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法国学院派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火爆无疑说明了人们想了解为什么不平等似乎达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水平，出版商首次出版发行这本书后，书很快就销售一空。
在硅谷，穷人与超级富豪两者之间的差距——确切地说，是一条裂缝——很难被忽略。一个繁忙的早晨，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也就是如今繁荣的科技中心，很显眼，无家可归的人和他们微薄的家当几乎占据了所有可用的公共长椅。距离硅谷最大城市圣何塞市二十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被称为“丛林（Jungle）”的无家可归者露营地——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露营地——沿着一条小溪驻扎，距离阿多比（Adobe）公司总部和闪闪发光的超现代化市政厅不过几步之遥。
无家可归者是贫困地区最明显的贫穷标志，但是数字给人的印象更直观。2013年，硅谷的收入中位数达到9.4万美元，远远高于5.3万美元左右的国家收入中位数。然而，据估计，31%的就业岗位的小时工资等于或小于16美元，这个数字低于在一个以住房昂贵出名的地区养家所需的费用。将高昂的生活成本计算在内，根据计算结果，硅谷的中心圣克拉拉县的贫穷率大约为19%。
即使是这个地区一些最大的科技助推器对此也感到非常震惊。“你在大学路（帕洛阿尔托市的主干道）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人，”韦维克·瓦德瓦(Vivek Wadhwa)说，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公司管理岩石中心的研究员及奇点大学的研究员，奇点大学是莫非特场的一家致力于硅谷精英教育的教育机构。
“这就像你在印度所看到的，”出生于印度德里的瓦德瓦补充道，“硅谷的景象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未来，这真的让人不安。在那些通过近代科技繁荣富裕起来的人中，许多人似乎并不关心他们所制造出来的烂摊子。”
硅谷产生的财富是“史无前例地惊人”， 硅谷联合的总裁拉塞尔·汉考克说，硅谷联合是一家推动区域发展的非赢利性组织。“但是，当我们习惯了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它会让所有的人从中受益。这个情况不再奏效，人们得不到利益。然后，突然间你看到了强烈反应，人们心烦意乱。”
实际上，人们正在往把谷歌员工从旧金山的家运送到工作地的大巴投掷石头。
加州北部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人们的怒火源于一件越来越严酷的事实：富人越来越富有，而其他许多人却度日艰难。这很难不让人怀疑，硅谷恰恰是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典型，实际上，硅谷创造出了数字技术造成许多中产阶级的工作消失，从而导致不平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这里，科技发展速度无可争议地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快。这个地区确实预示着未来，正如瓦德瓦所说，在这儿，极少数的富人把其余的我们抛到了绝望的境地。
今年，法国学院派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火爆无疑说明了，人们想了解为什么不平等似乎达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水平，出版商首次出版发行这本书后，书很快就销售一空。该书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书的标题让人想起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的政治学主张。这本近700页的严肃学术著作看起来不会是受读者欢迎的通俗读物。然而，今天春天，这本书就迅速上升到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并一连数月雄踞畅销书排行榜。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告诫人们，即使美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中低收入工人的工资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其实是固定不变的，甚至有所下降。巴黎经济学院的教授皮克提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他用文件记录了美国和欧洲非常富有的人的财富的爆涨情况，并将这种趋势与最近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对比。
皮克提与他的同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伊曼缪尔·塞斯，以及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合作进行研究，基于这项研究，皮克提收集并分析了包括税收记录在内的数据，正好说明了富人与其余人口之间的财富差距是如何发展到极限的。（这份资料必然是以有大量历史数据可查的美国、法国和几个其它欧洲国家为主要内容。）
美国的贫富差距最大。2010年，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拥有34%的累积财富；占人口0.1%的顶级富豪拥有大约15%的财富。而且，自上次经济衰退结束以来，不平等只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009年到2012年间，占人口0.1%的顶级富豪占了95%的收入增长。
而今，占人口10%的顶级富豪占有国民收入的48%，占人口1%的顶级富豪占了将近国民收入的20%，而占人口0.1%的顶级富豪占了将近9%。这种差距在工资收入占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称之为劳动收入——尤其突出。在美国，工资的不平等“可能高于过去任何时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其它社会，”皮克提写道。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皮克提把这部分归咎于那些他称为“超级经理人”的不合理的高工资。根据他的计算结果，在0.1%赚钱人口中的最富有的人中，其中大约70%是公司经理。“造成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标准解释是，由高级技能的供求之间的竞赛引发的，”他对我说。“我认为，这是全面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这不是全部。为了说明为什么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在美国最富裕的人表现得这么明显，需要的不仅仅是技能竞赛这样解释。”皮克提指出将“工资制定体制和公司治理”作为研究因素。他补充道，“在某个水平以上，很难从大数据中找到工资与绩效之间有任何联系。”
