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王稼祥在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到根据地去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这年3月，经过层层护送，王稼祥一行人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
当时中央苏区正在筹划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王稼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间隙，王稼祥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
毛泽东欣然同意：“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然把王稼祥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和他促膝交谈起来。当时王稼祥刚回国不久，对国内的很多情况都还不熟悉，两人尽管很多见解都不一致，但却都能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谈到最后，毛泽东兴奋地起身，提起笔如行云流水般写下两行字，并对王稼祥说：“来，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毛泽东
王稼祥凑过去一看，纸上写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看后连声称赞：“好，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
毛泽东也笑着说：“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哟！”
王稼祥忙说：“对！对！你一直在与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1931年10月下旬，王稼祥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即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毛泽东（右二）和王稼祥（右一）
但此后随着“左”倾路线领导人逐渐掌握中央大权，毛泽东开始不断受到排挤。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会上要求将毛泽东从前方调离，到地方去做政府工作。
王稼祥在会上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尽管王稼祥仗义执言，但会议仍然决定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责成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毛泽东在离开前线时，对王稼祥说：“你和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你就别争了吧！”
两位在斗争中相识相交的亲密战友，就这样暂时分开了。
1933年4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江西省乐安县谷冈村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突然飞来6架敌机，对作为会场的祠堂滥施轰炸，王稼祥不幸负了重伤，弹片打穿了他的肠子，他的耳膜也被震破。
王稼祥
王稼祥马上被送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治疗，毛泽东听说王稼祥受伤后，马上赶到了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太差，直到手术后的第三天清晨，王稼祥才悠悠地醒过来。在王稼祥昏迷期间，毛泽东长时间站在他的病床边，默默看着，眼中含着泪水，长时间不忍离去。所幸王稼祥最终战胜了死神，但他的伤未能根本治愈，这给他带来了终生的痛苦。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这时王稼祥还在因伤休养，起初博古等人考虑到王稼祥的伤势，想把他留下来养伤。毛泽东得知以后，马上据理力争：“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博古这才同意王稼祥随军一起转移。
王稼祥得知此事后，感动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能离开部队的！”
毛泽东也坚定地说：“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呀！”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势越来越恶化，身体非常虚弱，剧烈的疼痛每天都要发作很多次，他只好吃几片止疼药来镇痛，有时粪便从他肠子的伤口中流出来，他却笑着对医护人员说：“你们看，大便又从伤口流出来了。”就是在这种身体状况下，王稼祥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损失惨重。12月初，红军渡过湘江后，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部署重兵在红军左侧后跟追。如果中央红军仍按原计划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五六倍于我的敌军作战，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只有空名一个；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却不得过问军事大事，在中央毫无发言权，空有正确主张，却无法实行。
红军进入湖南西部的通道县后，毛泽东和王稼祥聊起了当前的形势。毛泽东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他傻不傻？”
毛泽东和王稼祥漫画
王稼祥也点头说：“真是的，博古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然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的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是瞎指挥！”
毛泽东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的那些军事学识是从本本上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
“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你看看哪些人会赞同我？”
“我看政治局内一定有同志赞同你的意见。”
毛泽东问：“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王稼祥点点头。
毛泽东（右二）和王稼祥（右一）
毛泽东说：“好，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谈话结束以后，王稼祥找到了张闻天，对他详细讲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也找到朱德和周恩来，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此后毛泽东正式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反对毛泽东到川黔边境去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但由于王稼祥、周恩来等人明确支持毛泽东，会议最终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李德由于争论失败，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
此后红军坚决地西进，一举突破了乌江天险，进而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敌人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遵义会议会址
但在黎平会议后，博古和李德依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王稼祥对此深感忧虑，他意识到如果不变换军事领导，部队将会承受更大的损失，于是他找到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很同意：“好啊，我很赞成。”
王稼祥很快行动了起来，当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聂荣臻他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
