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声明：此文没有任何学术性，为行文流畅，所引史料均在文中简略注明，不专门加注。本文所作论述多为胡说八道，若造成读者对历史的错误认识，此文作者不负任何责任。
特别感谢田余庆先生，您的论文让我明白从历史的碎片出发还原全貌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但凡有趣的事，都是想去做一下的，于是便有了这篇考据恶搞两不挨的奇葩文章。
以下为正文：
建安十五年，周瑜去世于巴丘，时年三十六岁。
曹操重要幕僚郭嘉于三十八岁去世后，曹操曾对荀攸说他的死是“中年夭折”，十分哀痛。（《三国志·郭嘉传》，以下出自此书者只注明传记篇目）可见虽然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平均寿命颇低，但对有一定地位，可以享受最好医疗条件的政治军事人物来说，36岁远远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年纪。事实上，在整个后汉—三国时代，达到了周瑜的地位（去世前为偏将军，南郡太守）而又在比周瑜年纪轻时自然死亡的，寥寥无几。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便是35岁去世的魏明帝曹叡与30岁去世的吴景帝孙休，这两位自幼养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了。而周瑜短暂的一生中长期辗转于各地征战，去世时离赤壁之战相去不到两年，可谓恰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期。
若是故事到此结束，恐怕我们也只能感叹造化弄人，过早地让一代名将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了相关史料，我们对于周瑜的死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疑问。
“夭亡”和“暴亡”，在史册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夭亡可以是长期卧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纪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按照常识，从染病到发展，到最后死亡，一般需要一个过程。在整部《三国志》的体例里，被记载“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可以认为是比较平缓地去世的。在这里我们以吴国官员骆统为例，他和周瑜一样，三十六岁就去世，毫无疑问属于“夭亡”，《骆统传》中记载道：“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而以前对其政治军事活动的记载停止于黄武初年在濡须带兵抵抗魏将曹仁的事迹。对于骆统来说，他的死显然不在“暴亡”之列。
对于周瑜的死，本传的记载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虽然用的词是“病卒”，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典型的暴亡。要证明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周瑜去世时的背景。
赤壁之战取得大胜后，周瑜并未就此班师，而是对曹操控制下的荆州展开了趁胜追击。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曹操指派防守江陵的曹仁撤退，东吴集团控制了整个长江北岸的南郡地区。而同一时期，赤壁之战时处于周瑜羽翼下的刘备集团趁机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荆南地区，自曹操南征后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时，对于东吴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周瑜等人坚持的“伐蜀”，第二种是鲁肃等人坚持的“借荆州”。周瑜从前线返回京口，向孙权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他说道：
“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孙权的反应是什么呢？“权许之”，也就是得到了孙权的首肯。而就是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显然，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谁都没有想到周瑜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离开人世，完全可以称他的死为“暴亡”。
这不仅是我们的推断，也是周瑜自己的认知。他在去世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写道：“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说的很清楚，遇到的是一场“暴疾”，前一天开始治疗，第二天就到了已经知道自己必死，开始处理后事的地步，这场“病”的烈度实在令人咋舌。
有人曾把周瑜的去世与一年前攻打南郡时受的箭伤联系起来，这种猜想是没有根据的。的确，本传记载道：“瑜亲跨马櫟阵，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但是，这毕竟只是外伤，而且是一年前的一次外伤，没有任何外力影响的情况下，它是否能在短短几日内夺走一个健康成年人的生命？《三国演义》为解决这个问题，把那支箭渲染为毒箭，又敷衍了诸葛亮三气周瑜使金疮复发的情节，但这毕竟是小说家言，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围。
那么，这真的只是一个“急病带走名将”的故事吗？
我长期以来一直这么认为，直到我注意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
