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圣
摘 要: 高遵裕为元丰宋夏战争的宋朝将领之一，灵州之役的失败，高遵裕负有主要的责任。由于高遵裕的侄女为宋英宗的皇后，使得许多学者认为灵州之役的失败原因在于外戚掌兵。不过，高遵裕出身武将世家，祖父为宋朝名将高琼，本身军事经验也十分丰富，外戚身份实际上对高遵裕没有太大的影响。灵州之役的失败，导因于宋朝动员军力过于庞大，超过了后勤补给体系的负荷，使得前线缺乏补给，最终导致宋军失败。
关键词: 高遵裕；高琼；灵州之役；宋朝；西夏；后勤补给
宋朝立国以后，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抑制武人的地位，因此以往的宋史研究中，除了岳飞等少数特例之外，对于武将的研究常常受到轻视与忽略。近年来，对宋代武将的研究已有蓬勃发展的趋势，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注] 关于宋代武将的研究成果，例如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的形成》，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版；何冠环：《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版。不过，关于宋代武将研究，仍有许多部分有待深入的发掘与探讨。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朝以五路大军讨伐西夏，动员的兵力在三十万人以上，堪称宋朝立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此役中环庆路高遵裕、泾原路刘昌祚两路围攻灵州城，西夏决黄河堤以水灌宋军，又派军抄截宋军粮道，导致宋军大败。[注]关于元丰四年宋夏灵州之战的经过，可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144页。学者聂丽娜认为：灵州之战宋军大败的原因，与高遵裕好大喜功，没有做好战略准备有关，但宋神宗对另一将领刘昌祚的不信任与神宗本人独断的行事风格，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因素。[注]聂丽娜：《高遵裕与元丰四年灵州之战》，《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37页。可见高遵裕对此一败绩，负有很大的责任。
由于高遵裕的侄女为宋英宗之皇后，宋神宗的母亲，元朝脱脱所修的《宋史》将高遵裕列于《外戚传》中，因此后世多认为宋朝在灵州之役的失败，高遵裕以外戚身份掌兵，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学者黄纯怡《北宋的外戚与政治》一书中即认为：“神宗即位后，高氏家族因高太后为神宗生母，高遵惠、高遵裕都受到重用。”[注] 黄纯怡：《北宋的外戚与政治》，台北：万卷楼，2016年版，第71页。 聂丽娜注意到高遵裕本身武将世家的背景，但仍称高遵裕“具有外戚和武将的双重身份，他是宋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氏的堂叔”。[注] 聂丽娜：《高遵裕与元丰四年灵州之战》，《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35页。
然而，这种说法却有值得商榷之处，高遵裕其人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外戚子弟吗？本文透过高遵裕的家世与生平，分析高遵裕军事上的表现才能，并进一步探讨宋夏灵州之役宋朝致败的根本原因。
高遵裕的祖父为北宋名将高琼，[注] 关于高琼的研究，参见刘学峰：《北宋高琼家族初探》，《巢湖学院学报》，2003年第5卷第1期，第54-58页；韦祖松：《高琼与“澶渊之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60-64页；韦祖松、张其凡：《简论高琼澶渊之功》，《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第65-67页；韦祖松：《论北宋安徽名将高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1期，2006年1月，第24-28页；李鲜：《宋史高琼传考证》，《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87-88页。 高琼出身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幕府，“以材勇事太宗于潜邸”，宋太宗即位后，任命高琼为御龙直指挥使，“从征太原，命押弓弩两班合围攻城”，在征北汉的战争之中立下战功。太宗灭北汉后，继续北征幽蓟，与辽国发生战争。高梁河之战宋军战败，“太宗倍道还京师，留琼与军中鼓吹殿后，六班扈从不及，惟琼首帅所部见行在，太宗大悦，累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归义军节度使，移镇保大”。[注] 王称：《东都事略》卷42《高琼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82册，第268页上栏。 高琼在高梁河宋军大败之际，率军殿后，又首先率部保卫逃难中的太宗，因此受到太宗的信任，升迁至三衙禁军统帅之一的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然而，高琼对宋朝最大的功绩，却是在宋真宗澶渊之役：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臣有欲避狄江南、西蜀者，寇准不可，诸将中独琼与准意同。准既力争之，真宗曰：“卿文臣，岂能尽用兵之利？”准曰：“请召高琼。”琼至，乃言避狄为便，准大惊，以琼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为安全，但恐扈驾之士，中路逃亡，无与俱西南者耳。真宗乃大惊，始决北征之策。真宗既亲征，时前军已与契丹战，或有劝真宗南还者，琼因言契丹师众已老，陛下宜亲临观兵，督其成功，真宗嘉其言，即幸澶州南城。琼固请度河，真宗从之，至浮桥，驻辇未进，琼乃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真宗乃命进辇。既至，登北门城楼，张黄龙旗，城下将士皆呼万岁，气势百倍。会契丹大将挞览中弩死，契丹遂退。[注] 王称：《东都事略》卷42《高琼传》，第268页上栏-下栏。
