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点化”的大学生活
沈 思

　　绩点制度，当代中国为考评大学生学习情况而设立的“科学制度”，简单地说这便是各门课程成绩的加权平均。这项制度在西方国家早已是盛行，从留学申请中“GPA”一栏便可知晓。为了与国际接轨，从上世纪末开始，一些大学开始试验该制度与1985年推行的学分制配套，传说效果很好。北京大学宣布从2002级本科生开始正式推行绩点制度。按照理论和行政官僚们（仅仅是一个类的概括，非贬义）的充分考察，绩点制度能够准确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用功与否。但倘若事实果真如此，大学生们也不会有所抱怨了。
　　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可以用无序自由来概括——上课不专心、课后不复习、考前大比拼。这仅仅是观察结果，但八九不离十。导致如此状态的原因有很多，但绝不是学分太多、不是课程设置问题、不是通识教育、不是教师水平问题，更不可能是此处的绩点——作为后生事物，不该去背这口黑锅。但可以肯定的是，绩点制度所促成的应试教育体系的固化是更为直接的原因。
　　首先要“纠偏”一下对应试教育的定义。何为应试？说文解字一下便是应付考试，应付与教育是矛盾对立且不统一的，其结果便是考完试后，知识并未收获。因此，在此解读下，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三年高中阶段教育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应试教育。尽管她以绝对成绩为重，整个教育方针也为考试服务而异化畸变，但是其真正的结果是学生确实可以学习到很多必要的知识。或许某些媒体可以指责其各种弊端，我并不否认。作为对大计量人口下全民教育的妥协（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属于因材施教的范畴），其实实在在的效果便是我们绝大多数从属于市民社会中的人所用到的只是多半是来自那九年义务所谓的应试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是关注每一个个体的，这里的成绩评定也只是对个人的成绩评定，是一个指标而非“标签”（尽管可以举出个别教师“抛弃”“差生”的行为来反驳，但此处是指一般意义上和教育理念中的事实）。
　　当我们在期盼大学所能赋予我们的自由之时，我们是多么地真诚；而当真正进入这座“围城”之后却连声慨叹，并伺机嘲笑那些同样有所企盼的学弟学妹们，竟却彻底忘记过去已经掌握的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计算机等早已在大学丧失大半。这种明知而选择自欺的样子，应当用自信满满来形容。我看到阿Q的影子。
　　那大学教育何以成为真正的应试教育？正如上文所指出，是绩点制度促成了应试教育体系成为一种的法的固化。绩点作为一个简单的技术统计轻松地给学生划分了三六九等——绩点高的学生被称作学生标兵，绩点不佳的一定是没有好好用功学习的“坏分子”，要好好“改造”。确实评价学生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仅仅以成绩为标准是有失偏颇的，且这成绩的获得可以基于应试达成（仅仅值一般现象，认真学习的好同志定有不少）。这并不是公正的考核标准。
　　绩点制度下的应试教育类似于“四十五天”速生白羽鸡的成长——需要打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应试的手段），在内脏（知识的真实收获）还没有长成的情况下弄大一个“虚弱”的机体（考卷中所谓的知识性考察结果）。事实上，速生（“绩点”的异化）后的产品（应试教育体系下的人才）并不能让消费者（需要合格人才的雇主）放心。这一切都是商品化、“金钱至上”主义背景下的社会的必然结果——需要批量标准化生产的产品。标准化生产没有绝对对错，只是采用的方式需要考究。这里的标准化生产是基于淘汰的生产，正如，如此生产出的白羽鸡每天都有大量死亡——只有经受标准筛选的才是合格的白羽鸡。（应试教育体系何尝不是淘汰体系？）
