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大冲击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后1500年,在这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中,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的大冲突、大入侵一共有三次.
一、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一次侵袭
第一次是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持续了15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游牧民族对刚刚出现不久的农耕世界发起了第一次大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文化大融合.这一次大入侵的主要发起者,最初可能是生活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最初活动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草原上,从公元前30世纪末期开始,他们逐渐向亚欧大陆南面的农耕文明地区渗透、扩张.这种渗透和扩张的活动是通过千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游牧民族的扩张过程是渐进式的,他们追逐着水草,走走停停,趁农耕世界虚弱之机,就大举进攻,以蛮族入侵者的身份进入文明的农耕世界.
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活动中,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亲代文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我们先来看看亚欧大陆西部的情况,在这次游牧民族大入侵中,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分别向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侵入农耕世界.向西南方向迁徙的那些游牧民族,包括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民族,先后进入了巴尔干半岛,进入了希腊,摧毁了亲代的克里特文明及其孑遗迈锡尼文明.
这些冲入希腊半岛的民族,可以分为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主要是爱奥尼亚人,他们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渗透到爱琴海世界,渗透到希腊半岛,渗透到小亚细亚和西亚,建立了很多泛希腊的城邦.
到了公元前15世纪前后,从北方又来了一支比较凶猛的游牧民族,他们自称为阿卡亚人.这些阿卡亚人侵入希腊半岛以后,就毁掉了克里特文明,然后在希腊半岛的东北角,在迈锡尼这个地方,模仿克里特文明建立了一个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带有很明显的模仿克里特文明的色彩,所以我们说它是克里特文明的一个孑遗.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在爱琴海地区发生了很多战争,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特洛伊战争,也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讲述的那场战争.根据荷马史诗的说法,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为了一位名叫海伦的希腊美女,希腊人为了一位被特洛伊王子透拐的美丽妇女而打了十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可以称得上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特洛伊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在希腊人眼里属于亚洲；而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都自称为阿卡亚人,他们认为自己与特洛伊人是不同的民族.这些自称阿卡亚人的希腊人,就是毁掉了克里特文明、建立了迈锡尼文明的那批游牧入侵者.
再往后,在迈锡尼文明建立了几百年以后,到了公元前11世纪左右,从北方又冲来了第三支更为野蛮的游牧民族,他们叫做多利亚人,这些多利亚人摧毁了由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整个古代爱琴文明到此彻底灭亡.多利亚人的入侵使希腊半岛陷入了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代中,整个社会似乎又倒退回了一种蒙昧野蛮的史前状态.一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出了一个崭新的希腊城邦文明,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创造了美丽精湛的艺术作品和哲学思想的希腊城邦文明.这个辉煌无比的希腊城邦文明就是游牧入侵者与克里特本土文化相融合、相杂交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它是继克里特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即子代文明.除了入侵希腊的这些游牧民族之外,还有另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也卷入了向南迁徙的大浪潮,他们进入阿平宁半岛,成为罗马人的祖先；还有一批游牧入侵者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西班牙半岛,他们成为高卢人的祖先,而高卢人则是法国人的祖先.由此可见,地中海世界的三个半岛——巴尔干半岛、阿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上后来出现的较高水平的文明,包括希腊城邦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是北方游牧入侵者与爱琴海文明相杂交、相融合的结果.公元前8世纪以后崛起的希腊罗马文化可以看作是克里特文明或者爱琴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与克里特文明之间的中介正是那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北方游牧民族.
2、往正南入侵的那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越过了伊朗高原,进入了两河流域.在此之前,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变换了很多国家形态,从最初的苏美尔到阿卡德,到古巴比伦,到亚述,再到新巴比伦,尽管这些国家形态在变换,但是它都属于同一种文明,基本上都属于闪米特语言系统的文化.
但是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有一些从北方来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渗透到两河流域,最主要的有两支：一支叫做米底人,另一支叫做波斯人.当然,在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两河流域之前,还有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来到过这个地区,比如像赫梯人、胡里特人、喀西特人等,他们都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北方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建立的那些国家,时间都比较短暂,很快就瓦解了,没有从根本上中断两河流域文明的闪米特文化传统.
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随着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入侵,整个古代的两河流域亲代文明就彻底解体了.亲代文明解体的结果,导致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波斯帝国的产生.因此,波斯文明可以看作是继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出现的子代文明,在它与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之间,也有一些游牧入侵者作为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正是由于那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文化相融合、相杂交,才导致了第二代的波斯文明的产生.
3、然后再往东,还有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南进入了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北方入侵者,取道伊朗高原冲入到印度河流域,摧毁了由那些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建立的哈拉巴文明,然后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古代的印度文明,也就是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为标志的古代印度文明.这个古代印度文明,最初也可以称为婆罗门教文明,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从婆罗门教中又以改革的方式产生出了佛教和耆那教,然后到公元4世纪以后,又产生了印度教,从而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个古代印度文明,就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也是北方来的游牧入侵者与当地哈拉巴文明融合、杂交的结果.
