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祸起萧墙。世界历史上，不少国家与政权，是因内部的祸患，而走向覆灭的。曾经繁荣一时的南斯拉夫，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二战前，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二战后，得益于历史的环境的变迁，南斯拉夫经济迅速发展，并因此成为第三世界中较为富裕的国家。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似乎也受到的剧变余波的影响，最终在内战中走向崩解。
南斯拉夫是如何崩溃的呢？这就要从其内部三大根基的瓦解说起。
南斯拉夫的崛起，离不开铁托的领导。在铁托之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内部危机重重的君主制国家，其国内存在各种矛盾：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产者和贫困民众的矛盾、塞族人和克族人的矛盾，等等。可以说，这样的政权毫无凝聚力。
1941年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后，铁托在抗击德国的斗争中，走上了历史舞台。同旧政府相比，铁托的政策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与此同时，铁托又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在抗德战场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战绩，功勋卓著。故而到1944年二战末期，铁托已成为全南威望最高的人。
二战结束后，铁托继续推行铁腕治理。1971年，克罗地亚发生事端，克族人的“马蒂察（Matica）”组织趁机鼓动独立。面对危局，铁托亲自介入此事，最终平息了这场事件。很多资深人士认为，“如果再晚6个月干预此事，那么南斯拉夫可能会陷入战争”。由此可见铁托政治手腕的强大。
然而，铁托只能暂时压制矛盾，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固有的复杂矛盾。当铁托于1980年逝世后，南斯拉夫各加盟国失去了维系统一的“纽带”。而继任的诸位南斯拉夫领袖中，也再无一人有统筹全局的能力。于是，积压已久的矛盾重新浮出水面，南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走向分裂。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南斯拉夫各加盟国发展极不平衡。其中，斯、克两国毗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富裕；而马、科两地位于内陆山区，经济相当落后。50年代起，南斯拉夫推行“工人自治”、“企业自治”等政策。这些政策虽搞活了经济，却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的贫富悬殊。
面对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南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让富国补贴穷国”。于是，50~80年代，最富有的斯、克两国，承担了援助穷兄弟的任务。80年代时期，斯洛文尼亚面积和人口只占全国的8%，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17%。而在1965~1971年，南斯拉夫有30%的财政收入来自克罗地亚。
斯、克两国原本就对这种“拉平”政策非常不满。80年代南斯拉夫内部危机加剧后，这两国对原政策的愤怒亦逐渐发酵，最终形成更加强大的离心主义思想。80年代末，诸多克罗地亚人主张同“无能的南方”断绝经贸联系。1989年9月27日，斯洛文尼亚也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加强了自身的经济自决权。
1991~1992年，南斯拉夫内部危机集中爆发，斯、克两国相继宣布独立，并继而切断对其他加盟国的财政、食品、水电和物资供应。此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同时，由于“企业自治”的弊端，南斯拉夫各加盟国、各省、各市等行政单位，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联邦的统一更加难以维持。
南斯拉夫原本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铁托时代，南政府推行相对公平的民族政策，尽力杜绝“大塞族主义”、“大克族主义”等激进思想，方才使尖锐的民族矛盾得到缓解。铁托的领导班子，中既有克族人，也有塞族人、斯族人、穆斯林、匈牙利人等族群。在这种氛围下，各族独立的倾向稍稍有所弱化。
与此同时，铁托还试图构建新的民族身份，以强化南斯拉夫大家庭的凝聚力。铁托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的民族身份，而加入这一新的群体。据统计到1981年，加入“南斯拉夫族”的人共约12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4%。
然而，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从未消失。1966年，兰科维奇集团被清算后，塞族人就进行了示威游行；1968年11月，阿族人在科索沃地区进行骚乱；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爆发“公路事件”；1971年，克罗地亚更是发生“克罗地亚之春”运动。这些事件虽然都得到平息，但却仍在间接上加剧了国家内部的危机。
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国内再无统筹全局之人。同时，各种持分离主义的政客纷纷粉墨登场。其中，有主张“大塞族主义”的米洛舍维奇；有主张克族自立之图季曼；有主张波黑原教旨化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在这些人的操纵下，原本被掩盖的民族矛盾重新激化，南斯拉夫也就在各民族混战中走向崩溃。
总体而言，9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政权面临极大困局，在政治上，中央的权力极度分散；在经济上，各地市场联系微弱，相互封闭；在民族上，各民族间的旧仇也被重新翻出。维系统一的上述极大基础都相继瓦解，南斯拉夫自然走向解体。
参考资料：《南斯拉夫兴亡》、《民族认同与南斯拉夫民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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