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鸢·
南开大学前身是“南开学校”，从这里走出了周恩来及其同学黄钰生、吴玉如。黄钰生是西南联大元老，吴玉如是上世纪大书法家。两位先生少年时都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几十年后又都在各自生平的困难时刻，受到老同学的特别照顾。
1959年，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
黄钰生是本名，在西南联大时期他曾被呼为“黄子坚”；吴玉如本名吴家琭。1913年，15岁的周恩来随伯父来到天津，成为私立南开中学一年级学生，与同岁的黄钰生和吴玉如成为同学。黄比周、吴高一年级，这当与他的家世相关：其舅父卢木斋（卢靖）是南开“校父”严修的挚友，曾合力捐资建校，所以黄钰生比一般同学提早一年入学。卢木斋是天津近代教育史上官绅办学的一位代表人物，为官时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与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张伯苓早有交往。当年同住宿舍的学生不多，加之张伯苓校长立下校规——课余时间不得留在教室，需全体参加体育锻炼和社团活动，因而不同班级和年级的学生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关系也很密切。
周、黄、吴三位同学能成长为杰出人物，与少年时代接受的社团训练有关。周总理在视察南开大学并对师生讲话中曾说，他在母校除了学到知识，更“锻炼了办事能力”。南开的建校宗旨是培养救国人才，中学的孩子就组成了三大社团，即“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和“自治励学会”，而周恩来组建的“敬业乐群会”最为活跃，以致班次更高的黄钰生自愿将以自己作为骨干的“三育竞进会”社团合并进去。可见周恩来在组织能力方面有天赋，又可见他与黄的良好关系。
吴家琭与同班的周恩来关系更为密切，尽管两人性格有些相反，可能吴经受过家世变故，表现得比较内敛。黄钰生回忆道，“敬业乐群会的'稽古部’我想是吴家琭主持的”，至于吴是该会的“发起人和骨干，我倒忘了”。
吴喜爱古文，周恩来发挥其特长而设立“稽古部”（相当于“国学研究会”）。我见过南开校史资料中的“敬业乐群会”的《敬业学报》编辑部职员名单，部长是马粹（进步教师马千里），编辑员中有吴勤、周恩来；又有名单曰“会长周恩来，稽古部长吴勤；演说部长周恩来……”。可知吴家琭曾用笔名“吴勤”。
中学毕业后，三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但终生都与母校和张校长有割不断的关系。周恩来游学日本归来再入南开大学，不久因组织学生运动而被捕，后来赴法勤工俭学还得到严修的持续资助。黄钰生进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9年由官费派往美国留学，主修教育学，人们认为建校诸公把他视为“自家子弟”，“定向培养”为未来的骨干；他留学归来任哲学教授一年，28岁就挑起了总揽南开大学校务的重担。吴家琭上大学不久就因为父亲去世而辍学，后来赴东北谋生养家。
黄钰生1927年任南开“大学部”（与中学部平行）主任，至1951年离开教育界，一直是南开大学的“秘书长”。日寇轰炸南开时的护校任务是由黄钰生主持的，最后黄到南京把一串钥匙上交到张校长手上时，校长含泪道：“子坚辛苦了！”后来三校男学生“步行团”穿过湘黔走到昆明黄担任领队，当时全国报章追踪报道，“黄子坚”之称一时盖过团中的闻一多等名教授。
整个西南联大期间张校长都长住重庆，忙于“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事务，在昆明实际代表南开的是黄子坚。直至抗战胜利，年老的张伯苓为南开争取到“国立大学”的生路，黄钰生回天津主持复校。他不得不与官僚周旋，还曾充任市教育局长之缺，几个月后才摆脱。
1948年底，张校长按周恩来的安排拒绝去台湾，黄钰生则配合学生中的党组织，把南开完整地移交给新政权。母校发生的这一切，近在北京的周总理都了然于心。不久张校长因病逝世，“跟共产党走”的遗嘱由黄钰生执笔。追悼会是按周总理的具体指示而举行的，总理还赶来参加，表达了对老校长的深厚感情。
1951年黄钰生离开南开大学，成为天津图书馆馆长，此馆的创建者正是黄的舅父卢木斋。
1977年黄钰生荣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黄珏生曾发表回忆文章，题为《周恩来引导我走上红色晚年的路程》，其中回忆总理昔日对他的关怀：在日本与同学冯文潜（后来成为黄的妹夫）通信中就问过“黄子坚到哪去了，学何专业”；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长驻重庆，张校长的秘书、周恩来的好友伉乃如曾带黄一起去看望周，邓大姐也在座；1959年周恩来到天津视察时曾约几位老同学聚餐，总理举杯祝贺冯文潜、黄扶先（黄钰生之妹）入党，黄珏生从总理投来的目光中看出对他的期待，才有了入党的心愿（1986年实现）。当天黄珏生还把馆藏的《严修日记》稿本带给周恩来看。
周、吴是同班同学，又同为“敬业乐群会”骨干，两人都擅长作文，在全校比赛中，周是白话文冠军，吴是古文第一，都受到张校长的器重。他俩有更多的共同性：原籍都是江南，都出身于没落士人之家，父执辈都曾供职于东北地区。民国前期通行的文书仍用古体，吴家琭因擅长古文而充任基层实务机构的文案秘书。他生性不慕名利，文书离不开虚言假套，他便常借写诗、临帖来抒发郁闷。这使他有幸遇到“伯乐”马忠骏，后来还成为马的女婿。马忠骏曾任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曾因勇于抵制沙俄占领军而名闻东三省，后因厌恶官场而去职，逸居于“遁园”诗友圈中。他砥砺志节、鄙视名利的榜样，对吴家琭的个性形成有重大影响。
据哈尔滨地方史研究者提供的史料，周恩来早年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时曾住在吴处，吴还引他见过马；另一次周处境危险，曾住在吴家四五天；吴还为周提供过路费，钱是向马忠骏要的。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吴家琭举家回到关内。在任南开大学讲师时，张校长为照顾其家境，又聘他为本校经济研究所秘书，能拿到两份薪酬。1938年重庆“国民参政会”成立，张伯苓任副议长，亟需信得过的文书来草拟大量文稿，因此吴家琭又到重庆成为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那时周恩来也驻在重庆，吴有机会与老友重逢。据说吴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一说为躲避蒋介石召见），便给张校长和邓大姐留下便笺，绕道缅甸回到天津。
新中国成立后，吴为坚守个性而宁愿丢掉津沽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职位，像傅雷一样成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物。“文革”后期他已濒临绝境，经好友章士钊力劝才致信给周恩来。周总理立即指示天津市相关部门予以妥善安置。1973年初夏，他来到天津图书馆，直到六年后市文史馆恢复，始被聘为文史馆馆员。上级的本意是“养起来”，但出于获得工作岗位的喜悦和报效国家的愿望，古稀老者执意要“上班”。
同岁的三位南开同学中，黄钰生高寿92岁，吴玉如享年84岁，多亏周总理的关怀才赶上了好年头；只有周恩来积劳成疾，78岁在忧患中辞世。 （摘自《世纪》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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