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印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由刻印高手张樾丞镌刻，于1949年10月31日完成，采用宋体，印文大小对称，字形庄严肃穆，印玺整体为方形，边长9厘米，厚2.5厘米，印玺手柄为圆柄，中间略微凹进。
印体与手柄是分别制作完成后，再进行旋接，印玺铜色柔和，质地较其它政府部门印信的质地硬，密度大，整体的造型具有方正美感，庄严大气。
而关于这枚开国第一大印的背后，有许多故事，其中或许最令人好奇的便是，为何毛主席会将大印的字体定为宋体。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周总理委托精通金石镌刻、书法的前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开国大印之事，齐燕铭从旁协助。
齐燕铭（1907—1978），曾用名齐振勋、齐震、田在东，笔名齐鲁、叶之余等。蒙古族。北京人。出身于破落的蒙古封建贵族家庭，姓齐利特氏。自幼勤奋好学，对金石篆刻、书法、京戏均有兴趣。是“桐城派”末代代表人物，中国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古文学家、著作家、诗人、教育家吴北江的弟子。同著名诗人、书法家曾克专、贺孔才，于省五，潘伯鹰等都为吴的门生。
——引用自头条百科
齐燕铭自小长在北京，对书法一门也有些许研究，北京城里品行能力皆佳的镌刻匠人齐燕铭再熟悉不过，齐燕铭邀请张樾丞、唐醉石、顿立夫、魏长青等治印名家到北京饭店，席中，众人欢笑畅谈，在商讨镌刻开国大印一事时，众位名家中只有张樾丞擅长雕刻铜印。
于是，张樾丞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担当起治印大任。张樾丞在接到镌刻开国大印的任务后，专心制作，翻阅资料，画了四张不同字体的初稿，分别是隶书、宋体、汉篆、秦篆。
陈叔通
制作完初稿后，张樾丞交给了齐燕铭，请领导人们审阅，几天后，齐燕铭兴奋地告诉张樾丞，毛主席选定了宋体的稿子，镌刻开国大印的任务正式委任给张樾丞。
张樾丞得知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激动地说：“非常好！非常好！定不负重托。”齐燕铭走后，张樾丞对着家人和徒弟们说：“毛主席的心里是真的装着老百姓啊！这说明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共产党。”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印玺字体都是篆书，毛主席却选了宋体字的定稿，宋体字才能让老百姓都能看得懂，都认识，共产党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真是好极了！
想来也是，倘若开国大印按照之前的旧俗选择篆体，那么依照一般民众对于篆书的陌生，自然就加深了对于开国大印所刻之字的陌生感，这样的距离感和陌生感，绝非党和国家想要看到的，也非毛主席所期盼的。
字样确定后，张樾丞带着儿子张幼丞和徒弟们开始了制作，找原料、化铜、浇铸、打光、锉型、磨光，完成这些工序后，张樾丞开始画样，亲自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仔细地用凿子雕刻，事无巨细，细微之处，张樾丞皆关注得十分到位，一丝一毫不敢忽略。治印完成后，按照规矩，四个角需要突出些，留有高台，在正式启用前磨平“启封”，国印编号为第一号，其余的政府印信编号依次下排。
张樾丞，河北省新河县人士，家境贫寒，虽学识不高，但在刻印一事上，极有天分，书法上更是写得一手好字，1895年，张樾丞拿起轻轻的包袱走上离乡之路，徒步跋涉到了北京，在琉璃厂当起了学徒，为人勤奋，刻苦钻研篆刻技艺，日夜揣摩前人名作。
1899年正式出师，凭借着过硬的技术，高超的水准，向张樾丞求印者日渐增多，1908年，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刻字，刻成后，张樾丞一举成名，声名大噪，孙殿起见此作后，不禁称赞道：“真银勾铁画也。”
张樾丞天赋不俗又勤奋好学，记忆力极好，临摹过的前人佳作过目不忘，自立门户后，依旧每日研习，笔耕不辍，镌刻水准越来越高。
张樾丞刻的印端庄威严，肃穆大气，为皇室、军阀、名家们喜爱，张樾丞曾为溥仪治印8枚，他刻的印后来也成为了鉴定清朝皇室藏画的重要依据。
1910年，张樾丞开始兼刻铜墨盒，在凭借自己的天赋加辛勤苦练，很快，治铜印的名声也响了起来，为载涛、载泽、宝熙、荣臻等王公贵族刻印，家境逐渐富裕。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朝灭亡，张樾丞为历任的北洋政府元首治印，时代动荡，军阀混战，北洋首脑换来换去，唯一不变的是各位民国大将上任后都要求一方张樾丞刻的印，冯玉祥、张宗昌、段祺瑞、唐绍仪、曹汝霖、白崇禧等治过印。