克里特岛、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三个亲代文明,都在公元前3000纪末期以后的游牧民族大入侵的浪潮中,以文化杂交的方式蜕变出新的文明形态,产生了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等第二代的文明.三者发生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都是来自北方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野蛮入侵者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一批新的文明形态.这是亚欧大陆西边的这三个文明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中发生形态嬗变的基本情况.
4、然后我们再往东边看,在中国这边,先秦时代的夏商周文明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与西部的其他文明之间,有着崇山峻岭,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样一道一道的高山险阻,把操持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入侵的浪潮遏制住了,所以他们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我们中国,没有对中国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形成威胁.
但是,虽然中国亲代文明当时没有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中国夏商周文明却受到了蒙古利亚人种和汉藏语系内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商代,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频频地威胁和骚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些西北的游牧民族在商代时被中原农耕文明的人们贬称为鬼方、鬼戎、昆夷、猃狁等,到秦汉时期又形成了统一的匈奴部落.当时人们把来自西北的这些游牧民族通称为戎狄,西边叫戎,北边叫狄,西戎北狄构成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威胁.从商代开始,什么昆夷啊、鬼方啊、猃狁啊这些戎狄民族就不断地骚扰着中原逐耕地区,《诗经·小雅》中就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说的就是西北戎狄入侵所造成的中原人民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
再往后,到了周代,在西北边境广置烽火台,就是为了防止西北戎狄民族来犯.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时的烽火狼烟就是周朝防止西北戎狄民族侵犯而设置的预警系统.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后来西北的一支游牧民族犬戎入侵,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周王室东迁洛阳,开始了东周列国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北方的那些诸侯国,如秦、赵、燕等,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犯,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把这些国家的北城墙连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它的作用,还是为了防犯西北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说,从商开始一直到西周,再到东周列国时代,西北的戎狄民族始终对中原形成了一个大威胁,他们不断地对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起战争,有时也进行和平交往,双方形成了一个相互冲突和融合的漫长过程.那么这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个动乱时代,最终就导致了中国第二代文明的出现,这就是秦汉帝国.秦汉帝国作为中国的子代文明,其产生的情况虽然与西域几个文明嬗变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仍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
在人类最初的五个亲代文明中,我们已经讲了四个文明发生形态嬗变的情况,其中有三个是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另一个则是受到操持汉藏语言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这四个亲代文明都在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了文明形态的嬗变.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的历史效应.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在人类最初的五个亲代文明中,还有一个到哪儿去了?埃及到哪儿去了?
埃及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浪潮中幸免于难.大家知道,埃及地处地中海岸,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善舟楫,不习水性,很难越过地中海去侵犯埃及.因此埃及除了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受到闪米特语系的喜克索斯人的一次短暂入侵之外,再也没有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冲击.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埃及的幸运,其实却是埃及的巨大不幸.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指出,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死掉了.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很早就成为了一具文明木乃伊.大家都知道,在生物学中,过于纯化的物种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文明也是如此.汤因比认为,埃及实际上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死去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这样一个死而不僵的巨大尸体,从死亡到收尸入殓,竟然用了1600年的时间,一直要到罗马帝国把埃及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古代埃及文明才最终结束.而在此之前,埃及已经相继被波斯人和希腊人所统治,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具绝嗣的文明木乃伊和金字塔而已.我觉得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古代埃及文明的典型象征就是木乃伊和金字塔,而这个文明本身的命运恰恰也就是成为一个文明的木乃伊、一个文明的金字塔,或者用汤因比的话来说,成为一个“文明的化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古代埃及文明彻底消失了,它没有在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形态嬗变,成为一个绝嗣的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埃及这个地方就先后被波斯化、希腊化、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今天的埃及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的埃及文明则由于绝嗣而永远地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化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亚欧大陆的文明格局,在经历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之后,从五个亲代文明中经过形态嬗变而演化出了四个子代文明,这四个子代文明从西到东,分别是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古代印度文明,以及中国的秦汉帝国.与此前的亲代文明相比,这四个子代文明的地域范围也大大地扩展了,文明的域界向北扩展了约十个纬度,充分体现出我们刚才讲过的文明发展演化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即文明形态的嬗变和文明地域的扩展.这就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所产生的历史效应.
