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
字
高
清
欣
賞
好
大
王
碑
《好大王碑》， 全稱《高句麗好大王碑》，叉稱《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碑》。原碑無年月，近人考證為東晉義熙十年(414年)立，碑身為凝岩灰石，方柱形, 略加修琢，粗糙不堪。縱612釐米，橫185釐米，四面環刻碑文，共44行，每行41字，共計1800餘字，字徑四寸許。現在此巨碑矗立於吉林省鴨綠江北的集安縣太王村，光緒六年( 1880年)被發現。初時以皮紙煙煤拓，捶拓草率，字多渾淪不清。或就石勾勒，再填墨，潘祖蔭、吳大激等所藏即此類。光緒中晚期拓本，有兩種。一是葉昌熾 《語石》所謂的皮紙淡墨精拓本，每面分四段拓，共十六紙，字口豐腴。另為談國桓《手劄》所謂的高麗紙鍋煙濃墨精拓本，每面整幅拓，共四紙，紙質堅韌，字口朗潔，向為專家視為珍品。與其它同時善本校勘，高麗紙拓本大致和王孝禹藏本.朝鮮總督府藏本、日本藤虎次郎藏本相同。漢孝元帝建昭二年(西元前37年)，朱蒙帥部由夫餘南下，在恒仁建立高句麗政權，第二代玻璃明王遷都集安。在十九代王即好大王(談德)時期是高句麗最發達強盛期，其間談德東征西討，屢建戰功，稱雄於鴨綠江兩岸和漢水以北地區，死後被尊為“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好大王碑》敘述了高句麗建國的神話和談德統治時期的戰績情況，以及王位承襲等，其中還有新羅與日本拉開戰爭的史實，並重申了關狩墓奴的嚴酷法令，是研究高句麗史的重要資料，為近代考證學家所關注。《好大王碑》不僅在歷史文獻方面的研究上意義重大，在書法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地位。從字的體勢上看，此碑字體在楷隸之間，與《鄧太尉祠堂記碑》和《廣武將軍碑》風格接近。書法方整純樸，古老厚茂，與《經石峪摩崖》氣勢不相上下。然《經石峪》石質堅硬，雖裸露於外，有風雨侵蝕，但其字口還是相對清晰，不像《好大王碑》的處境。據《集安縣誌》載:“此碑名家考證極多。惟因此碑特別高大，當時未築碑亭，加上碑石粗劣，苔蘚封蝕，剝削模糊不辨之字好事者以意補之，文字或減，故難以窺見原貌。後苔蘚盡去，光緒中葉，拓者除殘削減沒者外，字跡清晰，好古者視為珍品。今者逐年剝削，不可辨認者又多矣。”在取法上，《好大王碑》的用筆保留著濃郁的秦篆風格，這大約因為高句麗遠離中原，受中土文化影響較小的緣故吧。起筆圓鈍，藏鋒逆人，行筆遲澀，收筆沉著，轉折處靈動堅實。線條中極少出現波磔，而以平式、直式為主，圓乎乎、模糊不定的筆道甚是可愛。在渾樸圓厚的強勢主流筆調外，偶爾的間以方厚之筆，整體呈現凝重古樸、力舉千鈞之勢。結構上，圓勁疏朗，方整敦厚，寬博大方，渾穆古樸。線條的長短、粗細等量化指標分佈極為均衡.不見強烈的長短、粗細對比:空間布控隨意自然，時出上松下緊之反常格局，憨態可掬，氣靜神凝。章法上，此碑也以疏朗為宗，單字的疏朗加上整體的疏宕，使其風格更加鮮明。很明顯，《好大王碑》不屬於技法類碑版，它是明顯的風格型、情性型的。臨習時可在把握線形特徵、用筆結構特徵時充分地發揮想像，加以創造，可結合自身對漢碑藝術的理解和已經取得的技巧法則融會貫通，以出自己的風格。《好大王碑》非常適合“破板'，法則的限定常常制約靈性的突發，適當地品味、臨習憨拙的《好大王碑》常能給人帶來意外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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