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后，得到周总理的关怀，曾志于1972年从粤北农村来到陕西临潼军区干休所。
这里的环境幽静、生活安定，曾志也恢复了党的关系，重新得到了行政八级的工资待遇，而且身边允许带一人照顾。
虽然生活改善了，但曾志依然像在农村时那样日出而作，带着她的侄女，将房屋后的荒地开垦出来，种上黄瓜、扁豆，以及她最爱吃的辣椒。
劳动的价值，对曾志来说，不在于那微小的收获，而在于活动了筋骨，还可以保持一些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的本色。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曾志从陶铸过早的逝世，深有体会这句话的分量。1973年，重新整理了心情的曾志，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个要求。
毛主席对曾志的来信很重视，批示汪东兴办理。汪东兴让曾志二选一。
1966年，曾志因患心脏病和甲状腺机能亢进，不得不离开广东的工作岗位，于9月到了北京。
能与丈夫相聚，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基于当时局面混乱，曾志的心着实是七上八下的。
1967年1月，曾志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他们夫妻被“监管”起来，陶铸更是积愤成疾。2年后，陶铸的病情加重，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得以入院治疗，经检查，发现得的是胰腺癌。
虽说由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做了根治手术，但毕竟太晚了。
9月，陶铸的病情再度恶化。
曾志深知，陶铸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可能也就剩几个月了。但令她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特殊时间节点里，陶铸要被“派”到另一个地方去。
1969年10月的一天，陶铸在临行前，给曾志写了一首诗——《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虽然没有人告诉陶铸，他得了什么病。陶铸也没有问曾志他得了什么病，但陶铸的心里明白，他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分别的那天，陶铸对曾志说：“你们一定要活下去。我的这些问题组织上将来总会甄别的，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将这些问题搞清楚的。”
曾志和陶铸这对夫妻已共同生活了几十个寒暑。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以及建国后工作繁忙的日子里，他俩总是聚少离多。即便在一起生活，也顾不上多谈。
这对老革命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经历过生死离别的患难。曾志和陶铸是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时相识、相爱的。
就在两人结合不久，1933年初的一天，陶铸突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刻到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到上海后，陶铸因叛徒的出卖，身陷囹圄。可福州党组织接到的消息是，陶铸叛变。由此，曾志也受到了牵连，被从福州调到闽东游击区工作。一年之后，曾志接到了陶铸寄来的信，信里这样写：“我已判刑，刑期你可以想象，没有出去的可能，看来是重聚无望了。”
抗战爆发后，陶铸被党营救出狱。历经千难万险，夫妻俩终于在1937年9月于武汉重逢。
在解放战争中，曾志和陶铸虽说都在东北辽宁、吉林地区工作，但各自事务繁忙无法抽身，据悉，三年里，双方总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也就七次面。有些关心他们夫妻感情的领导，找曾志谈话，想把她调去陶铸那里。可曾志说什么都不肯。
解放后，陶铸在广东工作，曾志担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开始在武汉，后来才去了广州。虽俩人都在广州，但曾志有几年长期在广州电厂蹲点，吃住在那里，只有周末才回家。
现在夫妻俩又要分别了，曾志此刻的心情却不同于以往那种坦然。
送走陶铸以后，曾志也被迫离开北京。她拖着34公斤瘦弱的身体，孤身来到了广东。不久，曾志得到通知，陶铸到合肥后43天去世了，时间是11月30日上午11时。
曾志并不感到突然，她依旧克制着自己，把悲伤埋在心里。此时的她，已在粤北的一个偏僻乡村插队落户了。曾志的新家是一件破旧的小屋。尽管居住条件很差，但曾志以乐观的精神、顽强的意志，依靠淳朴农户的帮衬下，她终于支撑过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志虚弱的身体一点点开始好转，温柔的阳光使她苍白的脸庞，泛起了丝丝血丝。
“林彪事件”后，曾志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她挥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提出：因为她的户口粮食、工资、医疗、党的关系，分属四个部门管理，十分不方便，她要求将这些关系一统划归到干休所。
毛主席一直是曾志最爱戴和崇敬的人。曾志很早就认识了毛主席。1928年3月下旬，因敌我力量悬殊，湘南暴动起义部队决定撤出湘南去往井冈山，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会合。
曾志所在的红7师接到命令后，经过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2日开进酃县县城，师部安置在县里的一座祠堂里。
这天，曾志和蔡协民（曾志当时的爱人，时任师党代表，后来牺牲了）吃过饭饭后，刚进入厢房休息。此时，从外面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通过蔡协民的介绍，曾志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是特地从井冈山下来接应湘南部队的。
4月中旬，两支部队会师后，改编为红四军。至此，曾志多次得到毛泽东的教诲，完成了许多毛泽东亲自布置的任务。
几十年来，曾志将毛主席看作是自己的导师、长者。即便她对当前很多事情无法理解，但她对毛主席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
毛主席收到曾志的信后，很快作出指示，交由汪东兴处理。汪东兴提出两条意见：
一、继续留在陕西临潼，由干休所全面管起来；
二、回北京安置。
面对二选一，曾志选择回北京。
1973年3月，曾志回到北京，由中组部安排住在了万寿路招待所。
不久，汪东兴召见当时的组织部长，给曾志的今后安排做了三项布置：
一、安排一个安定的住所（8个月后，曾志搬到南长街6号住下）；
二、医疗关系介绍到北；
