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迢迢访“大王”
马治权
一个人与一个人结缘，据说需要一千年，“千年修得共枕眠”嘛。那么，一个书法家与一个碑帖的结缘，又得多少年呢？我从小习字，迄今有五十年了，其间不能说遍临名帖，但至少有上百种了。这些帖，有的浅尝辄之，有的浸淫很深，甚至临过百通之多。但尽管这样仍然不能确定风格。有人攻击我说，写了半辈子的字了，还没有自己的风格，你看看人家，一写就是自己。我说那个自己不是个好的自己——三十多岁形成面目，六十岁还是一个模样。你看那些历代大家习书，一个阶段一个样，总是在否定之否定。
不过嘴上虽然如此说，心里却还是着急的，也想守住一个帖好好临，比如《西狭颂》，或者《曹全碑》。可汉隶的各具其美，实在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从。白蕉将选帖比喻为谈恋爱，一定要自己喜欢。然而能在书法史上留下的帖必然有她的不凡之处，如果审美观不畸形，那么在这众多的美中迷失方向，也不完全就是“花心”。过去写过一副对联，内容为:“做杂事，兼杂学，当杂家，杂七杂八尤有趣；先爬行，后爬坡，再爬山，爬来爬去终登顶。”
说实话，当时写这副对联，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特或深奥之处。现在看来却是个宇宙大话题，可囊括所有人生的问题。细想起来，我于书法，不就是这副对联所形容的状态吗？如果说临王羲之是“先爬行”，那么临颜真卿就是“后爬坡”，临汉隶则是“再爬山”，而遍临汉隶则是“爬来爬去”。这“爬来爬去”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盘桓”。有人爬来爬去则可能爬到了山顶，即“终登顶”，有人爬来爬去则可能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死在了选择和寻找的路上。这里面有个基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学富、识广、才高”。没有这个基础，深陷泥沼是必然的。我曾习练于右任，有人说，临“于书”必死。我带着疑问拜访卫俊秀先生，卫先生说，几千年来人们都学王羲之，还不都“活”了？才情高，学谁都能活，才情不够，学谁也活不了。学是一种共性，怎样学才是一种个性。我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能不能成为一个书法家，不在于你学谁？而在于你怎样学谁？好好学是一回事，适合自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适合硬学，那么，就可能永远找不到感觉。因此对于一个书家，首先得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帖，然后再去活学活用。我虽然在汉隶上盘桓得久了，虽然山重水复迷茫无绪，虽然辛苦倍至、苦恼无数，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
“好大王”进入我的眼帘，得益于书友强弱的推荐，而坚定地走下去，要感謝北京的张嗣兴和陕西的李宗奇的不断鼓励。不过这次访“大王”，则完全出于偶然。看“好大王”虽然蓄谋已久——我曾与我的两位书友朱强、拓润东多次说过要去看看“好大王”，也曾在一起商讨过时间，并趴在电脑上查看路线图，但什么时候去？能不能去都是一个变数很大的事情。巧的是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书友朱强要到延吉开会，而会议地点离《好大王碑》所在地集安市又是如此的近，真可谓“千里因缘一线牵”。
集安市在吉林省境内，与朝鲜隔江相望。路线曲折，千里迢迢，既没有直达的飞机，也没有直达的火車。如果要去，则是飞机、火车、汽车一条龙。路线可丹东可大连可北京可沈阳。如此这般的不顺畅，三个人便觉得单去集安访“好大王”有点不划算，于是又荫生出看长白山天池的念头。谁知此决策一出，则大大增加了看“好大王”的难度。
因为朱强延吉有会，所以必须兵分两路：我与拓润东一路，飞长春、长白山；朱强一路，飞长春、延吉，会开完后再坐长途车到长白山汇集。好在这样的决定与会议时间、飞机时间、汽车时间大体可以合拍。我和拓润东二十三号到长白山，住一晚，朱强二十四号凌晨四点从延吉坐长途车出发，八点钟在长白山北山门会合。