同年，张樾丞自立门户，起名“同古堂”，店名的由来是张樾丞得到了一件罕见的汉代铜鼓，堪为镇店之宝，店号“同古堂”，“铜鼓”亦是“同古”，采用了谐音梗，“铜”字也点出了张樾丞擅长治铜印。
这只不凡的铜鼓是张樾丞在逛“鬼市”时淘来的，当时这只铜鼓满是黑泥，铜锈未擦，张樾丞看见铜鼓上隐约露出的凹凸不平的花纹后，觉得不是寻常物件，买回家中，细细清洗一番后，翻阅资料，询问懂行的朋友，得知，这是汉代的铜鼓，更是觉得有缘，甚为喜爱。
解放后，张樾丞还给周总理、朱德篆刻过印，却从未拿此事宣扬招摇，开国大印治成后，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拿着巨额酬金支付治印费用，张樾丞坚持不收，在老人的的强烈拒绝后，工作人员只能把钱收回。
张樾丞年幼时，家境贫寒，受尽贫苦，但勤奋好学，机敏聪慧，苦学手艺，在而立之年，声名鹊起，但一直谦和俭朴，从未骄傲自满，加之善于交际，同古堂内经常高朋满座。
张大千、姚华等大家常常在墨盒上作画，然后由张樾丞刻出，同古堂内的聊天的书画家们经常在饮茶时，谈到兴奋处，让伙计端出字墨，留下书画小样，请张樾丞镌刻，因此，张樾丞的铜墨盒均出自名家之手，刀法传神，为世人喜爱。
鲁迅也十分喜爱刻印，在鲁迅日记中出现逛琉璃厂四百余次，曾多次向张樾丞求印，以木印为主，鲁迅日记中记载：“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颇佳。”“颇佳”两个字已经是鲁迅对他人的最高评价。
与张樾丞之子张幼丞交好的周继烈有一篇《关于同古堂》的文章中曾提到，“鲁迅有一次在同古堂中看见了一方“怪鸟”墨盒，鲁迅先生见这个墨盒不同于其他墨盒，图案造型特殊有趣，十分喜欢，当场购下。”
文中还提到“1932年，先生将拟编印章谱事告诉了张樾丞先生，张樾丞先生知道后，将自己手中全部的笺纸都送给鲁迅先生。”
1935年《士一居》编写完成，书中记载了溥仪、李宗仁、齐白石、张大千、鲁迅等名人的刻章，张樾丞一生刻印约十万枚，刻印时间跨越三个时代。
从王公贵族、北洋军阀到新中国，见证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动荡、民生颠簸，虽生于微末，后势起，却从未欺凌百姓，趋炎附势，名声鹊起后，不曾忘本，始终醉心治印，为人处世，谦逊亲和，家人徒弟伙计同桌吃饭，人人相等，扶持年轻儿徒。
在技艺上，张樾丞的技术精湛，尊重艺术传承，门风上，张樾丞家境富庶，但一直接济穷苦百姓，洁身自好，家风严谨，自己及家人不许沾手嫖赌烟酒。
开国大印完成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印也是由张樾丞所治，但张樾丞十分低调，从未四处炫耀自己镌刻过国印，这也使知道此事的人很少，几十年后流传版本有很多，众说纷纭，但正式承认的没几个，流传最多，令人信服度最高的是顿立夫、张樾丞、王景华三人。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媒体在采访我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树清先生时，史树清先生称国印是由张樾丞所治，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媒体又访问了当年与王景华是同事的老师傅和张樾丞之子张幼丞。
椐张幼丞回忆，齐燕铭的车将父亲接走，回来后，张樾丞回来便开始找印谱，查阅历史档案，敲定选择宋体后，张樾丞开始治印，张樾丞的刀法刻出的字，字形清晰，风格突出，国印治成后是在专门浇铸铜印的厂子现场制作的。
开国大印在1949年至1954年的身份非比寻常，是国家权力的凭证信物。
建国初期，实行集体元首制，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颁布各大法令、人员任命等重要文件时钤盖公章，周总理的任命书、中央人民政府令、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递交的国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均印有开国大印。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最高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所有，开国大印在这一年完成了它的使命，被国务院秘书厅交给了国家博物馆，陈列在馆内，至今保存完好，让后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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