高琼在契丹南侵、宋朝危急之际，与寇准一起建议真宗亲征，由于寇准是文官，所言尚不为真宗所信；而曾经身经大战的武将高琼，其建议更可取得真宗的信任，可见高琼在真宗亲征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后真宗又有犹豫动摇的想法，但屡为高琼所劝止，促使真宗亲赴澶州北城，最后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开启宋辽间百余年的和平。学者韦祖松认为当时宋之战略形势颇有可为，若真宗亲临前线，则河北诸军士气益壮，大有胜辽之望，亲征澶州应是最佳选择，高琼则是促其实现的关键性人物。[注] 韦祖松：《论北宋安徽名将高琼》，《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1期，2006年1月，第27页。
高琼卒于景德三年(1006)十二月，[注] 脱脱：《宋史》卷7《真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132页。 其子有继勋、继宣、继忠、继密、继和、继隆、继元诸人。[注] 《宋史》卷289《高琼》，第9694页。刘学峰根据王珪《华阳集》卷36所收《卫武烈王高琼决策靖难显忠基庆之碑》，考证高琼之子还有继伦、继荀、继芳、继融、继丰、继敏、继昌。参见刘学峰：《北宋高琼家族初探》，《巢湖学院学报》，2003年第5卷第1期，第56页。 长子继勋于真宗时曾参与平定益州王均的叛乱，继勋子遵甫，遵甫之女即为英宗高皇后。[注] 《宋史》卷289《高琼附高继勋》，第9694-9696页。 高琼次子为高继宣，宋仁宗时西夏元昊称帝，宋夏战争爆发，继宣以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的身份知并州，与西夏作战，“进屯府谷，间遣勇士夜乱贼营。又募黥配厢军，得二千余人，号清边军，命偏将王凯主之。军次三松岭，贼数万众围之，清边军奋起，斩首千余级。其相躏藉死者不可胜计”。[注] 《宋史》卷289《高琼附高继宣》，第9697页。 然而当时宋夏战争的主战场在陕西环庆、鄜延、泾原等路，并州在河东路，属次要地区，故高继宣对战局影响并不大。高继宣之子，即为高遵裕，王称《东都事略》记载：
遵裕字公绰，继宣子，以父任为三班借职，稍迁供备库副使、镇戎军驻泊都监。夏人寇大顺城，谅祚中矢引去。会英宗崩，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宫，夏人遣王盥受命，至则吉服廷立，遵裕切责之，遂易服听遗命。既而具食上宫，语及大顺城事，盥曰：“剽掠辈耳。”遵裕曰：“扶伤而遁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视下国，弊邑虽小，控弦数十万，亦能躬执櫜鞬，与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时谅祚觇于屏间，摇手使止。神宗闻而嘉之，擢知保安军。[注] 王称：《东都事略》卷42《高琼附高遵裕》，第269页上栏-下栏。
可见高遵裕是因父亲高继宣的恩荫而任官，与英宗高皇后(神宗时的高太后)没有太大的关系。英宗治平四年(1067)时，高遵裕的官职为供备库副使、镇戎军驻泊都监，同时期的种谔“以父任累官左藏库副使，延帅陆诜荐知青涧城”[注] 《宋史》卷335《种世衡附种谔》，第10745页。，按照当时宋朝武选官的阶级，左藏库副使为“诸司副使”的第5阶，供备库副使为“诸司副使”的第20阶，[注] 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93页。 可见当时种谔的官阶略高于高遵裕。在元丰四年灵州之役时，种谔“迁东上閤门使、文州刺史、知泾州，徙鄜延副总管”，[注] 《宋史》卷335《种世衡附种谔》，第10746页。高遵裕则于“以功进团练使、龙神卫都指挥使，知熙州。……元丰四年，复知庆州”。[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6页。 种谔的官阶为东上閤门使、文州刺史，属于遥郡刺史，高遵裕则为正任团练使，在官阶上高遵裕高于种谔；实际职务上，种谔从知泾州升为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高遵裕则在元丰四年时知庆州(同时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高遵裕的实际职位也略高于种谔。大体看来，种谔、高遵裕二人由治平四年到元丰四年约15年的时间中，各自立有战功，在官阶与职务上互有高低，但差距不大，看不出高遵裕挟外戚的身份而特别飞黄腾达。
高遵裕无法以外戚的身份飞黄腾达，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英宗高皇后对外戚的节制与压抑。《宋史》记载：
后弟内殿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迁其官，后谢曰：“士林获升朝籍，分量已过，岂宜援先后家比？”辞之。神宗立，尊为皇太后，居宝慈宫。帝累欲为高氏营大第，后不许。久之。但斥望春门外隙地以赐，凡营缮百役费，悉出宝慈，不调大农一钱。[注] 《宋史》卷242《后妃上·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第8625页。
