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山，强进前
（1.兰州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4000；2.中共平凉市委党校，甘肃 平凉 744000）
杨家将的故事和辽、宋时期的边疆民族关系密不可分。杨业祖孙三代是北宋抗辽、西夏镇守边疆的名将。杨家一门的忠勇事迹，被演绎为各种戏曲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探究其原因，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余以为杨业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今人之侵扰，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陵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1］可见，在杨家将的故事背后隐藏着浓厚的历史情结。
杨家将的故事要从杨业的父亲杨信说起。杨信（？—952年），本名弘信，杨业之父。李裕明先生指出，五代晚期出现过四个杨信，只有一人是本名。对此，李裕民先生曾有详文论述。之所以会引起这种多人同名的混乱，是因为“古代讲究避讳，皇帝及其祖先的名字，其他人是不许用的。如弘字，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名弘殷，就得避讳。避讳的办法有多种，一是缺笔，即少写最后一笔。这种避讳法，不影响人们对它的认识。二是改字，即将 '弘’改写成 '宏’，于是出现杨宏信的写法。三是空字，不写需避讳的字，司马光《资治通鉴》作 '杨信’，就是采这一办法的结果。”［2］这种解释，颇为精当。另据《资治通鉴》载，广顺二年“初，麟州土豪杨信自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训嗣，以州降北汉，至是，为群羌所围，复归款，求救于夏、府二州。”［3］可见，杨信在北汉时期就已经置身边疆，忙于战事。
杨业乃杨信之子，原是北汉的一员名将，北汉亡后降宋。杨家将的主体故事是以杨业归宋后参与的辽宋边疆战事为开端。“杨业，并州太原人。父信，为汉麟州刺史，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用鹰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刘崇，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 '无敌’”。［4］关于杨业的籍贯，《宋史》和《东都事略》均说其为太原人。聂崇岐先生曾说：“《宋史》、《东都事略》谓之太原人者，盖从初仕之国而言也。”［5］对此，好多人做过考证，认为“并州是其今籍。”［6］顾全芳先生说：“杨业青年时离开麟州，投奔刘崇到太原，在太原生活了几十年，并且被赐姓为刘，成了北汉刘家的养子。后来的史学家，大概由此而把杨业当成太原人了。我认为，一个人是哪里人，通常指的是他的籍贯，即其祖居的地方。仅仅因为杨业青年时期投奔刘家被收为养子，就改变他的籍贯，说他是太原人，显然是不对的。”［7］这种说法，颇为合理。
杨业在事刘崇时“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 '无敌’”。［8］9303正因此，当“太宗征太原，素闻其名，尝购求之。”［8］9303后来，当刘继元降宋后“帝遣中使招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8］9303又因其“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州泊马都部署，帝密封橐装，赐予甚厚。”［8］9303当契丹南侵时，“会契丹入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西径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8］9306可见，杨业归宋不久就赢得了朝廷的信任，戍守边疆，扬名天下。
杨家将的第二代英雄惟杨延昭战功卓越，由此演绎了生动丰富的历史故事。“杨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幼沉默寡言，为儿时，多戏为军阵，业尝曰： '此儿类我’。每征行，必以从。”［8］9306杨延昭从小喜于战事，且跟随名将杨业驰骋沙场，军营生活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后来，“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8］9308可见，延昭即大郎，以下的排行是延浦、延训、延環、延贵、延彬、连战死的延玉共七子。延玉即七郎。然而，时人称延昭为“杨六郎”。史载“（延昭）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8］对此，赵捷民先生曾说：“'六郎’的称谓最早来自契丹，而且我国古代 '六郎’之称并非单指行辈，另有意义。”《北史·元文遥传》载：“六郎辞情俊迈，自是克荷堂构。而白掷剧饮，亦天性所得。”［9］这里所说的文遥子元行恭因文才很高而称“六郎”。又载：“宗晋卿侯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六郎”。［10］据此可知，张易之以姿貌幸，也被称为“六郎”。因此杨延昭被称为“六郎”，并非行六，而是因其武艺高超，他实际是杨大郎。［8］9308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要确定其排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杨文广，即杨延昭子。“文广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从狄青南征，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英宗曰： '文广，名将后，且有功。’乃擢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8］9308可见杨文广也深得朝廷重用。后来，“辽人争代州地界，文广献阵图并取幽燕策，未报而卒，赠同州观察使。”［11］另据一些记载，传说延昭有子一人杨宗保，有孙一人文广。笔者认为，民间流传的关于杨文广的一些传奇故事，多来自话本、小说的演绎，时有虚构，但杨文广平西、征南之事，史书确有记载。