　　复旦大学每学期有17周左右的时间用于教学（实际不到16周），而在此之后便立即展开考试，这是天才教育，是上述展示的工业化、标准化教育，是基于功利主义下的教育。以“诗骚精读”为例（我认为该课程老师是很好很负责的，个人以为老师只要能够启发学生便就是好老师。此处仅仅只是打个比方），整个学期只讲了不到二十篇《诗三百》（且以国风为主）、直到最后一节课才讲了《离骚》的前五六句（骚，楚辞也），方才完成课程的字面含义。如果哪位教学管理人员告诉学生“此足矣！”那他应该引咎辞职。课程教师也坦言“你们考过也就全忘了。”这拿A的所谓学霸或者精英人士一定很不屑谁让你们不自觉？自觉，很好的建议。但是，倘若学生们都能够自觉学习，那还要教师做什么？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因此，可以断言复旦大学的教育模式是天才教育，期待天才的产生来装点门面。
　　前些日子，意外看见几本近年来复旦大学各学院的教学绩效评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教学无不良好、教师无不认真，令人诧异的是这份报告所基于的视角是老师而非学生，有教少学。由此，似乎复旦大学的教育模式是为了培养名师，而非培养合格学生。
　　复旦大学也经常做自相矛盾的事情。这些年自主招生宣传中，经常提到自主招生选拔的学生要比高考录取的学生的绩点要高出零点几。自主招生本是一种脱离用简单成绩考评学生的综合能力考察，怎么进入大学之后，又用起单一成绩来判定学生优秀有否呢？结论是复旦大学的教育理念本身就是应试的，如果说整个考评可以用点名、花哨的PRE（不知道用意何在？）和与课程内容脱节的考试来判定，那教育岂不是太简单了。
　　前些年，复旦教务处搞创新，规定一门课程只能最多只能有30%的A档，昨天从我的朋友扬清那里——听闻有人传言今后B档也要限制在30%。之后，有学生委员联系到官方很负责地澄清此事，算是让众学生虚惊了一场。但当看到有学生据此拿出A档30%、B档30%、C档20%、D档10%、F10%的成绩评定方案以防止出现B+无限的“好老师”并认为公正合理，不免一惊。教务处要求课程成绩需要符合正态分布。请问这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复旦绝大多数学生在同龄人中处于前“千分之一”的位置（基于大样本的数据可以认为是接近正态分布的），怎么进入复旦后也要服从正态分布了呢（理论上大部分人应在接近的水平，有少数尖子是正常的）？
　　倘若要真的符合，那真是复旦的悲哀！一所重点大学能把一堆“精选种子”培养出三六九等，真是不容易。这种认为剩下70%学生相对不优秀的教育是不成功的，也是背离其宣扬的精英教育。在此之下，确实可以培养出标准认可的“精英”，但需要扔掉另外70%。所以这是天才筛选教育而非真正的精英教育，更加不是应有的大学教育。
　　不多赘述，因为归根结底还是理念问题——不关注每一个学生需求的教育理念的流布。以考试作为考评的是必须的，但这仅仅应当是作为学习状况的评估——知识的缺漏在卷面上一目了然，学生在考后补足，便可以了，何苦据此为学生定性（毕竟学习是一个动态成果，过去的不足不能代表现在的水平）。如果教育的目的是急于判定学生是否优秀，那请不要教育。因为如此四年仅仅为考评服务，而不是为个体能力的完善服务。关于自觉，确实学习是自觉的过程，而教育的产生便是弥补自觉的不足，是点拨一二，是督促学习，是查漏补缺，这才是应有的初步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自觉。（要求大一学生立马自觉如何可能？）可惜这大学不太愿意如此去做，行政官僚很难做到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虽然如此教育是可行的，但毕竟是要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的，这与受犹太精神支配的现代人的诉求是矛盾的。
　　当绩点制度成为大学生活的唯一上帝时，大学生必然被异化，正如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唯一上帝的货币让人不断异化一样。这是大学教育社会化、功利化的后果，尽管在未来的现实社会中绝不会以如此标准评定人才。
　　要打破被束缚的大学生活并不是要去打破现实的所谓绩点制度的“锁链”，勿需把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并上升为体制问题。这仅仅只需要教育理念的微调——重拾严格培养并关注每一位学生的传统、倾听学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