高后为了避嫌，拒绝了英宗为其弟高士林升迁的建议。神宗即位后，又一度拒绝了神宗为高氏家族营建邸舍的建议，最后虽同意兴建邸舍，但费用由高后自行负担。可见高后为了避嫌，连自己亲弟弟的升迁都予以婉拒，高遵裕为高后的堂叔父，血缘更为疏远，自然更难从中得到利益。
另外，高后对政治的态度也值得加以考虑，神宗死后，哲宗即位，高后以哲宗祖母的身份，成为高太皇太后，并因哲宗年幼而摄政。高后对于神宗的新政新法采排斥的态度，“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于是以常平旧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参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盐之禁，举边砦不毛之地以赐西戎，而宇内复安”。[注] 《宋史》卷242《后妃上·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第8626页。 可见高后对于神宗的财经改革、西北拓边采否定的态度，因此，高后对于在西北拓边中追求表现的高遵裕，自然不会给予过多的关照。
在王称《东都事略》之中，高遵裕附于高琼的传记之后；而在《宋史》之中，高遵裕则被列入《外戚传》。本人认为《东都事略》的作法较《宋史》更为合理。高遵裕虽然具有武将世家与外戚的双重身份，但他出身武将世家的背景，显然高过外戚的身份。《宋史》之所以作此一修改，可能是源自于徽宗时期的“元祐党人碑”，将高遵裕列在元祐党人的“余官”项目之下。[注] 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4，崇宁三年六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813页。 高遵裕于神宗时期在西北拓边中有许多表现，但却被视为旧党，名列元祐党人碑，其原因正是因为他的外戚身份，因此被视为与高太皇太后同属旧党阵营。此后高遵裕的外戚身份被不断放大检视，才导致《宋史》将高遵裕列入《外戚传》之中。
虽然高遵裕并未因外戚的身份而得到特殊的升迁，但还是受到神宗特别的信任。治平四年英宗崩，神宗即位后，发生了种谔攻取绥州的事件，“横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谕种谔图之，谔遂取绥州。帅怒谔擅发兵，欲正军法，谔惧，称得密旨于遵裕，故谔被罪，遵裕亦降为乾州都监”。[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5页。 按《宋史·种谔传》记载：
夏将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其弟夷山先降，(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以闻，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巳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遂城绥州。[注] 《宋史》卷335《种世衡附种谔传》，第10745-10746页。
种谔招降了西夏绥州守将嵬名山的弟弟夷山，又收买了嵬名山的手下李文喜，遂有招降嵬名山、进而攻占绥州的计划。种谔“即以闻”，应该即是透过高遵裕向神宗报告，而神宗也“使遵裕谕种谔图之”，神宗与种谔之间，靠着高遵裕往来联系，最后种谔得到了神宗的同意，遂诱降嵬名山，攻占绥州。但此举引起了朝廷大臣们的反弹，翰林学士郑獬说道：
种谔不顾国家始末之大计，乃欲以一蝼蚁之命，以天下为儿戏，苟贪微功，以邀富贵，此正天下之奸贼，若不诛之，则无以厉其余。臣以为陛下必欲逆折祸乱之机牙，使不为异日之悔，则莫若下诏声谔之罪，诛于塞下。及薛向、高遵裕、杨定、张穆之等，皆赴有司，次第以治其罪。[注]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29，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永乐本，第21页a。
知谏院杨绘也上奏：
比者西戎新纳信款，切闻高遵裕诈传圣旨，与种谔等纳西夏叛人首领近三十人，仍深入虏界地名绥州，筑城以居之。臣切谓朝廷若遂从其计，则失信于戎狄，生起边事，无穷极矣。为今计者，莫若贬谪其矫制擅兴之罪，以正典刑。[注]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29，第21页b-第22页a。
在朝廷官员的弹劾之下，种谔、高遵裕遂以矫制擅兴之罪被贬官。但新即位的神宗，“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注] 《宋史》卷16《神宗纪三》，第314页。 种谔、高遵裕积极拓边的态度，与神宗意欲开疆拓土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在短暂的贬谪之后，高遵裕又受到了重用。
神宗熙宁元年(1068)，前辉州司户参军王韶上《平戎三策》，主张“国家必欲讨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注] 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29，第17页a。 神宗同意了王韶的建议，“用王韶复洮、陇，命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以遵裕副之”。[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5页。 神宗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却以高遵裕为副使，其原因在于王韶为文官出身，不黯军旅事务，因此神宗以武将世家出身的高遵裕辅佐之，以达成经略河湟的军事使命，从此我们也可看出神宗对高遵裕的信任。
王韶与高遵裕受命之后，奏请将古渭砦升格为通远军，又攻占武胜城，改置为镇洮军，其间高遵裕经常对于王韶的军事计划，提出不同看法，王韶若不采纳，往往导致行动失利：