三、工资、组织关系均由组织部管起来。
虽然曾志被任命为副书记，但她却没有任何工作。也可以说完全是一个虚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12月底，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在胡的指示下，将没有工作的干部和中组部的在职干部混在一起，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是：接谈组、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右派改正组。
而曾志任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组长。
十年了，曾志终于获得了重新我党工作的权利。她也在下决心：“生命不息，为党工作不止。”
曾志走马上任之后，很快就发现任务是紧迫又复杂的。
曾志与她的同事说：“人数不少啊！如果按军队建制就是一个师的兵力。不安排好他们的工作，不但浪费人才，而且不能安定团结，得赶快想法设法解决。”
在曾志的领导下，依靠各单位的积极努力，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于1978年7月6日基本结束。7月9日党中央批准了中组部的领导班子，曾志被任命为副部长，分管经济、科技战线的干部工作。
像曾志她这样的老同志，认识的人多，老战友也多，现在又做干部工作，登门拜访的人自然是络绎不绝。曾志的秘书回忆：“在那些日子里，本来就是快言快语，连走路都比别人快半拍的曾志，更加快了生活节奏。”
据悉，曾志没有正常的下班时间和睡觉时间，什么时候将一天的事情处理完了，什么时间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什么时候将最后一批谈完话的同志送出大门，什么时候才上床睡觉。
曾志对摆在她面前的问题，从来不回避，越是困难的问题，越是自己亲自去抓到底。另外，她还主动揽了一些别人看来不属她分管的工作范围的“分外”事。
一次，有一个从湖北来中纪委上访的中年男子，不知何故在中纪委门口呆了整整6天不肯离去。这时，街道居委会的一位好心的老大妈指着曾志家的大门说：“你去找曾老太太试试吧，她是一个遇事不平，拔刀相助的老太太。”曾志的住所在中纪委附近。
3月16日这天，男子敲开了曾志家的院门。虽说来者未免唐突，但曾志没有嗔怪。曾志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开始耐心地倾听男子的陈述，最后她留下了男子给中纪委的申诉信。
次日，曾志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时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写了一封短信，并将那位男子的申诉材料一同送去。
四天以后，邓颖超的秘书送来了中纪委处理此案的情况报告。曾志详细地看了报告，亲自给那男子去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中纪委处理他案子的情况，并指出他的部分要求太高。
最后，曾志写道：“希望你体谅目前国家的困难，照顾安定团结，实在难以办到的事情，不必再要求。团结起来向前看，同心同德干四化。”
曾志对落实干部政策所倾注的热情，更表现在她出差到外地时。她所到之处，只要有人找她，她从不拒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部门的干部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的成败。曾志深知自己肩上的这副担子的分量。
从1978年7月到1983年8月，曾志担任副部长的5年时间里，走出办公室的时间超过三分之一。曾志有句口头禅：“不要动不动就让人家来汇报，这样是不礼貌的，还是我们自己去嘛！”
走出去解决问题，是曾志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在任职这期间，她几乎跑遍了经济战线的各部、委。
一次，曾志带领经济局6名干部到天津、唐山，深入14个厂矿搞调查，召开了十几次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在唐山，曾志还下到矿井里，亲自考察开滦煤矿使用综合采煤机的情况。
对矿工工作的艰苦，曾志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建国初期，曾志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时，分管燃料工业。为了给国家提供更多的能源，她几乎跑遍了中南所有的煤矿。
曾志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下矿井时遇到的事。1950年，曾志去萍乡煤矿，当时的干部无论如何都不让她下井，说当地有个风俗：女人不能下井，女人下井等于冲了龙王庙，就要塌方冒顶。
曾志说他们是迷信，她坚持下井。最后，她还是下去了。话说也太巧了，曾志下去后不到一个月，这个矿果真冒顶了，还死了30多人。
于是，有人就埋怨她，说是曾志'冲’的。其实，那分明是我们当时的生产技术落后嘛。后来，煤矿工人用上了综合采煤机，下井一段时间以后，就给检查身体进行日光浴，真的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现在，曾志不再管能源了，但她是在为党的四个现代化事业，发掘一种更宝贵的“能源”！
提起曾志，与她共事过的同志说：“跟着大姐出差虽然是忙点，累点，苦点，但收获很大。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是的，曾志的那种干劲儿，那种拼搏精神，至今仍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2年3月2日，曾志亲自向宋任穷部长递交了一封信：
任穷同志：
我已71岁了，大大超过中央规定离退休年龄。请求组织批准我离休。但我目前身体还可以，退下来还可以协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曾志
在递交辞呈之前，曾志多次口头向领导提过退下来的问题。但领导上都予以挽留。曾志考虑到自己是搞干部工作的，应该带头执行退休制度。于是，她下决心正式写了这封信。
后来，领导上认真考虑了她的要求。在当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她被选为中顾委委员。次年8月，曾志正式离开了中央组织部领导工作岗位，退居二线。
退下来后，曾志开始认真地撰写回忆录。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见证人，她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实实在在地写下来。几年来，她写了几十万字。
曾志身边人都说：“她退下来以后，还是很忙的。”
1998年6月21日，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倾注自己一切的老革命，值得我们后代的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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