二、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二次侵袭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这次大入侵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时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已经扩大了的文明地区之外,在亚欧大草原的北部,仍然有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例如在秦汉帝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在罗马帝国东北边境的日耳曼民族,以及在中亚草原上的阿兰人、马扎尔人、大月氏人等.这一支一支的游牧民族,在两大帝国之间的广阔草原上来回游动,哪一个帝国势力更强盛,他们就可能向相反的地方游动.这情形就像是一个天平,这一端高起来了,那些游牧力量就会顺着秤杆往另一端滑落；反之,那一端抬起来了,它们又会向另一端游动.游牧民族本来就是追逐水草而生,没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动产,哪边衰弱而有利可图,他就往哪边倒；哪边强盛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游动.当时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帝国之间,虽然没有进行直接交锋,但是由于秦汉帝国不断地向西部扩张,不断地主动攻击匈奴,所以使得匈奴掉头向西逃窜.结果呢,就引起了整个亚欧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平静的亚欧大草原一下子就躁动起来了,匈奴人的西迁迫使一支又一支的游牧民族纷纷向西迁徙或者向南迁徙.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匈奴人就在汉朝军队的主动攻击之下向西迁徙,到了公元后1世纪,匈奴人又在汉朝军队面前受到了一次较大的军事挫伤,于是他们就大规模地向西流窜.匈奴人在亚欧大草原上走走停停,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了公元5世纪,匈奴人终于来到了欧洲多瑙河流域.在他们的挤压之下,当时亚欧大草原上的一些游牧民族,如月氏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阿兰人、日耳曼人等,就纷纷往西跑或者往南迁,于是灾难就落到了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的头上.萨珊王朝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罗马帝国则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它的第一张牌可以说是由秦汉帝国推动的,而匈奴人就是这第一张牌,它一旦倒了,就压得亚欧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纷纷向西南方向倒下.这样就引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活动.
大家可能觉得,通过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用,秦汉帝国在这场“内功”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因为这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最后一张牌,即日耳曼人这张牌最后压到了已经是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导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崩溃.但是我们发现,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中国的秦汉帝国已经率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虽然匈奴人西迁的第一张牌是由汉帝国推动的,但是匈奴人从亚欧草原的东边迁徙到西边,走了好几个世纪,直到5世纪才把最后一张牌推倒在罗马帝国的头上.
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汉朝本身已经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东汉被三国所替代,后来三国归晋,再后来,死灰复燃的匈奴人又卷土重来,灭掉了积弱不振的晋朝,在黄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权.继匈奴人之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纷至沓来,像走马灯似的变换着政权形式,造成了所谓的“五胡乱华”局面.而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权,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在中国所造成的局势,它使得秦汉帝国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走向了崩溃.
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浪潮中,匈奴人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迁徙,导致了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等第二代文明的瓦解,在这次大入侵的雄壮尾声中,新崛起的阿拉伯人又摧毁了奄奄一息的波斯萨珊王朝.至此,人类的第二代文明纷纷瓦解,通过形态嬗变产生出第三代文明.
印度文明是一个例外情况,因为它过早地确立了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提前进入到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宗教时代的文明形态中.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导致了英雄时代的三个强大文明——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解体,通过形态嬗变而产生出三个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中国的儒家伦理文明.再加上印度南亚次大陆已经确立的佛教—印度教文明,形成了亚欧大陆的四大文明体系的分野.
三、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三次侵袭
到了12世纪以后,当信奉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人们各自封闭局限在自己的文化藩篱中的时候,在亚欧大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开始躁动.这些躁动不安的因素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他们对南部农耕文明地区的进攻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的结果,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灭亡,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性和亚欧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原因何在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四大文明体系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后,它们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了,也很难再像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文明那样,发生形态嬗变了.
从公元13世纪开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并在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和元朝.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许多入侵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合进当地的文明体系中；另一些蒙古人拒绝接受被征服地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来管理当地的人民,结果很快就被赶走了.到了14世纪,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元朝都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瓦解了和衰落了,蒙古人入侵的浩劫结束以后,四大文明体系依然如故地彼此对峙着,并没有因为蒙古人的短暂的入侵插曲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蒙古帝国衰落之后,一支伊斯兰教化的突厥人又迅速崛起,这就是土耳其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奥斯曼帝国,并且迅猛地进行军事扩张,吞并了西亚、北非和东欧的大片疆域,并且在1453年攻陷了屹立千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欧洲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在伊斯兰教化的过程中很快就接受了文明教化的土耳曼人,标志着3000年以来不断冲击农耕世界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的最后一个狂澜,他们既是对广阔的农耕世界发起最后一次入侵的牧羊人,也是近千年来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发起尾声攻击的穆斯林战士.
与蒙古人的入侵活动一样,土耳曼人的征服浪潮也没有改变亚欧大陆的文明体系,但是它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变革.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基督教社会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接着,在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宪政体制和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制度.最后又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完成了西欧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
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北隅.与这一系列的内部变革活动相呼应,早在15世纪的时候,西欧就开始进行航海活动,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海外扩张,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航海活动开辟了海外市场,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必然要把商品倾销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伸向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发展壮大的.正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之后,曾经在中世纪积弱不振的西欧社会迅猛地发展起来,从农耕世界的广阔背景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以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18世纪开始,这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就取代了几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游牧世界,构成了像汪洋大海一般泛滥的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