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教育学院教研员李元昌：弯下腰为农村教育做实事
本报记者 陈帆波
编者按
我国城乡教育存在不小的差距，面对农村教育的严峻形势，研究农村教育的人有不同的方法：有人撰文探究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途径；有人奔走呼号，为农村教育请命；李元昌的做法是，弯下腰来，扎扎实实为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学校教研做实事。
拖着带病之躯，李元昌做了很多事。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教研员，他选择的路绝不是坦途。但凭着对农村教育的深深情感，凭着几十年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积累，凭着一股忘我的工作精神，他和众多的山乡教师们一道走上了这条充满坎坷和荆棘的教学研究之路。实践证明，李元昌探索创造的农村教研教改基地，是一条促进农村教育提高和发展的好路子。而他在农村学校的探索实践，也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农村教育虽然存在困难，但只要有行家领路，上下同心，大家真心实意地干，情况就一定会有改观。
农村教育需要李元昌这样身体力行的专家和引路人。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李元昌走进山乡，走进校园，实实在在为农村教育发展作贡献。
·“搞教研工作，思考问题时要‘跷起脚来看全局’，但做的时候一定要‘弯下腰来’，从小处干起，实实在在，绝不能敷衍搞花架子。”
·“以一所教研教改基地校为中心，联合附近的学校成立教研教改基地，以强带弱，可以为农村学校在培训和提高教师上趟出一条新路。”
·“作为一个普通教研员，不可能从宏观统筹和政策措施上来解决问题。但上面做不到的，可以从下面抓典型进行试验，这叫做‘镜子从下向上照’。”
今年教师节前，李元昌因过度劳累，又大病了一场。这次，他听从家人的劝告，在家认认真真地休息了一个月。趁着节日，记者前去看望他。
56岁的李元昌，由于疾病和劳累，头发早已染霜。他面色黝黑，因为身体还很虚弱，说话多一点，就疲劳得脸色发白。记者劝他说，基地的事做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别总往乡下跑了。他摇着头说：“不行，好多事都没做呢。”他又笑笑说，农村教育是他的“心魔”，他摆脱不了。
病床上的思考
1999年3月，吉林省榆树秀水二中校长李元昌被确诊身患“非合杰金氏淋巴瘤”，一种相当于癌症的疾病。这一消息惊动了吉林省教育厅领导和教育界的很多人。经过半年手术、化疗的煎熬，他挺了过来。
李元昌不是大人物，但他的名字为很多人所熟悉，他是我国中学语文界改革的领跑人和农村教改的先行者，他的患病让许多人为之惋惜。当时的教育厅领导陈谟开对李元昌说：“这些年只知道用你，现在应该照顾一下你了。”这年9月，教育厅将他从农村调至省教育学院做教研员，并在靠近南湖水岸的地方给他安排了舒适的住房，让他保养身体。
20多年几乎每天都在奋斗的李元昌，无法安心养病，此时考虑最多的仍是农村教育的事情。刚刚做完第六个疗程的化疗，身体还非常虚弱，他就迫不及待地构思起建立教研教改基地校的计划。他查看过医书，“非合杰金氏淋巴瘤”治愈后，可延长5年生命。他想，他可以用这5年时间完成他的计划。
2000年4月，春寒犹深，他带着想好的计划和药就下乡了。他没有和学院领导打招呼，因为这是他要开的“小片荒”(意指工作之外的“私活”)。也就是从这个春天开始，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他自己选择的事业中去了。
“小片荒”上种大田
他的计划是每个县都要有点，那样他可以全面掌握情况。
他把计划排得很满，一个一个去调查。他做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他不是领导，没有行政职务，他就先从熟悉的地方做起，找同学，找熟悉的教研员帮忙。农安、榆树、德蕙、舒兰、抚松，远的地方乘火车，稍近点的坐大客，一坐几小时，他浑身的骨头就开始疼。
半年后，他的重点集中到了白山地区。那里地处长白山腹地，平均海拔1200多米，很多学校都在山里头。那里是吉林省农村教育的缩影，企业与地方学校混杂，业务缺乏指导，教研环境薄弱，教师队伍素质整体低下，经济极其困难，工作20年的教师工资只有400多元。他想，如果把这一带研究好了，对全省农村会有指导意义。