看天池是件有关人品的事。据说有一位大领导，四上长白山都没能看到天池，所以当地人传说这位大领导“人品不行”。然而我却不这样看：天要下娘要嫁，谁又能有啥办法？长白山海拔2691米，为中国东北第一高峰。山上的云，一阵一阵。云来了，满眼的雾，云去了，一眼的水。唐朝草书家张旭的诗《山中留客》，就形容过这样的天气：“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对客人说，你走得高了，便走到了云的中间，这时即使没有雨，云也会把你的衣服打湿。因此你就是气象学家，也无法确定什么时候天气会好，什么时候天气会不好。当地有经验的人说，下午比上午云清，看到的几率会高一些。但也不尽然——下午也常常会遇到恶劣天气。依我看天池的经验以为，如果不是浓云遮蔽，那么，把衣服穿好，在景点坚守是一个办法。长久期待后的豁然開朗，是最幸福的时刻。你从那欢呼声中便可感觉。只要起了欢呼声，便是天池出现了。如果紧接着又是一阵唏噓，那便是突然隐去了。希望与失望交织，快乐和悲催共存。这就是生活，也是人生。能看上天池是一种幸运，看不上同样是幸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不就是在“看上与看不上”之间！
关于看景，自古就有好多说法。我去华山，陪我的当地朋友便说，昨夜一场雨，景色如洗，这是贵人要来。我说，不是因为贵人要来，而是临近林区的地方雨多。气候决定风景，气候也决定看景。华山是裸体大卫，自然喜欢人们观看，所以它的雨是晚上下的；天池是羞涩少女，所以天天有雾，不肯轻易露面。好景也像好女人，单等心上人出现才肯以身相许，所以你得有耐心，恒心，痴心。我能看上天池，不是人品，也不是运气，而是耐心——上山前就租了一件棉猴，蹲在那里，拿一杯热水，静静地候着。第一次看的不大清楚，有些不甘心，就继续等。云是变化着的东西，风过来了，云就会散去！云像蒙娜丽莎的脸，也像面纱，一点一点地显现。突然出现的天池，蓝得让人心动！但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一样吝啬，你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它便又匆匆遮住了！我这时很佩服那些摄影发烧友，他们有时为了一个镜头，几十次地上山，从北坡、西坡、南坡等不同角度拍摄，才给观众留下了那一张张美得令人心悸的天池。
从长白山下来，租一辆去集安的车，因为是我们说了算，所以走到风景好的地方便停下来，看看再走。到了集安是晚上十一点，登记宾馆吃完饭就睡了。第二天起床，第一件事是先去买票(把到通化的车票买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出门在外，一要计划，二要果断。买不上票多住一天，人生地不熟，既浪费钱又耽误时间。由于起得早，我们也就从容了许多，在街上一边漫步一边看集安的景致。我被一个商店的招牌给吸引住了，店名《凤心阁》，作者秦维国。我便招呼同行的朱强和拓润东一起欣赏。正看着，店里出来一位女士，大度雍容，面带微笑。她见我们瞩目议论，就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西安。她说你们来干啥？我们说看“好大王”。随行的朱强见机主动介绍了我。说我在陕西省政协工作，习“好大王”已多年，这次是专程来看“好大王”的。那女的连忙把我们让进店内，嘱咐一位年轻女子为我们上茶，并说西安是个大地方，古城，文化名人多。
本来是寻访“好大王”的，萍水相逢，他乡之客，不免有些怯生。但她这一番话，倒让我顿生自豪。我说，女士尊姓大名？她给我递过一张名片。哦！她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孙新凤。我们说起“好大王”，她竟如数家珍，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好大王”的故事。我们说想慕名拜访秦维国先生。她说可以可以。这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不仅有风度，也很有能力。一会儿她就与秦维国先生联系好了。临出门前，她让我们看了她的《好大王碑》。那是一个总长三十五米的卷轴（相当于大雁塔高度的二分之一），黑底白字。每个字都是她像剪纸一样地剪出来的。“好大王”总共一千七百多字。我们临一遍都得十多天，她竟然用剪子将它们剪出来。我问她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她说，三年。这就说她每天只剪两个字。我再看她的剪纸“好大王”，真是让人叫绝，形神兼备——连漫漶都一一剪出。一天剪两个字，那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她还经营着一个店，还要尽一个女人的责任。更让人感叹的是，她将一个字一个字剪出来、裱好后，又专门做了一个架子，装上摇把，然后将这幅字置放其上。客人来可以一边摇一边欣赏，不用摊在地上卷来卷去。