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渭举事，先建堡砦，以渐而进，故一举拔武胜。今兵与粮未备，一旦越数舍图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军进退无所矣。”韶与李宪笑曰：“君何遽相异邪？”檄使守临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议，令专管洮、岷、迭、岩未款附者。[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5-13576页。
可见高遵裕的军事素养对王韶开边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至熙宁五年(1072)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置熙河路”[注] 《宋史》卷15《神宗纪二》，第282页。，熙河路的设置，象征王韶西北开边的初步成果。而宋神宗以“韶帅熙河，徙遵裕为总管”[注] 王称：《东都事略》卷42《高琼附高遵裕》，第269页下栏。，以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却不按照常例由王韶兼任熙河路马步军都总管，而由高遵裕担任都总管一职，显然也是考虑王韶为文官出身，不晓兵事，故实际指挥兵马的都总管一职由武将出身的高遵裕担任，较为适当。
熙宁六年(1073)，高遵裕随王韶攻取岷州，[注] 王称：《东都事略》卷42《高琼附高遵裕》，第269页下栏。 七年(1074)十二月，“观文殿学士、兼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知熙州王韶为枢密副使，……岷州团练使、知岷州高遵裕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熙州”[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8，熙宁七年十二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6293-6294页。，王韶调任为枢密副使，高遵裕则正式成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使得高遵裕的仕宦生涯，达到了最高峰。按宋朝惯例，安抚使通常兼任都总管，由文官担任，武将只能做到副总管，[注] 参见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0页。 而身为武将的高遵裕竟能突破常规，担任熙河路安抚使，除了熙河路特殊的军事地位之外，高遵裕多年来辅佐王韶的称职表现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高遵裕不久即在官场上遇到挫折，高遵裕“坐荐张穆之为转运使，而穆之有罪，罢知颖州。未几，徙庆州，又坐事黜知淮阳军。元丰四年，复知庆州”。[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6页。 高遵裕两度被罢，又两度担任知庆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证明高遵裕既有军事才能，也深得宋神宗之信任，即使短期因事被贬，也很快重获重用。
元丰四年，西夏发生政变，国主秉常被囚，梁太后摄政，宋神宗决定趁机讨伐西夏，于是宋夏再度爆发战争。宋神宗命熙河经制使李宪为帅，兵分五路(熙河路李宪、鄜延路种谔、环庆路高遵裕、泾原路刘昌祚、河东路王中正)，出兵伐夏。刘昌祚与高遵裕先后攻至灵州城下：
高遵裕攻围灵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绝。贼决七级渠以灌我师，水至，遵裕断炮为梁以济，刘昌祚殿，手剑坐水上，待师毕济然后行。贼骑追袭，转战累日，至韦州，士争入寨，无复队伍，贼乘之，我师溃死者甚众。……遂班师。[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0，元丰四年十一月辛丑，第7720页。
西夏决开黄河七级渠，水淹宋军，又派兵断绝宋军的补给路线，导致高遵裕、刘昌祚两路大军惨败而归。种谔、王中正两路也死伤惨重，唯熙河路李宪以偏师取胜，攻占兰州，[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乙酉，第7638页。 进兵至天都山。[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丑，第7709页。
元丰四年宋夏灵州之战，为何会以宋军大败收场？宋军的五路统帅，高遵裕虽为高太后之叔父，但其祖父为名将高琼；种谔之父为仁宗宋夏战争时期守青涧城的种世衡，[注] 《宋史》卷335《种世衡》，第10741-10744页。 种谔本人“善驭士卒，临敌出奇，战必胜”[注] 《宋史》卷335《种世衡附种谔》，第10747页。；刘昌祚之父为仁宗宋夏战争时战殁于定川的刘贺，[注] 《宋史》卷349《刘昌祚》，第11053页。 刘昌祚本人也被宋人称为“气质雄深”[注] 黄震：《古今纪要》卷19《刘昌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84册，第375页上栏。、“绥怀羌右，有长辔远驭之谋；镇靖疆陲，得轻裘缓带之体”[注]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4《赐新除殿前副指挥使武康军节度使刘昌祚上第一表辞免恩命不允批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092册，第306页上栏。、“整于治军，才出边将之右；勇于对敌，声着陇山之西”[注] 苏辙：《栾城集》卷33《除刘昌祚武康军节度使殿前副指挥使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112册，第349页上栏。。 以上三人皆出身军旅世家，军事经验丰富。