他选择了两所有代表性的学校，露水河林业一中和白山市九中，露水河一中是企业学校，长期没有业务指导，骨干教师被高中拔去，教师补员就从小学拔；白山九中是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教师外流严重。这些都是农村教育的共性问题，他要啃一啃这个硬骨头。
但这两个点对李元昌来说意味着要吃苦头。露水河离长春遥遥千里，往返一次的路途就需4天时间，这对身体虚弱的李元昌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露水河进修校长刘贵修第一次到火车站接李元昌，就被他疲劳的脸色吓了一跳。他却笑着说：“到你这找点事做。”
他知道自己来一次不容易，也就不顾疲劳，当晚就与刘贵修和一中校长高成就建立教研教改基地校一事交谈了四五个小时。他对二位说：“我希望基地校能够对周边农村学校产生影响。”
第二天，他听了6节课，还请了附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座谈。他对大家说，“我们搞教研工作，思考问题时要‘跷起脚来看全局’，但做的时候一定要‘弯下腰来’，从小处干起，实实在在，绝不能敷衍搞花架子。”
露水河一中被确定为“教研教改基地校”，让高校长喜出望外，他们这里还从未来过省里的专家指导过呢。最初他担心的是：“这么远的路，谁愿意老往这儿跑？”但这种顾虑很快就消除了，因为不久李元昌又来了。这次他指导学校开展了“校本科研”，打造自己名师队伍的5年规划，高校长慢慢发现了李元昌的特点：盯住一个目标就不放手。
白山九中“向自己要好教师”的“校本培训”也在李元昌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了。
他出来的时候是瞒着家里的，回到家就“露了馅”，累倒了。在床上躺了十来天才恢复过来。
荒原上结出个大果实
李元昌把他建的教研教改基地校叫“小片荒”，那些地方很少有人问津，他来去也方便，不用请示。但他在这“荒地”上却是辛勤地劳作，思考着大事。
他来露水河，东西各有两条线，一条铁路线把松江河、泉阳、露水河、二道白河的一些学校串联在一起。另一条公路线又把延边安图县和白山抚松县的一些学校连了起来。这些学校大大小小，分属不同的区域，虽能相望却不相及，显得孤独寂寞。李元昌去过这里的学校，大部分没有教研环境。一个校长跟他说，这几年骨干教师接二连三地调走了，现在老师在教学中遇到难题，想问个明白人都找不到。外出培训，没有经费，有的老师一个人教两三科，教学都顾不过来，哪里有时间搞教研？
在学校当了20多年教师和校长的李元昌知道，教学活动没有教研作支撑，教师的教育观念就很难更新，教学方法就不能改进，教学质量就上不去，尤其是新课改的东西更难掌握。
一次，他在露水河一中作有关新课改的报告，这一带的学校呼啦啦来了100多人。那天，听课的气氛很热烈。李元昌心中一动，眼下的情形打开了他的思路：“以一所教研教改基地校为中心，联合附近的学校成立教研教改基地，以强带弱、资源共享。”这个构想使他兴奋起来。当天，他把来听课的校长和老师留下，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的好办法，哪有不同意的？
他心情兴奋，便忘记了疲劳，当晚就和刘贵修、高成谈他的这一新设想。希望一中这个比较强的学校挑头，进修学校来协调组织。但这些学校都是不同区属的，刘、高二位有些犹豫，但受李元昌精神的感染，他们愿意和李元昌一起来开创这个有意义的事业。
李元昌想，这个新事物如果促成了，就可以为农村学校在培训和提高教师上趟出一条新路。所以他为此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亲自设计基地的组织章程、活动方案，协调各种关系。他更频繁地来到露水河，有时到白山市和抚松县其他教研点也必到露水河来。他希望条件好的学校多加入进来一些，那样就可以更有力量。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紧张地奔忙。他太累了。一次开“基地”策划会，忙了大半天，刚要吃饭，他的身体就来“情况”了。那时天气已转冷，露水河又是高寒山区，他的心脏病、胃病和风湿病一起发作。但他不动声色，悄悄退下，回到住处吃药，晚上还在房间里和大家交流意见。
他的精神感动了大家，大家一齐努力，基地的方案形成了，基地成员校由最初的六七所，增加到11所。2001年11月，“露水河教研教改基地”终于诞生。那天，露水河林业局的毛局长也来祝贺，生病后滴酒不沾的李元昌也干了一杯酒。
就像他设想的那样，基地很快形成“同心干”的局面。大家共同进行科研、教研课题立项，组织集体备课，评选学科带头人，为薄弱校送课、培训教师，集资请专家讲学、请名师上课，越搞越顺畅。
