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奇女子，“远东第一女谍”吴先清

作为我党特科成员，她多次参与惩恶除奸、营救我党被捕人员行动。作为共产国际谍报组组长，她协助佐尔格发展特工，建立庞大情报网。这便是人称中共谍报之花，“远东第一女谍”的吴先清。然而，她却突然在莫斯科销声匿迹、杳无音讯，这是怎么回事？一名我党特殊斗士，怎么在莫斯科与所有人断了联系？这得从她参加“佐尔格情报组”说起。

1931年初，苏军总参情报员佐尔格在中共特科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为加强实力，她化名叶琳娜与张文秋等人加入“远东佐尔格情报组”，她任组长。不到一年，佐尔格小组在华东、华南、华中等地建立起20多个情报点，人员多达数百人。

6月，随着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上海英租界警务处逮捕了共产国际联络部及远东局在上海交通站的负责人牛兰夫妇，国际情报小组处在危险之中，佐尔格被调回苏联，她留在上海坚持工作。

1933年7月，佐尔格奉命深入日本收集情报，组建“拉姆扎情报小组”。她受远东情报局之命在上海和日本小组间负责联络，也就是这段时间，日后被苏联肃反部门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她被逮捕，8岁的儿子阚莫阳被强行从她身边带走，从此下落不明。

她一生有2个孩子，头一个是跟宣中华生的。宣中华是陈独秀、李达组织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比她大6岁，是诸暨和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见过列宁。

她1904年出生，浙江临海县人。14岁进杭州蚕校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之后到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一次在西子湖畔写生时，有人在身后偷看她画画，笔头的水彩太多，她用力一甩，甩在看花人的身上，回头一看是她在学院中认识的宣中华。这一甩、甩出了西子湖畔的恋情。

婚后，她与宣中华从事“工运”“学运”工作。父母有房有田产，她不去求助，情愿在艰苦的环境中租住一间小屋。秋冬外出，2人轮穿一件棉衣。

1925年冬，党组织安排她到苏联学习。她辞别丈夫和刚出生的儿子。人还在途中，未满月的孩子已重病夭折。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宣中华惨遭杀害。接连的打击让她痛不欲生。就在这时，另一个男子闯进她的生活，对她关心备至，这人便是她东方劳动大学的同学刘鼎。2人从东大毕业，被挑选进苏军总参特训班学习。1929年奉调回国，她与刘鼎将2人不到一岁的儿子送进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回到上海中共特科，刘鼎任副科长，她任联络员，陈赓任科长。

她在小街巷口开了一间水果店，刘鼎在阁楼负责无线电收报，她在楼下售卖家乡蜜橘，传送文件与情报，多次协助特科惩戒叛徒。与杨登瀛调包密件营救关向应等人，便是她与刘鼎等人干的。

1931年4月，潜伏在国民党党部的钱壮飞及时报告顾顺章叛变，她与刘鼎没随上海中央机关撤离，而是留下与敌斗争。10月10日，刘鼎到外滩公园同一位情报员接头，被蹲守的反动军警抓捕。外出的她幸好反应机敏，远远看见住所周围异常，未落入虎口。她沉着冷静与接替副科长的潘汉年定下营救计划，利用嫂子孙儒珍结识的人脉，2次破釜沉舟来到国民党首府南京，见到督察处长李进德和中将师长周至柔，在两人的帮助下，刘鼎获释摆脱当地监管，安全转移苏区。

加入佐尔格情报组后，周恩来点将让她出任谍报组组长，她成了佐尔格的得力助手。她变幻莫测，时而工装布鞋，时而农妇打扮，时而盛装艳服出现在不同场所，获得大量情报。这些情报有的转往苏共，有的转至我党。如：国民政府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顾问帮助蒋介石制定的围剿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详细计划，德国提供给国民党政府新式武器性能报告等。为苏区反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夏，她奉命远到日本与佐尔格新组建的“拉姆扎小组”取得联系。她以学医为名，闯过日本道道盘查，只身来到东京，在一家牙科诊所学习护士技能和日语。在此期间，她与佐尔格一起，搜集日本政治、军事、经济等大量情报，创下了“远东第一女谍”的名号。

一年后，上海小组被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破获，她离开东京回上海探究情况。上海白色恐怖，共产党人天天被杀，党组织决定让她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她化名罗莎·拉库洛夫来到莫斯科，就在她学成等待回国，住进马拉霍夫卡国际招待所后，1937年11月，她被一个克格勃大校带走，肃反机关拒不听她陈述，也不给她申诉的机会，便定下她“日本间谍”的罪名。她经历酷刑被押送到西伯利亚“布德里斯克”劳改营，后转至更边缘的“齐必由”劳改营做苦力。

1938年5月，这位“远东第一女谍之花”在“齐必由”凋零。有人说她被折磨至死，也有人说她被秘密枪决。40年后，在一些老同志的持续追踪和有关部门的核查下，她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