至于李宪、王中正虽为宦官，但李宪一路却是五路中战功最佳者，我们很难以宦官误国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又谓刘昌祚部先至灵州，“城未及阖，先锋夺门几入，遵裕驰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脱(按：疑为“胜”字之误)，朝廷谓我争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注] 《宋史》卷349《刘昌祚》，第11054页。 意即高遵裕因恐刘昌祚先攻下灵州城，抢了功劳，因此阻止刘昌祚的进攻，才导致后来西夏决七级渠，逆转战局。然而，出身军旅世家、军事经验丰富的刘昌祚会为了避免争功的嫌疑，放弃攻占灵州的大好时机？或者只是刘昌祚在战败后的推托之词？刘昌祚受高遵裕指示暂停进攻的说法，出于张舜民所撰之刘昌祚墓志铭，[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壬午，第7697页。 作者立场偏袒传主刘昌祚，真实性值得商榷。如此一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灵州之役宋军大败？
宋夏灵州之役，宋朝大败的原因，一方面是西夏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战略与战术，《宋史·夏国下》记载：
初，夏人闻宋大举，梁太后问策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梁后从之，宋师卒无功。[注] 《宋史》卷486《夏国下》，第14011页。
西夏的战略，就是坚壁清野，抄截饷道。然而为何此一战略会取得非常大的功效？
除了西夏方面战略正确、战术灵活之外，宋军大败最大的原因在于宋朝军队本身的补给困难。学者梁庚尧指出：出征西夏的五路大军，其中三路没有抵达预定目标，在中途因为军粮不继而折返，不战而溃，另外两路虽然抵达灵州，却粮草已尽，粮道又被夏军截断，最后战争失利，溃败而归，五路的士卒役夫在征程中都大量死亡逃散。[注] 梁庚尧：《北宋元丰伐夏战争的军粮问题》，《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宋史座谈会，1997年，第158页。然而造成补给困难的因素为何？梁先生文中却未多作分析。本人认为，造成当时宋军补给困难的因素，包含下列几点：
元丰四年宋夏战争宋朝动员的兵力，据《宋史·夏国下》记载：
(李)宪总七军及董毡兵三万，至新市城，遇夏人，战败之。王中正出麟州，禡辞自言代皇帝亲征，提兵六万，才行数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进。环庆经略使高遵裕将步骑八万七千、泾原总管刘昌祚将卒五万出庆州，(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注] 《宋史》卷486《夏国下》，第14010页。
熙河路李宪除羌人董毡出兵三万人外，另有“七军”，实际人数不详，河东路王中正出兵六万人，环庆路高遵裕出兵八万七千人，泾原路刘昌祚出兵五万人，鄜延路种谔出兵九万三千人，总计三十二万人(尚不计李宪的“七军”)，这种动员规模，不只在宋朝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十分罕见。1071年，即元丰四年宋夏战争之前十年，西亚的拜占庭帝国与赛尔柱土耳其帝国之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赛尔柱土耳其帝国动员二至三万人，拜占庭帝国动员四到七万人，结果拜占庭大败，阵亡约二千至八千人，皇帝罗曼诺斯四世(Romanos IV)被俘。这场战争震撼欧洲，但与元丰四年宋夏战争相比，赛尔柱与拜占庭双方动员兵力的总和，不过仅是宋朝动员兵力的三分之一。
再与四十年前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比较，更可凸显元丰四年宋朝军队动员规模之大，仁宗康定元年(1040)宋夏之间发生“三川口”之役：
(刘)平、(石)元孙领骑兵先发，步军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戊寅，旦，步兵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黄)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将兵悉至，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陈东行五里，平令诸军齐进，至三川口，遇贼。……平与元孙巡阵东偏，贼冲阵分为二，遂与元孙皆被执。[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丁丑-己卯，第2967-2968页。
宋朝方面，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万俟政、郭遵五路，总计不过“合步骑万余”，这就是三川口之战宋朝动员的军力。
庆历元年(1041)宋夏又爆发“好水川之战”：
(二月)己丑，(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亟趋镇戎军，尽出其兵，又募敢勇，凡万八千人，使(任)福将以击贼，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泾州都监武英继之，行营都监王珪、参军事耿傅皆从。……福、怿合军屯好水川，……癸巳，至笼干城北，遇贼大军循川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以抗官军。……(任福)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福子怀亮亦死之。[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己丑-癸巳，第3100-3101页。