当长白山这一带进入新课改时，露水河基地搞集体大备课，对抚松县砬子河中学和安图县三道中学这两所师资薄弱、驾驭课标教材困难大的学校，骨干教师上门培训。新课改实施，11所学校全部跟了上。
露水河基地运转起来后，李元昌又以白山九中基地校为中心建立白山教研教改基地，这个基地跨靖宇、江源、八道江两县一区，与露水河基地连成一片，遥相呼应，相互支援。李元昌在做的过程中也“网罗”了更多的同道者。
可李元昌的爱人刘永珍却说他“实在是傻”，因为李元昌老瞒着她往白山、露水河跑，终于累倒了，住进了医院。“要出去，你就去近便的地方，怎么就‘黑’上了露水河？你啥身体？”跟着李元昌干了3年的露水河一中校长高成，此时才知道李元昌原来是个病人。
镜子从下往上照
出了医院，李元昌还是瞒着家人到处跑。他在各基地学校巡回指导、讲课，搞教研活动，慢慢地，他感觉到了问题。
因为他是语文教研员，在基地开展的基本是语文教研活动。其他学科怎么办呢？他和下面的老师、教研员探讨，提出了用语文教研活动的方式开展其他学科的活动，他们取了名称“语文搭台，各科唱戏”。
他先在白山九中实验。他对校长王殿富说：“你们要把其他学科嫁接到语文上来。”王殿富说：“只要您给掌舵，驾好辕，你说接哪科，我们就接哪科。”九中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他们把李元昌的“大语文教育观”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全方位推进，学校的教学水平全面提升。
李元昌总是边做边研究，他与王殿富切磋：在教研中加入科研和培训的内容。于是，九中的教研活动就向教研、科研和培训的综合性活动发展。
王殿富是个干事业的校长，在李元昌的指导下，他带着全体教师干劲十足地向前探索。老师们的信心全起来了，李元昌也加入到这种探索中，和老师们切磋、讨论、争论，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他和王殿富还经常用电话、E-mail、手机短信沟通。
但李元昌的身体经常吃不消。“他很累呀，一把一把地吃药。我们压缩吃饭时间，让他早点休息。晚上和他谈事也尽量别太晚。”王殿富经常不忍，李元昌却开玩笑说自己是“废物利用”，要好好用。
“教研、科研、培训一体化”在九中实现了。九中教师素质整体跃进上升，出现一大批市级、省级优秀教师，他们的老师可以到长春市的重点学校讲课。
这个经验在白山一带基地校很快被效法去，教师的成长非常快。九中和露水河基地校经常互派教师讲课。“给派个数学的！”露水河那边来电话。“你们要哪个层次的？”王殿富骄傲地问。
王殿富称赞李元昌“教研、科研、培训一体化”的思想“既前卫，又实际”。“他的思想我们接受过来，已经内化到我们学校，我现在管理起来真是得心应手。”
但李元昌没有那么满足，他在基层学校调研时发现，教育中有些急于解决的问题在研究上是空白，有些事情甚至是错误的。基层学校的教育科研，本来是要解决学校自身发展的问题，但有些学校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却盲目攀比一些所谓的“大”课题，使学校的教育科研走向形式主义。
针对这种现象，李元昌又开始啃上硬骨头。他和露水河林业一中的教师一起研究，提出两大建议：一是“积小改为大改，以小题换大题”的校本科研目标；二是“教学问题即课题，教学过程即研究，学生发展即成果”的校本教研科研思想。他对校长说：“你们的目标就是解决学校教育实践的问题。”
这样一来，死气沉沉的教育科研一下活了。学校无论是领导还是教师，人人都有了自己的科研课题。领导研究学校如何发展，教师研究自身素质怎样提高。校长高成的课题就是《露林一中办学理念、方法之研究》。
李元昌精心地经营着这个实验，他把自己20多年积累的经验、体会奉献出来，同老师们交流。他经常给老师做报告，一讲三四个小时，大家围着他，同他交流，向他请教，同他争论，直到深夜。有时，他身体不适，就吃几粒药顶一顶。时间长了，一中语文教研员李克勤熟悉了李元昌吃药的种类。一次，李元昌心脏突然难受，李克勤飞快地跑出去买来了“鲁南低丸”。下午，他恢复过来，又给老师们讲了课。李元昌的敬业精神常使李克勤眼睛湿润。
李元昌的心血没白费，一中的探索一路搞下来，他和学校都品尝到了“甜头”，因为搞科研的过程，等于对教师进行不间断的培训，教师的理论水平提高了，教研能力也上去了。
一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校长高诚说，他们的教师已进入波浪式的发展状态，一个人调走，另一个人立即就填补上。去年以来，很多学校找上门来向他们“取经”。
看到这些，李元昌就像农民看见了丰收的果实，内心充满了喜悦。