上面说过，“伐蜀”和“借荆州”是江陵之战后东吴内部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赤壁之战时与周瑜同为铁杆鹰派的鲁肃此时却坚决地提出“借荆州”的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种策略是无法共存的，如果东吴失去了南郡这个关键的后勤补给据点，独自进攻蜀地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周瑜死后，孙权仍然向已借到荆州的刘备提出了一起取蜀的建议。刘备的幕僚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打消了刘备的疑虑。（《刘备传》）《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里记载道：
“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
注意，扣留当面请求孙权借荆州的刘备于京口，然后收服其部众，西取蜀地，这里虽然只提了吕范，其实这正是周瑜伐蜀计划的一环。周瑜本传记载道：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刘备去京口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荆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明确写道：“（备）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深入吴都，对已经跟赤壁之战时的老大周瑜翻脸的刘备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果然，周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软禁刘备”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想法。软禁刘备，不仅可以一举去掉伐蜀道路上来自侧翼的威胁，更可以吸收刘备手下具有陆战能力的部众，作为对不擅陆战的吴兵的补充。不过，里面还是有一些想当然的部分，比如说以关羽、张飞和刘备的关系，要周瑜“挟与攻战”显然不太现实。但是总的来说，这应该是周瑜伐蜀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结果，运气一直很好的刘备这一次又赌赢了，孙权并没有采纳周瑜和吕范的意见。而对于鲁肃提出的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刘备就这样把周瑜花费一年拼死拼活打下来的南郡攥在了手中。而这当然是不可能被周瑜接受的。
从《周瑜传》的记载来看，孙权同意鲁肃借荆州计划和刘备在京口是同一时间段，此时周瑜仍在江陵，尚未启程去京口，所以才会“上疏”给孙权来阐述软禁刘备的计划。
这就让事情变得很有趣了。
对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后来对周瑜当面提出的伐蜀计划，“权许之”。而上面已经论证过，这两个计划是相互抵触的。那么，难道孙权得了健忘症？或者是孙权心太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如果我们承认孙权不是白痴的话，那么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孙权在权衡两个计划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做好了斩断另一个计划的准备。我们知道，事实上中断的是伐蜀计划。那么，正如那位大侦探挂在嘴边的话一样，剩下的那个可能无论多么荒谬，都是真相。
周瑜之死，孙权涉案。
一下子抛出这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似乎显得过于草率，那么我们从其他的一些角度来进一步进行论证。
赤壁一战之后，周瑜的名声急速膨胀，曹操欲盖弥彰地对孙权写信说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从一个侧面亦可折射出当时周瑜声名鹊起的威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作为东吴实际统治者的孙权来说，这并不是乐于见到的局面。
空发诛心之论自然不妥，还是让我们用白纸黑字的史料说话。周瑜与孙权之兄孙策的关系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两人升堂拜母，共定江东，按照孙策的说法，两人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江表传》）。不过，这种关系的背后同样有阴影的存在。
随孙策东渡之后，周瑜曾一度返回袁术控制下的寿春，“术欲以瑜为将”。但此时周瑜“观术终无所成”，于是再次东归，受到了孙策的亲自迎接。这里存在一个很少有人去思考的问题，在江东初定，百废俱兴时，周瑜为什么却北归袁术？虽然名义上是跟随从丹扬太守任上卸任的叔父周尚去寿春接受新职，但是此年周瑜已经二十四岁，完全具有自己的行为能力，那么他回到寿春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他还没有对江东的新政权忠诚到后来死心塌地的地步。他最后回到吴地的理由是因为认为袁术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么，后来曹操派蒋干去扬州说服他来投，曹操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的君主，为什么他不北上投奔呢？换言之，如果袁术是个有成之君，周瑜就未必返回江东，那么那一段历史也要重新写就了。
周瑜在孙策有生之年并未参与中枢要务，而是长期在外地征战与镇守。当时孙策政权的中枢头脑另有其人，是后来赤壁之战前主张投降北军导致威望大减的张昭，“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张昭传》），在孙策被仇人袭击，伤重未死的时候，他托孤的对象也是张昭，而非在外驻守的周瑜。《张昭传》记载道：“策临亡，以弟权托昭。”