此役任福主力有一万八千人，军队死伤数字：“指挥使、忠佐死者十五人，军员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余人。”[注]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标点本，第 225页。
为何宋仁宗时期动员的兵力如此有限？学者雷家圣指出：宋神宗变法之前的宋朝禁军，若派驻在外，分为驻泊、屯驻、就粮三类，各路安抚使仅能指挥驻泊禁兵，屯驻、就粮禁兵由各州的知州负责指挥，安抚使无法干预，故仁宗宋夏战争，安抚使韩琦、范仲淹等能指挥调度的兵力非常有限，动员上万人，便是大举，死伤数千人，便是大败。宋人吴儆说道：“所谓帅臣(安抚使)者，虽名为一路兵民之寄，其实一大郡守耳。”[注] 吴儆：《竹洲集》卷2《论广西帅臣兼知漕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142册，第218页下栏。 而宋神宗时期可以动员庞大兵力的原因，在于蔡挺推行“将兵法”，将驻泊、屯驻、就粮禁兵乃至乡兵、蕃兵都纳于“将”的新编制之下。孙逢吉《职官分纪》举陕西泾原路为例：“屯、泊、就粮上下番正兵、弓箭手、番兵分为五将。”[注]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5《将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663页上栏。 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记载：“凡诸路安抚(使)，逐州知州兼，以直秘阁以上充，掌总护诸'将’，统制军旅。”[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1《职官十五·安抚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缩印本，第558页。 将兵法的新编制──“将”，打破了原有禁军的界限，增加了安抚使的权力，使得宋朝可以动员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兵力。[注] 参见雷家圣：《北宋禁军编制的演变与“置将法”的实施》，《史学汇刊》第34期，2015年12月，第99-124页。
然而，随着宋朝动员兵力的扩大，后勤补给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如果宋朝没有做好后勤补给的规划，庞大的军队人数不但不能展现战力，反而成为宋朝军队的弱点。
宋朝自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岐沟关之战后，对外作战基本上采取守势。学者李华瑞在《宋夏关系史》中指出，北宋对西夏作战的特点是以防御战为主，原因在于：其一，由于宋朝建国之初，既失长城之险，又失草原之利，不能组建骑兵，加上“强干弱枝”的政策，使而宋朝军队不能像汉、唐一般与游牧民族一争长短，只能采取防御的策略。其二，在防御思想的影响下，宋朝自真宗时期曹玮守边，组织沿边熟户、弓箭手，把民众武装作为一种防御手段，仁宗时范仲淹主张效法唐朝府兵制，神宗时王安石推行保甲法，都是主张以民兵防御敌人入侵。第三，在防御思想的影响下，宋朝常在边境地区修筑堡寨城池，作为抵御外敌入侵的手段。第四，利用西夏与周围其它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建立联盟关系，作为防御的重要手段。[注]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165-167页。
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手段，军队的移动多是城池到城池之间的短线移动，对于后勤补给的要求不高。我们再次看看宋仁宗时期的“三川口之战”，观察当时宋朝军队调度移动的情况：
元昊乃盛兵攻保安军，……遂乘胜抵延州城下。雍(安抚使范雍)先以檄召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于庆州，使至保安，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军趋土门。及是，雍复召平、元孙还军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骑兵三千发庆州，行四日至保安，与元孙合军趋土门。……而后雍后檄寻到，平、元孙遂引还。[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壬申，第2967页。
安抚使范雍先命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率兵自庆州出发到保安军与副都部署石元孙会合，再合兵进攻土门。其后范雍得到元昊攻打延州的消息，再下令要求刘平、石元孙回师救延州。而刘平、石元孙就是在返回延州的路上，在三川口与元昊大军遭遇，而有三川口之败。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刘平军队的移动，从庆州出发，行四日到保安军，再向土门前进，其后折回延州。庆州、保安军、土门、延州即为城池或堡寨，宋军在这些城池堡寨间移动设防，行军时间不过数日，因此对后勤补给的要求不高。
宋军即使主动出击，行军距离也不远，本文前引庆历元年宋夏“好水川之战”，韩琦派任福率军，于二月己丑由镇戎军出发，至癸巳遇西夏大军于好水川，结果任福战死，宋军大败，前后不过五日。
再看庆历二年(1042)宋朝与西夏的定川寨之战：
(闰九月庚寅，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命诸将分四路趣定川寨，刘湛、向进出西水口，赵珣出莲华堡，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怀敏出定西堡。……(辛卯)怀敏入保定川寨，贼毁版桥，断其归路，别为二十四道以过军环围之，又绝定川水泉上流，以饥渴其众。……怀敏及曹英、李知和、赵珣、王保、王文、刘贺、李岳、张贵、赵璘、许思纯、李良臣、泾原巡检杨遵、笼竿城巡检姚奭、都巡检司监押董谦、同巡检唐斌、指使霍达皆遇害。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悉陷于贼。[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庚寅-辛卯，第3301-3302页。
