朝宴除了显示出草原习俗之外，还有明显的汉仪元素，比如帐殿的构造，宋使朝见时的各项仪式等。辽朝对于宋使宴仪的制定与实践，一方面是出自政治目的，保障两国的盟约关系，起到睦邻修好的作用。
另一方面，礼乐制度正是华夏帝国的“符号秩序”，是一种权威化的文化观念，后来之政权将经历其适应、调整或改造的过程。辽朝对于汉仪的吸收正是对华夏礼乐这一“礼乐符号”的利用与改造。就宴仪而言，辽朝的赐宴伴随“四时捺钵”，并在饮食、娱乐等活动中显示出其草原游猎习俗。
《辽史·礼志》中记载辽朝对宋使的赐宴礼仪，颇显宋朝的礼乐的特征，这源于辽朝在“澶渊之盟”后与宋朝交聘需要。辽、宋交聘的过程中，辽在接待宋朝使者宴会中的空间等级、乐舞、诗赋，都说明了辽朝对于中原王朝之礼乐文化的吸收。
在《辽史·礼志》中可以发现很多关于宋使朝见皇太后、皇帝的宾仪，有《宋使朝见皇太后仪》、《宋使见皇帝仪》、《曲宴宋使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太后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仪》，这些宾仪促成辽朝嘉仪形成，比如《皇太后生辰朝贺仪》是因宋使朝见而促成的，“应圣节，宋使遣使来贺生辰、正旦，始制此仪”。
又比如辽朝的《宰相中谢仪》，在宰相入殿见皇帝时，“皆如宋使初见之仪”。辽朝皇帝上寿、曲宴宋使所用的散乐乐次，教坊致语“口号”，也是经过与宋朝交往而形成，由此可见辽朝与宋朝的政治交往对于辽朝礼制文化的推动作用。
结语
礼乐文物制度的传播更深层次上是礼乐观念的传播，从宋、辽之间的宴飨考察中可得见，相似的宴会仪式呈现在了文字、画作与诗歌之中，这种相似性的背后，是宋朝儒家礼制中的宴飨观念被辽朝所吸收，是宋、辽两朝具有共同政治观念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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