周瑜在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本传记载道：“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张昭传》），孙权开始行使权力之后，周瑜带兵返回吴地，这显然是逾越了自己身份的举动。一面是年仅十九岁的孙权，一面是周瑜手中能征善战的兵将，虽然史书中轻描淡写地用“赴丧”来概括，但我们不难嗅出后面的凶气息险。结果就是，周瑜进入了中枢，分去了一部分张昭的权力。
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孙权当然没有实力去改变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但是这段经历想必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火种。赤壁之战之后，周瑜的名气蹿升点燃了引线，终于在建安十五年引爆了火种。
那么，周瑜自己在建安十五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是怎么认识扑朔迷离的局势的呢？让我们回头来看周瑜死前写给孙权的信，这封信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周瑜的政治遗言。因此我在这里不嫌烦琐，将这封信三个版本的原文照录于下。
《周瑜传》本传版本：
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
《江表传》版本：
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资治通鉴》版本：
修短命矣，诚不足措；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傥所言可采，瑜死不杇矣。
其中，《资治通鉴》的版本显然是由《江表传》节录后半部分而来，因此我们研究的核心就放在了前两封信的区别之上。正如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对《江表传》中周瑜信笺内容的评述，“案此笺与本传所载，意旨虽同，其辞乖异耳。”“提醒曹刘威胁”和“推荐鲁肃自代”这两个主旨，在两封信中都得到了表达。不过，从语气上来看，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江表传》版本的信语气显得激昂壮烈，至今读来仍然给人一种建安年间特有的悲壮之气。本传版本的信语气则显得异常沉郁，甚至在最后露出了乞求孙权的意思。从感性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相信本传版本出自正当盛年的周瑜之口。以下，让我们对书信真伪问题进行一些更为详细的论证。
《江表传》的作者是西晋人虞溥，辑录一部分东吴原始史料成书，成书年份不详，但不会晚于三国末期或晋初，基本可以认为和陈寿的《三国志》处于同一时期。而众所周知，陈寿《三国志》的吴书部分主要取材来源是吴国由韦昭编撰的官方史书《吴书》。韦昭本人即为吴人，本朝人修本朝史，自然代表着官方对这段历史的态度，这段书信也必有官方底本。《江表传》的材料来源虽然不明，但既然被尚能见到很多当时材料的司马光采用，自然也并非伪作。
两段言辞截然不同的书信同时流传，又都非伪作，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周瑜的书信在写入吴国官方档案时被进行了篡改。被篡改的版本被写入《三国志》，而原本则被《江表传》保存下来，并被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部分采用。
司马光注意到了本传中周瑜信笺语气的诡异，因此选取了《江表传》版本的信作为基础文本，并删去信的前一段，这样信表达的内容基本和本传版本保持了一致。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对两封信进行了巧妙的平衡，但删除《江表传》原文其实是一个自作聪明于是画蛇添足的举动，删除的那几句话看上去只不过是正题前的客套而已，其实周瑜是将死之人，国事急于星火，哪有写客套话的心情和精力？这些话里隐藏着的题外之义正是被删除的关键。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看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周瑜为什么要在死前给孙权写下这封信？以下分析基于的文本是《江表传》的版本。
要知道，周瑜是在从京口返回的路上去世的，他刚刚见过孙权不久，双方表面上已经在伐蜀计划上达成了一致。他在临死之前之所以要再次给孙权写信，一方面再次说明了周瑜之死的突然，另一方面，他这封信难道真的只是写给主君孙权一人看的吗？
这封信与其说是一封给孙权的私人信笺，不如说是周瑜猝然去世前对于自己政治态度的一次声明。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晋人编撰《江表传》时收录了此信的全文从侧面说明了它当时的流传度。不过，来自东吴官方的篡改显然是周瑜始料未及的。对于今天的我们，这种篡改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出当权者欲隐藏的东西，从而进一步接近真相。
在信的开始，周瑜明确地提出了伐蜀计划，“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又写出了“染病”的经过，“至以不谨，道遇暴疾”。这两点正是孙权不欲为世人所知的要点，而在这封信中被周瑜所特意点出，周瑜染病经过的突然会令人怀疑，而取蜀计划正是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也是周瑜最后暴死的深层原因，可惜的是，周瑜临死前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周瑜对权力的窥视与争取毋庸讳言，不过这种权力欲与其说像怀抱篡心的司马懿，不如说像后主时期大权独揽以便推行自己国策的诸葛亮。此刻的他已不是那个带兵回都的桀骜外将，而是真正想为东吴开拓基业，形成天下二分之势的栋梁。可是，他的主公孙权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而不谙权术的少年了。这种角色的前后冲突，最终造成了不可调和的悲剧。