宋军同样是进行城池对城池的移动，分别由西水口、莲华堡、刘璠堡、定西堡四处出发，目的地是定川寨，结果遭到西夏军围攻，葛怀敏战死。
由上述三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宋朝防御型的战略思想之下，军队的移动距离短，对后勤补给要求不高。但是，元丰四年宋夏战争，是宋朝方面主动出击，且深入敌境之中，对宋朝军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宋仁宗时期的曾公亮、丁度编纂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当时宋朝军队的各类新武器，包括了“引火球”、“蒺藜火球”、 “竹火鹞”、“铁嘴火鹞”、“霹雳火球”等火器。[注] 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726册，第427页上栏-第429页下栏。 熙宁六年，宋神宗又设立“军器监”，[注] 《宋史》卷15《神宗纪二》，第284页。 成立了制造军器的专责机构。因此，宋朝在武器的制造上，是十分先进的。然而，这些先进的武器(如火器)要考虑防火防潮等问题，运送时更为不便，加重了宋军后勤补给的负担。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看出元丰四年宋夏战争时宋朝军队面临的问题，而宋朝便在后勤补给无法满足新编组的军队(将兵)、新式战略(主动出击)、新式武器(火器)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夏战争。战争发起后，宋军很快面临了后勤补给上的问题，例如渡河时缺少渡河工具：
种谔乞计置济渡桥栰椽木，令转运司发步乘运入西界。诏：“凡出兵深入贼境，其济渡之备，军中自有过索、浑脱之类，未闻千里运木随军。今谔计置材木万数不少，如何令转运司应副步乘？纵使可以应副，亦先自困。令种谔如将及河造栰，贼界屋并可毁拆，或斩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枪排皆可济渡。”上坐制兵间利害，细微皆得其要，诸将奉行惟恐不及也。[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己亥，第7643页。
种谔需要椽木制造桥梁以渡河，但却被神宗否决，要种谔拆毁敌境房屋、砍伐树林，甚至用枪排造筏以渡河。种谔麾下的部队有九万三千人，需要坚固耐用的桥梁，临时砍树拆房甚至使用枪排搭造的桥，可能无法符合实际的需要，但神宗用纸上谈兵的办法，处理前线将领所遇到的后勤问题，而这些作法只能让将领们哭笑不得。而在后勤物资的运送上，也是弊端丛生：
(元丰四年九月壬子)又批：“闻三司昨雇百姓车户大车辇绢赴鄜延路，纔入半道，其挽车人已尽逃散，今官物并抛弃野沃。逐县科差保甲，甚扰费人力，未知何人处画如此乖方，可取索进呈。”三司言：“起发应副鄜延、环庆、泾原三路经略司绢十七万五千匹，市易司起发十五万五千匹，用骡百二十四头，及管船水运至西京，乃用步乘。应副河东衣赐绢十万匹，赴泽州紬二万匹，用骡百八十三头及小车五十辆并橐驼般驮，又三万匹用步乘。应副延州银十五万两，盐钞三万席，用骡九十八头；绢十五万匹为五纲，一纲用橐驼，四纲用小车二百一十辆。应副河东、鄜延、环庆、泾原、熙河、秦凤路紬绢总百万匹，用小车为三十纲，并不用官私大车辇载。”诏三司选差勾当公事官一员缘路点检催趣，其津般乖方处，根究以闻。[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壬子，第7653-7654页。
神宗向三司询问雇用大车运送物资，却发生挽车人逃跑，官物被抛弃的弊端，应由谁负责？三司报告了向河东、鄜延、环庆、泾原、熙河、秦凤等路运送各种物资的情形，其手段包括步乘(人力)、小车、骡、橐驼、水运等，但是对于神宗的问题，三司却回答“并不用官私大车辇载”，否认有任何弊端。
随着宋朝军队的推进，后勤补给的负担越来越重，已经到达征调民力的极限，加上西夏军队伏击骚扰，各使宋军的后勤补给雪上加霜。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向神宗奏请：
本路运粮，延州诸县丁夫尽发，已差及妇女，虽累戒官吏毋得括责妇女，而运粮须办，则势不得不极民力，恐无以为继。闻出界后死亡逃散人夫头口不可胜计，至全军溃散，委弃粮仗，不免资寇。今边粮已费力，又益河东兵，愈阙粮食，以臣愚见，河东、鄜延行营恐须分遣将兵，搜讨伏留贼兵，候道通，节次量留人马，依峻置顿屯守，南北照望粮道。[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丑，第7709-7710页。
河东太原府路钤辖张世矩也请求神宗暂缓进兵：
臣领兵西讨，所逢皆精骑，其老小深遁沙漠。由此观之，其建言破贼，使朝廷于数路动百万众，当大冬隆寒之际远征未利者，斯人之罪也。伏乞抚养士马，待来春青草未发，牧马正羸，妨彼农时，乘彼虚弱，进兵攻取，则不及三二年，必当传首北阙。如其谓期月可破，则非臣之所及也。[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己亥，第7716-7717页。
结果这番话触怒了神宗，认为张世矩“沮挠大议”，命令王中正将张世矩逮捕下狱。