辽的建立者契丹族属热河境内东胡遗民之一。唐太宗初年，相继内属，并在此设立都督府，赐姓李，自此契丹历代酋长多被封为王。安史之乱时，河北多陷，契丹与唐道绝不通，遂羁縻于回纥，从此之后成为两属之国，唐厌其外属回纥而不给授爵。武宗初年，复内属于唐。唐晚期，契丹内部推举耶律阿保机为主。阿保机在汉人韩延徽的策划辅助下，于公元960年逐步统一各部，自立为王。并乘当时中国内乱，招揽河北一代的人民修筑城郭，开荒垦殖，汉人于是依附于土地而不再四处逃亡。契丹农业也从此开始发展，从此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习惯。同时以汉字隶书为基础，创制契丹文字。根据汉族习俗订婚俗、官制，契丹文化开始发展。随着契丹实力的不断增长，开始开疆拓土，不断侵扰宋朝边境，以致夺去了燕、云十六州，至此，宋朝边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辽宋边疆的形势是时战时和。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杨家祖孙三代分别亲临疆场。第一次是宋太宗继位后，南方统一大局已定，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亲率大军攻北汉，围太原城，“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8］9303随后又打退辽援军。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即杨业）仍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太宗抚慰良久”，继业才归宋。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名业。因其武艺高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六月，宋太宗亲率十万大军出镇州（今河北正定）北进，突破辽军在沙河（今河北涿州北拒马河）的阻截，进围幽州。辽守城军苦战待援。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于城北示弱设伏，引宋军北进，以分散其攻势，并与北院大王耶律休哥援兵夹击，大败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退至保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关南（今河北高阳东）、镇州，以防御辽军反击。九月，辽景宗遣燕王韩匡嗣等率军攻满城（今河北满城北）。宋军已有准备，集中兵力击败辽军，歼万余人。然辽宋边境形势仍很紧张，宋太宗认为“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8］9304遂任命杨业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驻泊兵马部署。时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边。五年三月，辽军进攻雁门（今山西代县）。宋将杨业协同潘美南北夹击，杀辽将萧罬李，俘辽将李重悔。再败辽军。杨业“以功迁云州观察使，任判郑州。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8］9304杨业是北汉降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功边关，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从此，“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8］9304面对大臣的这些奏折，“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8］9306大将们的嫉妒为其日后征战沙场失援而丧命埋下了隐患。
第二次战争是在辽熹宗去世后，圣宗即位，而圣宗年幼由萧太后摄政。于是，宋太宗于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正月大举攻辽。东路军以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山西应县）、朔（山西朔州）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当“业攻应、朔，延昭为其军先锋，战朔州城下，流矢贯臂，斗益急”。［8］9303战争之初，中西两路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失地。但东路军再度攻取涿州时，遇契丹主力，因军困粮缺，仓皇撤退。退到岐沟关（在涿州西南四十里）时，被耶律休哥大兵打得大败。宋太宗急令中西两路军缩短战线，退回原防线，并命令潘美、杨业护送云、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州东马邑镇）、朔（山西朔州）四州人民内迁。杨业主动断后，临行前与潘美约定，设伏兵与陈家谷口，待杨业转战至此，双方夹击辽军。但当杨业返回陈家谷口时，潘美等人早已率军离开。杨业孤军奋战，部下伤亡惨重，长子杨延玉战死，他身受数伤，仍坚持搏斗，最后中流矢，坠马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
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角逐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12］深为辽人敬畏。逝后，辽人在其死地建庙祭祀。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出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诗云：“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13］然就杨业死地说法不一。李裕民先生曾说：“杨业被俘后，立即出发，三天后死去，只能死在云州去幽州的路上，绝不会死在古北口。可以肯定，古北口建庙的原因于杨业死地无关。”［14］又说，古北口建庙，当与崇拜英雄的心态有关。杨业有“杨无敌”之称，尽管在战斗中多次打败辽国，但辽国王并不嫉恨，仍十分爱惜这位英雄。“继业汲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旗而射，继业坠马，先是军令需生擒继业，奚低故不为功。”［15］382可见，是耶律奚低破坏了国王网络英雄的计划而不记功，也说明杨继业确是一位难得将才。
英雄崇拜往往超出民族与地域的界限，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忠勇气概深受所有人的敬仰。从北口建庙可以看出，辽人对杨业的纪念也有同样的情节。正如聂崇岐先生所言：辽人之器重杨业，正如“昔匈奴杀李广利而终祀为贵神。契丹之立业祠，得无亦类是乎？”［8］9306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年）冬，“契丹扰边，延昭时在遂城。城小无备，契丹攻之甚急，长围数日。契丹每督战，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丁壮登陴，赋器甲护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获其铠仗甚重。”［8］9306因功任莫州刺史。“帝甚悦。指示诸王曰：'延昭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厚赐遣还。”［16］9307咸平三年（1000年）冬，杨延昭命精锐部队埋伏在羊山（今河北徐水西，称杨山）以西，从北面向契丹进攻，且战且退，将敌诱至西山。这时伏兵突起，辽军措手不及，弃兵曳甲而逃，生擒辽军将领，缴获许多战马和武器。之后，杨延昭被晋升为莫州团练使。当时，杨延昭和杨嗣共同负责河北路西北部防务，辽人称之为“二杨”。