集安是个县级市，不大。我们打车到秦维国先生家中，先生已在门口等候我们。旁边还站着他的一位学生，叫李占一，既是《好大王碑》的习练者，也是一位当地赫赫有名的文化企业家。进屋坐定后，孙新凤为我们倒茶，李占一为我们取秦先生的书法集，秦先生为我们签名。秦维国字如其人，口讷手拙。虽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总是说想听听我们的。我就把这次千里迢迢访大王的意图给他说了，同时也说了我对“好大王”的理解。我说“好大王”在汉碑中的地位一如它的名字，居大王地位。鹤立鸡群，力盖群雄。汉隶的所有优点和特点，“好大王”都具备了。它一改隶书结构繁复，笔划乖张的弊端，以极简省的笔划写出极丰富的意趣，正如老子所说的“大道至简”。我还说，这其实不是我的偏爱溢美。我读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发现他老人家也持这种观点：“然其高美，已冠古今”。
我在讲《好大王碑》特点的同时，又简单地将秦维国先生的隶书说了几句。我说，“好大王”尽管众美兼备，但临写者常常会以自己的审美取向“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秦先生习“好大王”，从拙厚生发童趣，自成一派，生动可爱，极其耐看。我这几句话显然说到了秦先生的心痒之处，他有些激动。从他后来请我们吃饭，陪我们看《好大王碑》，晚上又召集当地书法爱好者座谈来看，我的猜想是对的。他的学生说，秦先生平时不爱与人交往，见了你们好像遇到了知音。孙女士也说，秦先生今天的情绪非常好，不停地说：“马先生对《好大王碑》的评价，应该让市长和市委书记听听。”
马治权先生在好大王遗址
从秦先生家里出来，我们直奔《好大王碑》。集安依山傍江，风景如画，号称东北的小江南。我插队时曾拜阴阳先生学过风水，一踏上景区，就注意由远及近的眺望。大王陵背靠大禹山，脚蹬鸦綠江，居高临下，静谧，优雅，云在空中游荡着，风轻轻地吹来，感觉极好。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当时选址在此，一定是有高人指点了。《好大王碑》就在大王陵的西边。绿草成茵，树木葱郁。《好大王碑》巍巍矗立，让人有种冲动欣喜的感觉。尽管我在路上作了无数次的想象，走到碑前，还是觉得吃惊：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一切似有前缘，这块石頭好像是为“好大王”而生，完全是自然形成的。碑高六点三九米，重三十七顿。我不知这样高大的石头是怎么运过来的？过去常说埃及人聪明，能将那么大的石头堆积成金字塔。看到《好大王碑》，我觉得中国人也有同样的智慧，能在那样一个没有机械的年代，把如此重的石头运上山顶，实在是不可思议。更让我惊奇的是，为了防震，碑的底座下还铺上了鹅卵石。
由此我产生了几个疑问：一是选碑的时候有什么原则？为什么选这样高大的石头？而这样高大的石头又正好将文字刻完？是根据石头的面积撰写的文字，还是为文字而选的石头？因为火山岩石坚硬无比，是不可打磨的。从碑的四面不规则形状看，难以像其他石头根据人们的需要磨成碑石。这样的石头只能是因石选材，因石而决定字的大小。一千七百多字的内容，拳头般大的字，刻在一块天然的石头上，一定是经过了计算！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想，不能成为治学的佐证。
二是先将内容写在纸上，最后由刻字的人刻在碑上？还是将内容直接写在碑上而由刻字的人刻成？何绍基为其父何凌汉的碑文就是直接写在石头上然后刻成的，据说臂肘都磨出了血。此碑文字镌刻深厚，笔划工整，字体端庄，颇具章法。碑面近于长方形而不甚齐整，然而每面文字横竖成行，呈规则的长方形，每行最末一字距碑基25厘米。而火山岩表面坑坑洼洼，要直接写上去估计较难，所以很可能是先写在纸上然后再刻上去。为了大致有个目标（不至于刻不下或撑不满），刻字的人在石头上还打了竖格，这在一千六百年以前，真可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三是碑为什么没有与墓在一起？古今中外的立碑者，必将墓碑立在墓之正面，墓与碑浑然一体，而《好大王碑》却墓是墓碑是碑，墓与碑竟相距200多米。这又连带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好大王碑》倒没倒过？是否被土掩埋？若果没倒，那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好大王碑》帖中的“出土”二字就是错误的。公元414年《好太王碑》建立时，高句丽国家正处于鼎盛时期。公元668年高句丽政权灭亡后，《好太王碑》逐渐被遗忘。清初封禁，更使《好太王碑》于林木荒草中隐没达200年之久。1877年（清光绪三年），书启关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终于在荒烟漫草中发现了《好太王碑》。因此，“出土”应为“发现”。