虽然周瑜死后，东吴的取蜀战略由于群龙无首，很快土崩瓦解。但在当时，这一由周瑜一力推行的战略却不乏追随者，从历史记载来看，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人：策划者庞统、执行者甘宁、副手孙瑜。以下分别进行简要的介绍。
庞统在建安十五年左右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三国志》本传中晦暗不明，他在周瑜取蜀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一本地方志揭示的。《太平御览》引《荆州先德传》佚文记载：
“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可见此时庞统在周瑜幕府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相当于周瑜的机要秘书。但由于他特殊而超然的身份，在这一阶段并未走上前台，因为他最终归蜀，这段早年历史也被湮没，被陈寿所不载。
虽然一开始庞统是被周瑜“逼”出山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江表传》载程普语），庞统最终被周瑜的气度折服，死心塌地地参与了周郎的取蜀规划。
我们知道，后来庞统投奔刘备后，很快为他提出取蜀的上中下三策，于是刘备决定带他入蜀，而留诸葛亮镇守荆州。这样系统的谋划，显然不可能出自一时一地，而是从更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再联系到周瑜当时首要的大事便是入蜀，被“任以大事”的庞统参与甚至主持了入蜀的谋划，是相当合理的推断。只不过天意弄人，这一计划后来竟改头换面，成为给刘皇叔的见面礼了。
庞统执掌周瑜幕府的机密，地方志并非孤证。周瑜软禁刘备的计划，庞统也有参与。《江表传》记载：
“先主与统从容宴语，问曰：‘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密有白事，劝仲谋相留，有之乎？在君为君，卿其无隐。’统对曰：‘有之。’”
与周瑜去世前公开上疏不同，他对孙权提出的软禁刘备的建议是对外保密的，如刘备说的“密有白事”，而刘备如此坦诚地对庞统抛出问题，可见庞统在周瑜帐下时可典机密，在刘备集团也并非什么秘辛。
一个这样身份的人，为何在周瑜去世后果断弃吴西奔？初读史时，我也对这一段殊不可解，直到破解了周瑜之死的冤案后，这段枝节才迎刃而解。
庞统作为周瑜的私人幕僚，忠诚对象并不包括孙权，而是周瑜个人。周瑜暴死之后，庞统送丧至吴，可以看作是为故主站最后一班岗。周瑜之死的内情，作为亲信的庞统应该是清楚的，他知道此刻他在吴国的位置已变得尴尬而微妙，如果继续仕吴，失去了靠山的他几乎肯定将遭到孙权的迫害。而借荆州计划的推行，亦让东吴方面的伐蜀计划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可能性。西奔刘备于是成为庞统此刻唯一可能的选择。
如果事情并非如此进行，那么便无法解释在庞统身上发生的一系列吊诡的事件。比如，《庞统传》本传记载，他在送丧周瑜期间，“吴人多闻其名”，包括陆绩、顾劭、全琮在内的东吴权贵都十分欣赏他，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表示了要向主公孙权引荐他的意图。庞统西归时，送别的陆绩等人说道：“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这句话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着别样的意味。
当然，仅从理论上说，借荆州完成，作为南郡功曹的庞统自然要归附南郡新的主人刘备。但这样读史，难免缘木求鱼，在那样的战乱时代，人才在幕府间自由流动，规章制度早已成为具文。《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记载，赤壁战前，诸葛亮游说东吴参战，“张子布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以张昭之古板，诸葛亮在刘备军中之地位，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东吴之大又怎么留不住一个小小的功曹呢？所以，陆绩等人的态度只有一种解释：他们知道作为周瑜幕僚的庞统不会见容于孙权。
甘宁是支持周瑜取蜀计划的东吴鹰派军人的典型代表。《刘备传》记载道：“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将甘宁放在与周瑜并列的位置上。甘宁本传则记述了甘宁在初投孙权时便有取蜀的想法。在与孙权探讨进攻江夏黄祖之时，甘宁把视野放到了更远的地方：“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卢弼在做《三国志集解》时，在这里亲自批注：“此即公瑾关蜀之策，宜其识拔推荐也。”明确指出了两者的联系，是很准确的结论。
由于赤壁之战是东吴一场赌上国运的战争，东吴的主要高级将领几乎悉数随同周瑜出征抗曹，并参加了此后的南郡战役。周瑜的取蜀计划，自然也需要这些将领的支持。除了甘宁外，明确附议取蜀的将领并不多，但是作为职业军人，在周瑜手下效命的他们一定会帮助周瑜完成战略规划，应该是无可置疑之事。
《吕蒙传》在传主参加江陵之战后继续记载：
“益州将袭肃举军来附，瑜表以肃兵益蒙，蒙盛称肃有胆用，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
可见当时周瑜集团控制地域已与益州接壤，且前期的政治攻势很可能已开始进行。
精英军人几乎全部为周瑜在荆州战区驱使，这给孙权造成了尴尬的局面。赤壁战后，孙权趁胜出击合肥，由于缺乏带兵的将领，竟然派遣不长于军旅的张昭攻击九江当涂来响应主战场，结果可想而知，曹操援军还未派出，孙权和张昭就无功而返。相比于在江陵打得热火朝天的周瑜，28岁的孙权心中是否会有一丝嫉妒情绪不太好说，不过从心理学上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再加上当时“瑜威声远著，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江表传》），促使了孙权加快玩弄权术，分割周瑜集团的步伐。