第三次战争是在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春，“诏益延昭兵满万人，如契丹骑人入寇，则屯静安军之东。”［16］9307同年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军大举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准的坚请下宋真宗亲征，北上澶州，辽军也进至澶州城北。杨延昭审视战略形势，向宋真宗建议“契丹屯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16］9307但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采纳，杨延昭“乃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重。”［8］9308同年十二月，宋向辽纳币帛为条件于澶州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
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辽和议以后的河北防务，杨延昭任进本州防御使，后又改任高阳关（今高阳东）副都部署，连任九年。杨延昭从此成为河北前沿的总帅，统兵数万，防守天津至太行山下一线的边防。高阳关、益津关、瓦桥关是河北边防的重要关口，都在杨延昭的管区之内。晋、冀民间流行传说“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词句，是有历史根据的。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七日，威震宋辽边疆的将领杨延昭，满怀忧忿之情死于高阳关，终年57岁。“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16］可见，人们对英雄的敬仰是超出了民族和地域界限的。至此，辽宋之间的战争平息，从“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边境维持了长久的和平局面。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也是杨家将中的重要角色。但他参与的一些战事主要是宋夏之间的边疆关系，与辽关系不大，兹不赘述。
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内诸夏而外夷狄”［17］283的传统观念。处于天下之中的文明地区不与“野蛮”的夷狄杂处。愿意采取中原文化的则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不愿采取中国文化的，则与华夏民族隔离，成为外化之人。辽、宋、夏时期是一个多元政局并存的时期，也是各民族互相交流、融合时期，和平与战争并存。
北宋建立后，辽对宋形成严重的威胁，但宋初的两国关系比较和缓。聂崇岐先生认为“宋太祖初立，日从事吞并割据诸邦，无暇北顾，而当辽穆、景二宗相继在位，国势中衰，亦无力南侵，故两朝仅小有争扰，并无大战，如是者十六年乃有通和之举。”［5］然而，统一天下是当时每个割据政权的最终目的，和平只是维持各自利益的暂时状态。战争是经济的继续和集中表现，辽国之所以不断南侵，与本民族的经济关系紧密相关，他们也以正统自居，竭力统一天下。王桐龄先生认为：“独有宋时之辽、金、元三国，其根据地皆在塞外，势力范围伸张至中国内陆，倾土之广，武力之强，足以压迫汉族，而又不肯完全与汉族同化，固有宋一代三百年间，始终受其压迫。”［18］
和亲，作为一种部族或政权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手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以联姻作为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则始于西汉。自此以后，历代和亲不绝。在中国历史上，宋朝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朝代。然而，在宋代，不论边疆关系如何紧张，订立的盟约如何耻辱，始终不见与其它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政策，这也是宋政府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一大特点。正如林文勋先生所说：“在对民族政策进行创新的同时，宋王朝也对传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扬弃，和亲现象的消失即是表现之一”。［19］总观中国古代的和亲，主要是想通过婚姻关系，造成华夷一统和天下一家的局面，以维持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和好关系。而到了宋代，这一现象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历来就有“男女同姓，其声不番”［20］的观念根深蒂固。如果同姓结婚，就会被视为非礼之举。然而，宋朝以前就已经对契丹首领赐姓为赵氏，那么宋辽之间就不宜联姻。崔明德先生也说：“宋朝虽然也有部分大臣曾对历史上的和亲以高度的评价，但就大多数而言，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和亲有失中原王朝的体面。”［21］
第二，互市的发展加强了中原内陆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双方经济发展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事实上已形成了新的层面上的华夷一统和天下一家的局面。司马光曾总结说：“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22］402即强调武力为此前王朝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显著特征。而宋代是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由以武力为中心向以经济力量为中心转变的一个转折点。其转变动因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由此而来的市场网络的扩张。居住于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在宋王朝建立前就已成立了自己的政权辽朝。宋朝刚一建立，由于主要力量放在消灭内陆各割据势力上，无暇北顾，因而积极发展与辽政权的贸易。
宋与契丹的贸易开始于太祖时代，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廷“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23］对互市加以管理。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至淳化二年（991年），随着双方关系的时紧时缓，互市时废时复。至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举侵宋，宋方旋即罢互市。不久，宋、辽双方订立“澶渊盟约”。翌年，宋方才“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后又置广信军榷场、与辽互市。“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24］15陶晋生先生指出，“辽宋的外交关系虽然由于979年宋发动对辽战争而断绝，但是贸易关系仍然时断时续（共有五次，直至澶渊之盟）。宋对辽的贸易可以说是一种边寇的手段，但是以断绝贸易关系来制裁辽朝则不大成功，因为宋辽间没有清楚而易于隔绝的国界”。［25］16
