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历史不会忘记”
拉姆扎小组——红色特工左尔格的“上海密事”（下）
左尔格的中国战友们
左尔格手下不仅有国际组，还有中国组。之所以要建立中国组，除了协助左尔格在中国展开工作以外，就是左尔格奉共产国际的命令，要运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中国组主要成员有吴先清、蔡叔厚、张放、社会科学家陈翰笙、经济学家王学文及夫人刘静淑等人。
中央特科特工“王君”，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一道工作的同志。这位“王君”真名叫张放，笔名方文，曾用名张金增、陈培生。他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1930年张放进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左尔格情报小组工作，成为出色的国际特工。一次，左尔格对张放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的情报，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并安排张放与中共特科代表潘汉年作为双方的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1931年9月，中共党员张文秋（史沫特莱根据她的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单菲》一书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受周恩来指派参与左尔格小组的工作。在张文秋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道：“我们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前下车，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房间，房间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张文秋当时化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在左尔格的领导下，张文秋和与共产国际第四局负责人之一的吴照高假扮夫妻，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租下小洋楼（现已拆除，今为武康路333弄霞飞别墅），建立机关，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由左尔格核对研判后，由专人译成密码，或用缩微技术制成胶片，经哈尔滨或香港，转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如果是急电，则通过秘密电台直接向莫斯科发报。
（张文秋与她的三个女儿：刘思齐、邵华、张少林）
吴先清（1904—1938）
浙江临海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的一年里，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 20 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陈修良、沙文威等人入党。许多党内的老同志都称吴先清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1934年，她只身前往日本，为左尔格在日本收集了大量情报。后来，中共党组织安排她去苏联学习。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吴先清被当作“日本间谍”逮捕，在受尽刑讯后被秘密处决，年仅34岁。
到 1932 年 8 月时，左尔格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情报网已发展到近百人，“拉姆扎小组”以上海为中心，还在南京、北平、大连、哈尔滨、武汉、华南等地设有情报站，编制了“一幅天衣无缝的情报图画”。他们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
牛兰事件与撤离上海
（关押在监狱里的牛兰夫妇）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派情报人员牛兰（Nougat）夫妇来华探讨建立秘密联络站。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被英国巡捕逮捕。同年8月，顾顺章叛变，国民党军事当局引渡了牛兰夫妇，并传出牛兰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牛兰事件”发生后，左尔格奉命开始介入此案。他指派张放通过中统了解到牛兰关押在南京，以3万美元的高价获得牛兰在狱中的亲笔信，并在路透社、德国新闻社、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报道，确证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中共和共产国际立即在社会上号召开展救援活动，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从而使得国民党秘密处死牛兰夫妇的阴谋破产。
“拉姆扎”小组转战日本
后来，左尔格的身份逐渐暴露，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左尔格接到命令，于 1932 年11月12日匆匆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1933 年左尔格奉命前往东京，与上海战友陈翰笙、尾崎秀实、克劳森等人一道再建“拉姆扎小组”，为苏联统帅部提供了有关德军侵略计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企图等重要情报。1940年11月，左尔格就向莫斯科首次发出德国可能进攻苏联的警报，并且还有德国可能进攻的日期、兵力部署、主攻方向等情报。此时离开战还有七个月，但这些情报没有得到莫斯科方面的重视。后来，左尔格又获取到日本的绝密资料，表明苏联的远东地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拉姆扎小组的机密情报使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下定决心从西伯利亚抽调二十六个精良师，其中十六个师增援莫斯科战役，一举歼灭了德军三十八个师，从而扭转战局，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左尔格与妻子石井花子的合墓）
左尔格在日本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外国人中实属罕见，加之他在社交界、新闻界极为活跃，不能不引起日本军方的注意。大约在1939年，日本特高开始立案调查左尔格。1941年10月18日，左尔格被日本警察逮捕，1944年11月在东京被秘密绞死，终年49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左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狱中日记里写道：“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材料选自：苏智良《1930-1932，谍战精英左尔格的上海潜伏》
文稿：区保密局
编辑：叶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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