但他的做法在“上面”出了问题，有人质疑他：“你这是教研吗？”确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研员，他所做的，在上面是3个部门做的事，有的还是教育科学院管的事情。
李元昌就说：“我这是‘大教研’。”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他说，教研的目的是促进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由单科演变为多科合作，由单一的教研发展为与科研、培训的综合，并使之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有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教师的成长途径有多种，也许受益于教研，使他振作；也许得益于科研，使他奋发；也许受惠于培训，使他成长；也许三股劲集中一起促使他素质提高。
作为一个普通教研员，李元昌不可能从宏观统筹和政策措施上来解决问题。但他认为，上面做不到，他可以从下面抓典型进行试验，他把这叫做“镜子从下往上照”，供上级领导部门参考。
李元昌的梦
在李元昌的家中，记者看到他书架上的书并不多。他说好多书都在农村老家，他每年都回去两次，到原来的学校秀水二中看看。
记者在10年前也去过那里采访。那时，李元昌进行的农村教改实验影响非常大，他在1986年就提出“大语文教育”思想，并进行了13年的以“农村大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农村未来建设者”为方向的改革探索。他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农村中学语文教学的作用，把社会作为语文教改的大舞台。他当时的很多观念，与现在的课程改革理念基本符合。他的实验班学生自编自选的作文集《田野上的小花》，被吉林文史出版社再版过4次，后来被吉林省教材审定委员会定为初中选用教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元昌已是我国普教界闻名遐迩的人物，教育思想自成一家。这时，在师范院校中有人开始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法。伴着他的教改经验的推广，各种荣誉称号也纷纷落到他的头上：全国劳动模范、第二届全国“十杰”教师、香港伯宁顿孺子牛金球奖杰出奖、特级教师、大学教授、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专家特贴。
在这期间，李元昌放弃过很多次离开农村的机会，包括城市重点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因为他舍弃不了农村。“我就是在农村生长的，农村人都不爱农村的教育，那么谁来做？”
他的书架上有陶行知的书，他常翻一翻它们。他对记者说，他最敬仰陶行知、晏阳初两位先贤。他们践行教育救国，在中国贫困的乡村上下求索。当年他们在河南农村办学条件多苦，如果不是战争，肯定能留下很多经验。“但现在农村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了。”记者说。他马上接过话：“但是他们的精神应该学习。”他说，有这样的精神就能实实在在为农村教育做事。
说到这儿，他告诉记者，去年他又在德惠建立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建得非常顺利。“那里的一个教研员是我的同学，那儿的进修校长找他，他找到我，说‘想干点事’，我们就找那儿的教育局一个副局长，也说要‘干点事’。这个局长说，他也想‘干点事’。就这样，这个基地就建起来了。”
讲完，他笑了，说：“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想干事。就像我建的那些基地校，他们都不甘落后，只要有人拉一把，他们就有信心改变现状。不是什么都需要钱。精神更重要。”
记者怕影响他休息，没听够他的话就告辞出来。在楼梯口，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搞新闻的，要呼吁大家多为农村教育做事。你看，我一个普通教研员能做这么多事，如果大家都做，教育行政部门、政府都行动，会做得更好。”
《中国教育报》2005年10月15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