好大王碑前合影
顺便说一下，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好大王碑》应该是一个较好的本子，但出版时只注明是“旧拓本”，这也让人有些遗憾。“旧拓本”“旧”到什么程度？不大确切。应该写明大体年代，或者叫“什么本”？相比较还有没有更好的拓本？但这些都被忽略了。据我所知，从拓法和技巧来看，日本现存的“水谷本”较好，拓成时间应在1887年左右。杨守敬双钩本要差一些，可见他双钩时所依托的拓本并不很好。当然，再好的本子在临写时总会变形，因此，关键在于临写者的才气和水平。古书曾有记载，认为武林高手为了学到关键的一招半式，有时趴在墙上偷看一眼就记住了。所以，任何样板只是个参考，不能代替临写者的才气和再创造。
疑问之后，我又由衷的产生出一股敬意。我们真要感谢那些爱书法如命的前辈。光绪三年发现此碑时，碑上长满了苔藓。朝廷高官为了得到此碑拓片，命初天富前去除苔。初天富为此花了不少心思，最后想出“在碑上涂上牛粪，待牛粪干了后倒油火烧”的办法，由此为能拓出完整的《好太王碑》扫除了障碍。但当我知道碑因火烧而被崩坏一块时，感激之余，心中不免又生起几许遗憾（石头被青苔裹住，使碑上的字在一千六百年的风雨侵蚀中能基本完好，应该说青苔是第一功臣），如果留在现在“清除”会是什么样子呢？或可能更清晰完整一些。
马治权先生在好大王书馆
看完《好大王碑》，秦维国先生的学生李占一请我们在鸭绿江边用餐。东北陕北（我是陕北人）都是中国的北方，许多饭菜完全相同。我吃着原汁原味的饭菜，脑海里的记忆不停地反复。对《好大王碑》的共同的挚爱又使我们用餐的气氛格外不同。我建议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好大王碑》为依托，请民间刻字高手，将其中清晰可辨的一千七百多字放大至一尺左右，刻成一堵书法墙（缺字空出），砌在《好大王碑》的旁边，让前来参观《好大王碑》的一饱眼福——既可窥见《好大王碑》的全貌，又能领略《好大王碑》的气势。我拿孙新凤剪纸举例，说一个弱女子能用三年的时间，用剪子剪出一套《好大王碑》来，一个政府就不能做一堵书法墙？！
《好大王碑》的发现，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为我国书法宝库增添了一件无与伦比的瑰宝，也为研究我国的历史以及朝鲜、日本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碑发现不久，即引起了中、朝、日三国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重视，前来观摩、拍照和搜集资料者络绎不绝。建国后又很快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好大王碑》从发现到1927年建立双层木结构六角攒尖式碑亭开始保护，再到1983年搬迁民房、修建围墙和重建保护工作室，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热爱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们这次看《好大王碑》时，碑完全被防护罩保护了起来，不让任何人拍照。我感慨万千，一个人一个碑都是有命运的。《争座位》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被流传，写好后只是草稿，为了尊重读信的人，又抄了一遍。然而这抄了一遍的清楚的，不幸被读信的人撕毁了，而潦草的难以辨别的草稿却留了下来。《好大王》也是如此，本来就要被荒草青苔完全隐没了，却又遇到了关月山这样的癖于金石的人，使其成为千古绝唱。
千里迢迢访“大王”终于归来，虽然艰辛，但比起古代完全靠车马舟楫行走，还是快了许多。林散之有诗：“万里我归来，诗稿携满袖。口口阿弥陀，佛光照大地。”此时深有同感！
20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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