聂荣臻听后爽快地说：“我完全赞成，其实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此后王稼祥又陆续得到了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的支持。至此，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绪。
一切安排好以后，毛泽东决定由张闻天执笔起草一个报告，阐述他们的意见，对博古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王稼祥十分赞同地说：“好，洛甫（张闻天）理论功底厚，又是政治局常委，在党内陆位比我们重要，由他作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不过，洛甫不大懂军事，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你可要全力帮助他写好这个报告。”
张闻天
毛泽东欣然同意：“会上我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
王稼祥点点头说：“那当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共20人到会，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此时王稼祥的伤势还十分严重，警卫员劝他请假休息一天，他却责备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顾得上请假？”
会议一开始，博古做了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意见，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又进行了发言，他讲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更加尖锐。一场严峻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摆到了桌面上，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气氛很紧张。
遵义会议油画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稼祥发言了，他用手紧捂着腹部隐隐作痛的伤口，大声地说：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不能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是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李德同志在博古同志的支持下，一再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的并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李德同志甚至抛开军委集体领导，进行完全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最后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总结说：
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合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博古、李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了解中国情况、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王稼祥的发言可谓是至关重要，他发言完以后，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纷纷发言，表示支持他的意见，会议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经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陈毅后来谈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时，把王稼祥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他说：“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也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他那一票是举足轻重的。”
遵义会议后，为了便于指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此后红军在他们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不断取得胜利。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到苏联治伤。毛泽东专门派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王稼祥一起去，他还叮嘱贺诚说：“你的任务就是护送稼祥同志到莫斯科。”
王稼祥到莫斯科之后不久，就被送进医院开了刀，留在腹部长达4年之久的炸弹碎片和腐骨终于被清除出来了。王稼祥在苏联期间，多次在斯大林面前大力称赞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方针，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不久以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和王稼祥在外面散步时，遇见了他的保健医生朱仲丽，他便亲切地向王稼祥介绍起了朱仲丽：“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
朱仲丽
朱仲丽主动向王稼祥伸出手说：“王主任，您好！”
王稼祥也热情地与朱仲丽握手，并对她说：“小朱同志，认识你很高兴！”
这时毛泽东说：“王主任啊，别小看这丫头，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三个人寒暄一阵之后，朱仲丽离开了。此时王稼祥问毛泽东：“你是怎么认识小朱的？”
毛泽东心里觉得有些奇怪：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但他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王稼祥回答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又给王稼祥支招：“你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的姐夫。”
肖劲光
于是王稼祥给时任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肖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蒙古小马给我。谢谢！
另外，有时间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来玩。
肖劲光心领神会，于是把朱仲丽叫了过来，并给她看了王稼祥的信，朱仲丽的脸一下就红了。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牵线下，王稼祥很快和朱仲丽谈起了恋爱。1939年3月5日，农历元宵节这天，王稼祥和朱仲丽买了些花生、瓜子、红枣，沏上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毛泽东高兴地对王稼祥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细妹子啊！”
婚后，原本消瘦的王稼祥渐渐胖了，面色也红润起来。毛泽东见了王稼祥说：“你老婆把你照顾得不错，人丰满了，模范夫妻呀。”
王稼祥和朱仲丽
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来到王稼祥的住处，他对王稼祥说：“党诞生22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请你写篇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
王稼祥谦虚地说：“我还没个准备呢！”
毛泽东笑着说：“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就从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吧！”
毛泽东还对朱仲丽开玩笑说：“这一下稼祥同志要花苦功了，你赞不赞成啊？”
朱仲丽笑着说：“我哪敢不赞成？只能够支持协助，您放心吧，保证他身体好！”
王稼祥收到任务后，开始加班加点写作，警卫员张志曾这样回忆他撰写文章的经过和情景：