孙权并非乃兄孙策那样擅长战阵的君主，周瑜死后，他多次携众优秀吴将以压倒性兵力亲征合肥，都以失败告终，还顺带成就了张辽的威名。同样是带兵作战，孙策身先士卒，横扫江东；周瑜在江陵之役中身中流箭仍“舆案行军营，激扬吏士”，终于击退曹仁。而孙权却在合肥之战中因冒失而身陷险境，被周泰、凌统等人冒死救出，士气大挫，耽误战局。如果只从军队的价值体系来衡量，吴将会对谁抱有更多敬意与忠诚，不言而喻。孙策、周瑜可以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来获得将领的钦服与忠诚，而孙权只能采取成本更高的方式，将筹码压在权术之上。他对武将的笼络，可谓不遗余力。孙盛曾经有这样的评论：
“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陈武之妾，请吕蒙之命，育凌统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
这句话中提到的四个人除了陈武之外，其他三人都跟随周瑜参加了赤壁、南郡之战。应该说，孙权对他们的笼络是成功的。其中的吕蒙后来更是在孙权的悉心栽培下，成长与周瑜、鲁肃并称的东吴第三位军政重量级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周瑜、鲁肃那样独到的战略眼光，虽然留下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典故，但所为之事终究也不逃一员战将的藩篱，趁盟友北伐之时偷袭荆州虽然在战术上无懈可击，在战略上却成为破坏联盟的大败笔。吕蒙去世时，本传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孙权的悲痛，远远不是周瑜、鲁肃去世时可以比拟的。在孙权心中，亲手栽培的大将终究胜过有独立战略思想的帅才。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吕蒙那么好运。作为刚刚归吴便“勉建方略”（《甘宁传》），早于周瑜提出伐蜀计划的甘宁在周瑜去世，伐蜀计划搁浅后便成为孙权手下一员斗将。他虽然留下不少英勇事迹，却再也没有提出战略的机会，亦终生再无机会踏上曾近在咫尺的蜀地。甚至，《吕蒙传》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甘宁粗暴好杀，既尝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
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
吕蒙评论甘宁是“斗将”，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要知道，吕蒙还“少不修书传”的时候，甘宁已经在国家战略上令张昭哑口无言了。不过，人能否全部发挥其才能，并不完全取决于才能，更重要的是机遇。如果主君是孙权这种类型的人，则更是如此。
甘宁后来在郁郁不得志中去世，其子甘瓌“以罪徙会稽，无几死”。甘宁生前并未封侯，死后也没有被孙权追封。潘眉在读《甘宁传》时感叹道：
“甘宁之勇烈功绩，与魏典韦相上下，韦不封侯，宁亦不封侯，酬功之典，均为未副也。……若甘宁则身未封侯，而其子于未得罪前亦不加追录，则所以待宁者，不亦薄乎！”
吕蒙之升与甘宁之颓，这种鲜明的对比给周瑜之死的疑云下了另外一个鲜明的注脚。
孙瑜是孙坚表弟孙静之子，在周瑜的取蜀战略蓝图中，他实际上起的是类似赤壁之战时程普那样的作用，也就是主要的副手。首先，他和周瑜早在建安十一年便有合作，“与周瑜共讨麻、保二屯，破之”。其次，他本人对取蜀战略也非常积极，甚至在周瑜死后，他仍率领水军进驻夏口，只是此时借荆州已经完成，实在没有机会越过刘备军取蜀，才被孙权召回。第三，则是他作为宗室的特殊身份，可以成为周瑜与孙权之间的一道缓冲带。因此，周瑜在对孙权阐述取蜀计划时，多次提到了孙瑜（前已引）。他对孙权说，取得蜀地后，留孙瑜在蜀地镇守，与马超结盟，而周瑜返回和孙权一起从襄阳北伐。
周瑜的这番话不能不说有向孙权剖白的成分，蜀地山高路远，自古以来就是据险自立的宝地，本朝开国高祖刘邦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周瑜明确提出让宗室孙瑜留守，而自己在取蜀成功后返回荆州。可以想见，周瑜将孙瑜拉入取蜀计划一定经过了精心的权衡，可惜的是，这番剖白并没有打动阳奉阴违的孙权。无独有偶，吕蒙和宗室孙皎也有着类似的纠葛，不过结果截然不同：
“后吕蒙当袭南郡，权欲令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
将两个事例比较，周瑜和吕蒙在孙权心中的亲疏应该不难判断了。对于这位吴主来说，将帅拥有独立的战略思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孙瑜在周瑜去世后五年，建安二十年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以上从庞统、甘宁、孙瑜作为三类不同人物的代表分析了以周瑜为中心的政治漩涡给东吴造成的影响。也许读者会觉得这里呈现的孙权形象太过阴暗，那么下面我将略为从孙权的角度论述一下“暗杀周瑜”这个行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另外也将顺带分析一下这一阶段另两位重量级人物：与周瑜的“伐蜀”战略对立的“借荆州”战略的鼓吹者鲁肃与受益者刘备。
按《三国志》乃至中国传记体史书的体例，君主的传记一般是按年份顺次记载国家发生的大事。而孙权的传记《吴主传》中记载建安十五年发生的事时，只写了一句话：
“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
这一年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最重量级的便是周瑜之死。而这里一句话全在说借荆州的行政安排，毫无疑问是史家的曲折笔法，告诉我们：孙权这一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完成了借荆州。
相对于“取蜀”，“借荆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战略计划，也可以说它本来是因为赤壁战后刘备势力令人始料未及的飞速蹿升，而由鲁肃一力推行的急就章。最主要的证据之一，便是鲁肃本人早年的战略构想亦包含了向西发展的部分。《鲁肃传》载：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的话是非常有名的“榻上策”，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东吴版的隆中对。在这篇说辞里，虽然并没有提到取蜀的部分，但是荆州全境在鲁肃当时的构想里却是务必牢牢掌握在东吴手中的。正所谓“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这样一来，无论是鼎足江东，还是西进取蜀，都有一个牢固的根据地。