宋朝方面极尽民力进行运粮，导致丁夫死亡逃散不可数计，又遭到西夏抄截，使得补给路线不通，前线军队的处境更为恶化。河东路王中正认为出兵后即与鄜延路会师，故全军只携半月粮，属下官吏庄公岳等恐粮草不足，多准备了八日粮，结果王中正出师二十余日，始至宥州，因此面临缺粮的问题。[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甲申，第7701页。 面对王中正河东路大军军粮不济的问题，神宗只好下诏：“王中正兵自麟州出界，已至鄜延路，闻暴露日久，人多疾病，今虽驻并边，亦虑无以休息，可令计会沈括，分擘于延州、保安军诸城寨歇泊。”允许河东路大军撤回到鄜延路延州、保安军等地。于是“王中正引兵还延州，计士卒死亡者近二万，民夫逃归大半，死者近三千人”。[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丙戌，第7705页。
在鄜延路，种谔也面临乏粮的问题：
种谔初被诏当以兵会灵州，而谔枉道不进，既发夏州，即馈饷乏绝。谔驻兵麻家平，士卒饥困，皆无人色。谔欲归罪漕臣，诛稷(权鄜延路转运使李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请身督漕运，乃免。民夫苦折运，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斩其足筋，宛转山谷间，数日乃死，至数千人。稷初被诏得斩知州以下乏军兴者，上下以严令相驱迫，选人、摄官、部夫，上道即专戮，惟百姓多被杀云。[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甲申，第7702页。
种谔的鄜延大军面临“馈饷乏绝，士卒饥困”的问题，使得种谔一度要诛杀负责运粮的转运使李稷。而李稷为了满足运粮的需求，将逃亡的民夫斩断脚筋丢弃在山谷中，使其饿死。李稷又奉诏得以斩杀知州以下运粮不力的官吏，于是基层官吏为了自求生存，纷纷逼迫甚至杀害百姓。最后，“种谔驻兵麻家平以俟折运，逾期不至，士卒益饥困，行八日次盐州，会大雪，死者十二三”。[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丁酉，第7715页。 种谔鄜延大军大败而回。
围攻灵州城的泾原、环庆两路宋军，“城久不下，粮草告乏，(刘)昌祚侦巾子岌、鸣沙川有积聚，白(高)遵裕，愿遣骑往取之。凡往复两日，得草一万余束，粟、豆千三百斛，使自输官取直，泾原兵仰给有余，则转给环庆”。[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乙酉，第7704页。 靠着从西夏掠夺而来的粮草，勉强维持泾原、环庆宋军的生计。至于攻城方面，高遵裕“以环庆兵攻灵州城，时军中皆无攻具，亦无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为之，皆细小朴拙不可用”。[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戊子，第7707页。 宋代军队攻城时，主要用“炮”(投石机)作为主要的武器，《武经总要》中记载的“炮”，种类众多，包括“炮车”、“单稍炮”、“双稍炮”、 “五稍炮”、“七稍炮”、“旋风炮”、“虎蹲炮”、“拄腹炮”、 “独脚旋风炮”、“旋风车炮”、“卧车炮”、“车行炮”、“旋风五炮”、 “合炮”、“火炮”等多种，[注] 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12，第414页下栏-第423页下栏。 此外还有观察敌方城中情形的“望楼”，[注] 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13，第446页下栏。 都是攻城时必备的装备。由于宋朝军器制造越来越复杂进步，使得军器制造成为专门的知识，“知其法者”有限。在运路不通无法运来先进的攻城器具，土法炼钢自制攻具又不可用的情况下，泾原、环庆围攻灵州城久攻不下，西夏趁机决黄河七级渠以灌宋军，导致泾原、环庆两路宋军的溃败。
熙河路李宪大军，由权管勾熙河、秦凤路转运司公事赵济负责军粮转运，赵济向神宗报告：“勘会都大经制司要一月人粮马食，臣已牒本司，将先差下急夫津般人马食三万，干粮一百五十万斤，自通远装发，赴西宁寨会合，据即今人马，可作一月之备。目今见存准备五十日支用，深入讨定，委不阙误。”[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庚寅，第7711页。
赵济的准备较为充足，使得熙河路大军较无缺粮的问题。但熙河路民夫负担亦重，“时陕右数调役，旷日持久，众且溃，(赵)济度无以制，使民自溃则后不可复役，乃悉纵遣，辍马负粮，军迄还不饥”。[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庚寅，第7711页。 赵济在民夫溃散逃亡之前先将民夫遣散，避免了鄜延路民夫逃亡甚至被杀的惨剧，而熙河路大军也未因此而缺少军粮，可算是十分幸运的。
由上可见，元丰四年灵州之战宋军大败的原因，在于宋朝动员了过多的军队，动员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后勤补给体系所能负荷的程度，导致前线军队无法得到足够的军粮与攻城器具，结果攻城不利，士兵乏食；加上西夏决黄河七级渠水淹宋军，达到奇袭的效果，又遣兵断绝宋军的粮道，加深了宋军粮运不继的问题，导致宋朝大军的挫败。
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元丰四年宋夏战争，宋朝的后勤补给体系无法支应前线三十余万大军的需要，导致前线乏食缺粮，终至战争失败。这是军事动员规模与后勤体系无法配合的问题，这牵涉到国家的军事与经济能力的规划与计算，故应负其责者应为宋神宗与幕僚机构(如枢密院、三司等)，前线将领如高遵裕等人，主要责任在攻城略地，对于后勤补给乃至国家经济状况的掌握，实非其责任。
高遵裕虽然为英宗高皇后之叔父，但观其仕宦升迁之路，实际上受外戚身份的庇荫非常有限。高遵裕主要的背景，是祖父高琼、父亲高继宣相传而下的武将家风，而高遵裕在西北拓边的表现，虽不能说全无缺点，但也算得上称职尽责。灵州之役高遵裕战败，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将灵州之败视为外戚掌兵的结果，则又失之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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