他接受了主席的建议之后，就开始忙着翻阅书刊，查找资料。这段时间差不多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有时直到天已大亮才休息。那时延安生活条件很艰苦，一盏小煤油灯若明若暗，时间一长，窑洞里烟雾弥漫；加上他在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重伤一直未愈，伤痛隐隐发作，经常一边捂着肚子上的伤口，一边伏案疾书。
7月5日，王稼祥终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王稼祥
所以可以这么说，王稼祥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第一人。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共有44人被选为中央委员，而王稼祥却遗憾落选。这是因为在1943年秋天，王稼祥就患上了严重的胃肠病，没有参加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而且很多代表不了解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特殊贡献和延安时期参与中央重大决策和起草中央文件的重大贡献，所以没有投他的票。
第二天，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报告中专门有一个章节, 是毛泽东要为王稼祥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说几句话”，毛泽东首先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历史功绩，最后他总结说：
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原来不大了解王稼祥的代表了解了他，原来比较了解王稼祥的代表更加深入了解。在毛泽东的力荐下，王稼祥最终以第二名的高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由于王稼祥没当上中央委员，当然不能再进入政治局，很多同志怕王稼祥伤心，都来他的住处看望。有一天，杨尚昆来看王稼祥，王稼祥并没有把落选一事放在心上，他对杨尚昆说：“没有什么，我没有选上还好一点，我的身体不好，选上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不好。”
1946年5月，王稼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再次前往苏联治病。1947年5月，王稼祥康复后回国，根据中央的决定，他留在哈尔滨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哈尔滨市委工作。面对从政治局委员降为大区班子的一名成员、地区的一个部门领导，王稼祥不仅没有埋怨，而且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新的工作。
1949年2月下旬，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刚到西柏坡，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笑着递给他一根香烟说：“今天，我用美国货招待王主任，这是美国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战利品。美国人不远万里送到中国，蒋委员长又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呀！”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一转：“好了，其他问题先不谈了，今天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王稼祥赶紧问道：“不敢当，不知主席要谈什么事？”
毛泽东说：“历朝历代基本上把京城定在西安、开封、洛阳、南京、北平等地。我们就要胜利了，你看在哪里建都最合适呢？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想听你的意见。”
王稼祥首先从南京说起：“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又问：“西安怎么样？”
王稼祥说：“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重心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适。”
王稼祥
毛泽东又说：“有人认为，曾经在古代做过国都的开封、洛阳应在考虑之列。”
王稼祥说：“如今中原地区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洛阳和开封也就失去了作为首都的地位。”
此时毛泽东终于发问：“那么依你看，应在哪里定都呢？”
王稼祥说：“我认为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邻近东北六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便于发展工业。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作为首都已有700年的历史，人民群众在心理上也乐于接受。”
毛泽东听后大喜，王稼祥的想法可以说和他不谋而合，这番话更加坚定了他定都北平的想法。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自此定都北平已成为中央的决定，并告知了全党。王稼祥对此功不可没。
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单独找王稼祥谈话，他说：“会议开完了，接着就要进行人事安排。你也不必回东北局了，有两项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是出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间紧迫，两个工作都很重要，都适合你来担任。”
毛泽东和王稼祥
王稼祥慎重地说：“主席，请你给我一天时间考虑一下。”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王稼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宣传工作与外交工作自己虽都可胜任，但从党的需要而言，出任苏联大使，比在国内搞宣传工作更有实际意义。最终王稼祥向毛泽东表明了出任苏联大使的愿望。
毛泽东同意了王稼祥的请求，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
王稼祥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王稼祥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他却找到毛泽东说：“主席，这次全会选我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这是个重任，我有愧接受，请党中央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比我对党更有贡献的同志来担任。”
毛泽东笑着说：“你为什么不能担当书记处的书记？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再次推辞：“主席！以我的资力和能力来说，我的确不能……”
毛泽东打断他说：“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找我吗？”
“我就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挥着手微笑说：“那不必谈了，接受任务吧！”
毛泽东、王稼祥和邓小平
1966年，王稼祥也受到了冲击，毛泽东知道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多次出面对他进行保护。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正是在毛泽东的力保下，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享年68岁。1月30日下午, 王稼祥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都给他送了花圈。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
王稼祥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王稼祥的雕像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王稼祥一生作出的客观、公正的评价，而毛泽东与王稼祥之间革命友谊，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