不过，刘表的去世打破了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立足点，也就是荆州控制在暗弱的刘表而非“天下枭雄”的刘备手中。如果刘备集团还如早年一样颠沛流离，并无稳定的战略构想，也就罢了。关键是，在更胜鲁肃一筹的大战略家诸葛亮眼中，荆州也是必须由刘备集团控制之处。这对鲁肃来说是个噩耗，意味着他必须修改自己一开始的战略构想。刚接到刘表去世的消息，他就立即请求孙权西去吊丧，而实际目的则是接触刘备集团，“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鲁肃传》）这次接触的结果让鲁肃进一步坚信，对于这样一个由“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先主传》陈寿评论）的刘备领衔，“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周瑜传》周瑜语），诸葛亮制定战略计划的可怕集团，除了联盟抗曹，别无他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候，在大家都还在忧心是否能战胜曹军时，鲁肃心中已有了战后“借荆州”战略的萌芽。正如本传注引《吴书》所评述的那样：“（肃）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
《三国志》中，陈寿花了很多笔墨来渲染鲁肃和诸葛亮之间的友情，刚一见面，鲁肃就豪爽地对诸葛亮自我介绍道：“我子瑜友也。”鲁肃于建安二十二年去世后，本传记载，“诸葛亮亦为发哀”。这些细致的描写绝非史册中出现的闲笔，而是点出两人在那段波云诡谲的时间里，在双方集团里起到作用的同质性——发展战略的执牛耳者。如果说赤壁战前的孙刘联盟是在北军压境之下迫不得已形成的，那么战后的这种联盟之所以能维系下去，就是两位战略巨人合力促成的。而冲突的关键荆州，则以“借荆州”的方式交给了诸葛亮代表的刘备集团。这多少让人有一种东吴集团吃了亏的感觉，不过事实上，如果我们理性地来看这个问题，会发现“借荆州”在当时对东吴集团来说，确实是比“伐蜀”更为理想的战略。
联盟的目的是抗曹，那么曹操集团对此事的反应就是我们来衡量这一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鲁肃传》记载：
“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对于陆战能力欠缺的吴军而言，如果控制荆州，虽然全部长江天堑落入手中，其意义却更多体现在防守上，自守有余，而侵略性不足。赤壁战后，东吴陆上两路出击，主力军团苦战一年才取得南郡，起辅攻作用的合肥方向则很快失败。很难想象战线拉长的江东能给曹操持续的军事压力。李安溪所谓“如无瑜者，权必不能独当操”，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意思。而刘备集团的陆战能力超群，有关羽、张飞这样可以如周瑜一样独当一面的大将，取得蜀地之后，从关中、荆州两个方面对曹操保持军事压力并非镜花水月。事实上，这也正是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部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军出于秦川”云云，早已脍炙人口。而同时，东吴可以专心在合肥一线作战而不必担心战线问题。有理由推断，当时鲁肃已和诸葛亮关于这一战略交换过意见。
事实上，后来的历史的确是这样发展的。刘备在汉中拖住曹军主力的同时，关羽的北伐节节胜利，让曹操慌不择路，甚至想到了迁都。这种成绩，还是在“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吕蒙传》）的情况下取得的。而虽然由于陆战能力的低下，孙权与吴军在合肥并没有取得赫赫战功，但是也给肥沃的淮南地区的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对于孙刘联盟来说，蚕食中原不再是一个梦想。可惜，短视的吕蒙，或者说他背后短视的孙权偷袭荆州，斩杀关羽，令这一切戛然而止。
很多年后，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喟然感叹道：
“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联盟的破裂，早在鲁肃生前就有征兆。刘备占领益州后，孙权求取荆南三郡不果，平日对荆州的关羽“常以欢好抚之”（《鲁肃传》）的鲁肃变红脸为白脸，以大义斥责关羽，最后双方订立湘水之盟，一场兵戈消弭于无形。公正地说，这一次的冲突理亏方是刘备，鲁肃毕竟低估了流离半世的枭雄对于土地的贪婪。鲁肃去世后，诸葛亮为之举哀，除了为一位私交甚笃的好朋友，恐怕更是为了风雨飘摇的孙刘联盟。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到周瑜身上，回答另外一个如果不厘清周瑜之死真相，就近乎无解的问题：为什么周瑜死前要推荐鲁肃来接任？
周瑜在信中已明确说了“刘备寄寓，有如养虎”，这是公然与当时鲁肃借荆州联合刘备的政策唱反调。在这之前，鲁肃已经否决了周瑜软禁刘备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周瑜临终上书，都无一例外地推荐鲁肃来接任自己的职位，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虽然赤壁战后，鲁肃立即返回江东，没有参加此后的南郡之战，也没有跟周瑜有私下交流的记载，但如上文分析，鲁肃的政治态度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李安溪指出：“肃始终本末大计，与刘氏合规，此处颇异公瑾耳。”后人从史料中都可以得到的结论，周瑜不可能不知道。那么，这一反常行为的动机究竟为何？为什么周瑜不推荐政治态度和自己相近，资历也不输于鲁肃的甘宁、孙瑜来接替呢？