第三，在面对外族入侵时，杨家历代英雄的顽强抵抗，忠勇报国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宋朝人民，宁可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向辽送岁币也不和亲。杨家将的精神以凝聚成整个民族的顽强性格，传承不息。
传统观念认为，中原王朝以接受外族政权的朝贡为理想，而视与外族建立平等的关系为耻辱。然而，在宋、辽双方订立“澶渊盟约”后，非辽向宋朝贡，反而是宋向辽国每年送去岁币，这一结果在崇王道观念深刻的中原人看来，实难接受。但正因为宋朝的这一屈卑行为，赢得了宋辽边境的长期和平，也是宋朝处理边疆民族关系中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正如陶晋生先生所说，“宋人虽然损失了每年的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但是也换来了长期的和平。直到北宋末年的连金灭辽，辽宋之间一直能维持和平关系”。［25］1111宋真宗及后来辽宋间的外交关系，是以澶渊盟约为基础，以崇尚和平为主旨的。据载，澶渊盟约之后，宋真宗立即下令更改河北沿边有“戎”、“虏”字样的地名，“改威虏军曰广信，静戎曰安肃，破虏曰安信，平戎曰保定，宁边曰永定，定远曰永静，定羌曰保德，平虏城曰肃宁。”［22］29这种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政策是与宋朝立国的“强干弱枝”国策息息相关的。由此可见，辽、宋间的平等外交关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君主间建立了亲属称谓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有一种血缘甚于地缘的联系。第二，关于“南北朝”的称呼。这种称呼在国书与两国官方文书中普遍使用。第三，宋辽间的平等外交礼节。这种举措从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第四，两国间的贸易关系非朝贡关系，而是平等的在榷场贸易。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有一定的渊源。正如陶晋生所说，“宋辽间外交关系的重要惯例，如使节的交聘，亲属关系的建立，和赠送岁币，都源于五代。”［25］
澶渊盟约后给宋朝士人以苟且偷安心态，不重进取的心态，久而久之，对北宋的发展极为不利。契丹自建国后不断地增进其国际地位，在其初兴之时，曾一度向后梁进贡，此后与中原朝代的关系大部分时间是对等的。后晋和北汉则向契丹进贡。宋太祖建国后，与契丹建交，也是承袭了五代时的平等关系。辽太宗对中原的政策是很积极的，他未尝不打算入主中原，继承大统。德光以后的数位皇帝，则因内部汗位的争夺，时有争斗。在这些内部争斗期间，对外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澶渊之盟后，辽宋正式成为对峙的两国。辽、宋的和、战过程中，不断加快了两国人民的交流、民族的融合。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活方式并存，并互相影响。杨家将的英勇事迹和忠贞爱国的民族精神将传承不息。
［1］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3：421.
［2］李裕民.杨信与杨衮考辨［J］.杨家将文化，2010（2）：15－19.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后周记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9487.
［4］（元）脱脱等撰.宋史·杨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303.
［5］聂崇歧.宋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0：327.382.283.
［6］虞云国.黎东方讲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2.
［7］顾全芳.杨业籍贯考［J］.人文杂志，1982（6）：92.
［8］（元）脱脱等撰.宋史·杨业传［M］.列传第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唐）李延寿撰.北史·元文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06.
［10］（后晋）刘昫.旧唐书·张昌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06.
［11］赵捷民.杨家将考辨 ［J］.天津社 会科学，1987（2）：92
［12］（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刘继业传［M］.卷106，北京：中华书局，1983：1516.
［13］（宋）苏辙.栾城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95－396.
［14］李裕民.宋史考论·杨家将三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5.
［15］（元）脱脱等撰.辽史·耶律奚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03.
［16］（元）脱脱等撰.宋史·杨延昭传［M］.列传第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成公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10：417.
［18］王桐龄.宋辽之关系［J］.清华学报，（2）：1344.
［19］林文勋.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J］.中国边境史地研究，2008（4）：20.
［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三年［M］.北京：中华书局，1990：408.
［21］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12.
［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高帝纪［M］.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56：383.
［2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8，北京：中华书局，2004.
［24］（元）脱脱等撰.宋史·食货下八［M］.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77：4562.
［25］陶晋生.宋辽关系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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