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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1998年修订的《新华词典》中有这么一句话: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考虑到这本词典编写了将近30年,这句现在看来充满荒诞感的话,在编写这本词典的80年代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那是野蛮与单纯并存,简单直接到近乎幼稚的十年。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自不用说。和现在不同,那时候的大学生可谓真正的天之骄子。

  甚至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国近10亿人口中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也没超过600万,这和现在每年超过700万的大学毕业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单单按比例算的话,现在的大学生可能还不如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值钱。

  因为稀缺,所以那时的国家政策自然全方位地向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生倾斜。

  工作上,只要能顺利毕业,学校一定会帮分配专业对口,体面又收入高的工作。

  生活上,因为全社会对大学生的吃喝住行都有补贴,宿舍几乎不要钱,食堂里的饭菜更是便宜得没边儿。在没有生存的压力下,大学生的生活充满了理想主义。

  书报亭里的新书总被抢购一空,大学生们读《第二次浪潮》,读王朔,读王小波。研究弗洛伊德,揣摩美国的颓废文学。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代表着一种刚刚开始萌芽,稚嫩干净的理想主义。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还没有被资本完全绑架。那时大学生就像住在象牙塔里的孩子一样,嫉恶如仇又雄心万丈。

  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中国,也相信这个世界终究会变得更好。

  他们有光明的未来。

  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

  


  80年代的中专生和现在完全不同。主要优势体现在以下三点:

  1,考上中专后可以转成城镇户口。这在城镇户口有明显优势并且全国一大半以上农村户口的80年代初有致命的吸引力。基本等同于考上XXX学校就包北京户口。

  2,中专的伙食,两人一荤一素一汤,合计1元。每个月下来平均每个人只要三十多元,国家还补贴十五元。

  3,毕业以后国家包分配,毕业直接可以去一些垄断国企。并且因为专业对口,常常可以直接做一个小领导。试想如果当时分配到电力系统或者能源系统,现在不说大富大贵,也是家境颇为殷实的一家了。

  况且当时职业系统里升迁基本还是靠工龄。中专毕业生进入单位系统比较早,工龄相对大学生还要来得长,常常混得比大学生还要好。

  所以说那时国家用城市户口、干部身份,吃皇粮,安排工作这几大诱惑吸引了大批农村户口的学生初中毕业一门心思考中专,其中不乏成绩顶尖,考大学完全没问题的一些同学。

  所以那时上中专可以等同于“某垄断国企干部培训班”,自然也有光明的未来。

  谁知道就在20多年后,因为大学扩招,国企改制等原因,“中专”从一个人人羡慕的地方变成了完全另外一个意思的地方呢。

  我在百货商店做售货员

  


  那时候的百货商店售货员算得上是最好的工作之一,处于全社会的前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直接参与财富的分配。这个最好可能上可以追溯到供销社时期,《平凡的世界》里面红梅他爸爸就把她找关系搞进供销社当售货员。下可以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

  那时一方面社会经济不发达,商品短缺,一切都靠售货员调度。售货员本身掌握着巨大的权利,顾客常常因为怕买不到东西不敢对他们指手画脚。

  比如长春文化大厦经理牛丽霞曾经这么说道:

  

那个时候我是长春百货大楼鞋帽商场的售货员。当时,老百姓对鞋类的购买力非常强,还没等商场开业,店门外已经聚集了很多顾客。每逢节假日或换季的时候,更是里三层外三层。不但如此,一些商品还经常出现脱销、断档的时候。商场里的东西一点也不愁卖,什么都能卖光。有的紧俏商品还得托人找关系才能买到。”

  另外用@马前卒的话说:

  

在一个没有淘宝,物资供应紧张,甚至没有电视广告的时代。百货公司控制了城市高端商品的供应权,什么东西上市,什么东西取消凭票供应,什么东西即将断货,商业系统的员工会比普通平民先知道起码24小时,这个信息时差意味着很大的套利优势。今天的高级导购可以赚到月薪十几万,就是因为他们在相对高端商业和高端客户都掌握了一部分单向透明的商业信息;当年的营业员也可以用这些信息交换物质回报和政治地位。

  甚至那时因为时常有恶性事件发生,百货商店给售货员的员工守则里特意标明:

  “禁止殴打顾客”

  这样一个在当时有钱有社会资源,信息优势的职业,自然也有光明的未来。

  1998年版《新华字典》上的这句话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张华进入证券公司工作;李萍写得一手好代码;我的创业项目拿到了投资: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或者负能量一点,大概等于“张华有个好爸爸,李萍可以靠脸吃饭,还好我家房子要拆迁了。”

  当年,那句话充满了市场经济初年的活力、野蛮与不确定性。

  国家包办已然成为历史,集体主义方兴未艾,富裕不再是贬义词,旧秩序的崩坏蕴含着新机会的到来。

  王侯将相,不再有种。人人前途未定,却又不缺乏动力与转机。那是最坏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公平寓于不公平间,每个人都有或许光明的未来。

  也许你们可以嘲笑那时他们的短视,没想到现在中专不再吃香,百货商店售货员甚至买不起自己卖的东西。没想到现在是创业者,金融工作者,程序员的时代。

  可是,未来谁又说得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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