答案只有一个：周瑜对主君孙权在自己“暴病”中的作用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由于伐蜀计划里所谓的“野心”被清除，那么去世后的接任者一定是主张借荆州的鲁肃。在信笺里这么写，一是警示鲁肃这位多年好友，虽然自己不在后，东吴必将联合刘备，但是不能玩得过火，以至养虎遗患；二是为了不造成东吴军政高层的公开分裂，在孙权面前服软，使鲁肃顺利接任，以此为代价，来换得自己嫡系部将与后代不遭遇迫害。
一代名将，在面对来自背后的黑枪时，也不得不低下了高昂的头颅，令人感叹。更令人感叹的是，就算如此，他的后代也没有幸免于迫害。
周瑜长子周循早死，次子周胤因罪被流放庐陵郡。诸葛瑾、步骘等人后来联名上书，请求孙权赦免其罪，这封上书写的非常有意思，并没有怎么提到周胤之罪本身，倒是花了一大半的篇幅来为他的父亲周瑜表功：
“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
很显然，他们对于周胤被贬谪真正的原因心知肚明。
孙权一开始并没有同意赦免周胤的要求，后来朱然、全综等人也上表请求，孙权才勉强同意。不过，在赦书下达的前夕，周胤却神秘地病死于徙所，陈寿写道：“权乃许之，会胤病死。”一个会字，让人生出许多联想。
后来全综上表，表举周瑜的侄子周护当将军，理所当然地没有获得同意。孙权拒绝的答复也非常有意思，照录如下：
“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適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也？”
一开始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忘记当初周瑜的功劳，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周护“性行危险”，所以不能当将领。事实上，以潘璋之嗜杀，贺齐之奢靡，都能做到顶尖的高级将领，受到孙权的宠爱，偌大的吴国又为何容不下一个周护呢？最后，也许是尚嫌不够，又欲盖弥彰地说道：“孤念公瑾，岂有已也？”可见，对于上表者的真正意图，孙权也是心如明镜的，因此，他干脆没有打太极，而是直接点出了“公瑾”这个问题的关键。全综如果稍识时务，恐怕再也不会对孙权提起这个话题了吧。
而整篇周瑜本传，也在“孤念公瑾，岂有已也？”这句话中结束了。
虽然周瑜并不完全赞同鲁肃的战略规划，但是多年风雨共济，对于他的人品，周瑜绝对信赖。《鲁肃传》记载：
“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
两人漫长的合作与友谊就此开始，在临终时那样凶险的情况下，信赖鲁肃成为了周瑜最后的抉择。他相信，鲁肃任何举动的出发点都绝不会是害东吴。而且，鲁肃和周瑜一样，都是有天下之志的人，他在赤壁战后东还见到孙权，本传里写道：
“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閤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輭轮征肃，始当显耳。’”
返回吴地，意味着鲁肃要在那个错综复杂的阶段为孙权掌握局势，出谋划策。这是他履行职责前对孙权的一次严肃声明，他的一切行为和谋略都是为了东吴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权力。我想，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孙权对周瑜采取极端手段，他应该不知情。他和周瑜的计划本质都是为了东吴能在天下争霸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了孙权能“克成帝业”。这和后来的吕蒙等辈是有本质差别的，后世的韩菼指出了这一点：“吕蒙贪功喜事，无远略至计，其去周、鲁不可以道里计，合传似少史识。”
不同之处在于，周瑜的计划类似于一场豪赌，赌赢了便二分天下，赌输了便输掉身家；鲁肃的计划则无论进退，都可以鼎足三分。后来的历史，基本沿着鲁肃的轨迹在进行着，孙权登基称帝前，对大臣说道：“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不过，后来孙权在对陆逊回忆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时，却非常不厚道地把孙刘联盟一度破裂的黑锅扣到了鲁肃头上：“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吕蒙传》）明明是吕蒙与背后的孙权破坏了鲁肃生前的战略规划，却要鲁肃来背这个黑锅，颠倒黑白可谓叹为观止。在周瑜的赌与鲁肃的稳之间，孙权选择了稳，从国家的角度，这并没有什么过错，甚至对赌不起的东吴来说还是更明智的决定，但是用极端手段清除异己，则将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扣给不在人世的鲁肃一顶莫须有的帽子，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位主君的气度与人品。
如果说鲁肃在借荆州战略的推行前后有什么失策，那么就是仍然低估了刘备集团的执行力与决心。这个错误周瑜同样也犯了，他没有想到在赤壁之战前几乎毫无自己力量的刘备可以飞速发展，还幻想着可以裹挟刘备集团取蜀。而鲁肃则没有想到刘备在取得益州的情况下竟然抵赖归还荆南三郡，给联盟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而这样的行为碰上了东吴方面不好惹的吕蒙，苦果则由刘备和关羽自己咽下。
不过，至少在建安十五年，刘备应该是天底下最开心的人，因为周瑜之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刘备。自此，悬在他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消失，他如同“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周瑜评刘备语），入川，取汉中，刘备在失荆州前一路高歌猛进，一改前半生失意者的形象。
不过，蛟龙得云雨，一半归之于时运，另一半则要归之于自己的努力。赤壁战前，刘备的处境似乎用“丧家之犬”都难以形容其落魄之万一，惨败于曹操南征大军，好不容易和江东孙家搭上线，又几乎成为人家去邀功的筹码。《程昱传》记载：
“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
足见当时刘备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存亡全系于孙权一念之间。幸亏诸葛亮、周瑜、鲁肃等高瞻远瞩的“乱世弄潮儿”（吕思勉语）一力促成孙刘联盟，保下了一世枭雄的性命。说是联盟，其实刘备方面完全属于从属地位，与客将无二。《江表传》写道：
“（备）乃乘单舸往见瑜，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
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刘备方面属于从属地位的客观情况。这种从属地位一直延续到南郡之战之时，从赤壁战后到周瑜死前，双方力量在荆州此消彼长，犬牙交错。刘备和周瑜的关系也从亲密合作共抗曹军，到最后撕破脸皮分头上京告状。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周瑜之死背后的阴谋，关于这个话题不拟展开。总之，历史事实是，在周瑜安排与自己谋划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刘备集团趁江陵激战的时候夺取了防御薄弱的荆南地区，“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传》），从此拥有了与东吴集团讨价还价的资本，并最终在与周瑜的角斗中成功胜出。
刘备上京面见孙权请求借荆州，西返时，对孙权说的一番话颇令人寻味，《江表传》记载说：
“刘备之自京还也，权乘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追送之，大宴会叙别。昭、肃等先出，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可以想象，刘备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会在孙权心中激起多么大的波澜。孙权的那点权术，在阅人无数的父亲辈刘备眼中可谓洞若观火，只须一点点小作用力，就能推倒孙权心中那道薄弱的防线。此后的事态发展，可谓完全在刘备集团控制之下。可怜孙权、周瑜各自处心积虑，到头来却是为一个外人做了嫁衣。
现在，我们可以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总结一下围绕着“周瑜之死”发生的这一段历史的真相了。
曹操南征，击败荆州的刘备。毫无资本的刘备投奔东吴，被周瑜裹挟参与赤壁之战。赤壁一战大胜后，周瑜名声蹿升，引来孙权的疑虑。周瑜继续在荆州作战，刘备在周瑜的羽翼下慢慢积累资本，最终提出借荆州，意图抢夺周瑜在荆州的胜利果实。此时围绕东吴今后的国策，出现了以周瑜为代表的“取蜀”派与以鲁肃为代表的“借荆州”派。在权力的诱惑下，孙权最终出手暗害了周瑜，周瑜临死前意识到了背后的阴谋，上书孙权请鲁肃接替自己。鲁肃推行借荆州战略，刘备取得荆州，随即在参与东吴取蜀计划的前周瑜机密幕僚庞统辅佐下西进，奠定天下三分。
每一个疑点似乎都在这样的主线下得以被解释，不过，作为一个读史者，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
《三国志》的作者，史家陈寿，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吗？
一个一千八百年后的普通读者都可以从史料的细枝末节中推测出不合情理之处，那么陈寿当时能接触到的史料碎片，一定要远比我们现在更为完整，以前四史作者之一的史识，怎么可能不知道真相呢？
可是，证据呢？
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证据，因为如果陈寿都不能确定这个真相，今天的读者来作考据，难免有哗众取宠，空中楼阁之感。如果他能确定的话，即使是在魏晋易代那样政治黑暗的时代，以一名“良史之才”的职业良知，他也一定会留下什么线索，这线索不会仅仅是干巴巴的材料，而一定是属于自己的观点。
直到我翻到孙权传记《吴主传》的传后评论，我才为之释然，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
“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句践，也就是越王勾践。除了割据范围都在吴越，很难找到从十九岁担任最高统治者一直到七十岁去世的孙权和卧薪尝胆忍辱复国的勾践有什么相似之处。唐庚就在此处迂腐地质疑道：“吴之受爵，乃由与蜀相攻，恐魏议其后耳。陈寿乃以句践比之，句践未尝受吴封爵也。”
不过，我们知道，这位越王在灭吴之后曾经大杀功臣，包括献灭吴七策的大夫文种。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应该暗示的是孙权晚年因争储事件而屠戮大臣的事件吧。这种看法同样不正确。
因为就在这一段评论后面，陈寿提到了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对于孙权末年杀功臣的事迹，无论是韦昭的《吴书》还是《三国志》都并未予以过多隐瞒。只有早年的不光彩事迹，才有隐瞒的必要。
而且，陈寿在把孙权比作勾践之后写道：“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这样，就把时间断到了三分天下之前，而与晚年无涉。
的确，除去周瑜让东吴没有了志在天下的“赌徒”（孙策也曾在官渡之战时谋划偷袭许昌，倒是可以和周瑜的取蜀计划相映成趣），不会再出现押上国运的豪赌，“自擅江表”不成问题。不过，孙权也亲手掐灭了一丝赤壁之战后出现的，“总括九州”（鲁肃语）的曙光。
再来看后面的评论，便会发现陈寿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暨臻末年，弥以滋甚”的意思，是晚年这种倾向愈加严重，也就是说还在“成鼎峙之业”的阶段，“性多嫌忌，果于杀戮”的特点，就已经显现了出来。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在建安十五年某个寒冷的冬日夜里，庞统站在一艘顺流而下大船的船头，面对着寒冷的江风，却没有回舱的意思。舱里，放着的是周瑜的棺木。而与此同时，鲁肃站在江东的某个港口，沉默地望着漆黑的长江，一动不动。清冷的吴宫中，孙权对着孙策的灵位，一对碧眼里似有什么东西在闪动，却直到最后也没有流出来。
在中国古代残酷的政治游戏中，这个无言的结局，也许，也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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