在英国和法国，不平等的整体增长趋势则没有这么显著，但是，在这些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可能更令人担忧：财富的累积大部分是靠继承而获得的，相对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累积财富正回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在欧洲一些国家中，私人持有的财富大约是全年国民收入的五倍到六倍，这个水平接近于二十世纪初的水平。
皮克提尤其担忧的是这种财富集中的长期影响。他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点可以简单地表示为r > g，其中r是资本的平均回报率，g是经济增长率。当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他认为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经济增长放缓时最容易发生）时，富人从其财富中获得的财产得以累积，而工资就算真地有所增长，其增长水平也更加缓慢。
对任何一个相信基于绩效的提升制度的人来说，这种推断应该是非常可怕的。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到一个像二十世纪时法国和英国的时代，社会和政治都由那些拥有巨额遗产的人掌控。皮克提把它描述成简·奥斯汀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决定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的是他们的遗产，而不是天赋或专业成就。
正如皮克提所指出的，这完全背离了我们对进步的设想。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的主导思想——哈佛经济学家及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著名观点——不平等的趋势降低了，这是因为国家成为技术越来越发达的国家，更多人能够从随之而来的机会中获益。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我们的天赋、技能、培训和智慧能够让我们经济富足。经济学家喜欢把这称为“人力资本”。
但是，皮克提写道，技术进步将会导致“人力资本战胜金融资本和财产，能干的经理战胜有钱有势的股东，技能战胜裙带关系”这样的想法多半是黄粱美梦。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这么悲观。实际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年代，g一直都高于r，并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尽管如此，因为皮克提阐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所以皮克提的这本书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时代在不断反省科技在不平等现象加重中所起的作用，而他已经这样做了。
“对我而言，情况属实非常明显，科技正在加快贫富差距，”加州门洛帕克DFJ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人史蒂夫·尤尔韦松（Steve Jurvetson）说。在与高科技团体的同行的多次研讨中，他说这个问题就像是房间里的一头四处跺脚、砰砰撞墙的大像，显而易见，不容忽视。
然而，情况正如皮克提长篇分析所表明的，造成不平等现象的加剧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个。确切地说，科技所起的作用很复杂，而且备受争议。
全速前进
“我对这些数据的看法是，科技是造成近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因素，科技是罪魁祸首”，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艾瑞克·布伦乔尔森（Erik Brynjolfsson）说。布伦乔尔森与麻省理工学院学术部门研究员安德鲁·麦可菲（Andrew McAfee）合著《第二次机器时代》。作为一名学术经济学家，布伦乔尔森像皮克森一样，近来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
皮克提与布伦乔尔森都是在二十世纪初获得学位，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人都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但是，除了关于在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是个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合之外，两个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皮克提的著作偶尔提及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巴尔扎克（Honor de Balzac），布伦乔尔森则谈论高级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皮克提警告人们又回到继承财富主导着社会和政治命运的时代，布伦乔尔森则担心即使数字技术使得整体收入增加，但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还是会被时代淘汰。
布伦乔尔森的核心观点是，计算机和网络进步创新正以指数速率迅猛增长是大势所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进步，生产力和GDP继续增长。但是，当“蛋糕越来越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布伦乔尔森表示，按照常规的衡量方法，大约自2005年以来，生产力增长缓慢。但他认为是经济衰退及其后果造成了“令人失望的”减缓——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组织还没有完全占有预计从数字技术获得的利益。
最大的因素是科技导向经济增强了一小群成功人士的才能和运气，因此更格外眷顾这些人。
布伦乔尔森列出了科技变革能够造成不平等现象的几种方法：
例如，机器人和自动化消除了一些常规的就业机会，但需要其他人具有的新技能。但他说，最大的因素在于科技导向经济增强了一小群成功人士的才能和运气，因此更格外眷顾这些人，并且会大幅增加他们的报酬。
布伦乔尔森认为，这些人正从赢家通吃的效应中受益，赢家通吃效应是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1981年 “超级明星经济学”一文中首次使用。罗森指出，对那些从事演艺和体育的人来说，像电影、收音机和电视这样的重要大发明，不但显著地扩大了他们的观众群，还增加了他们的报酬。三十年后，布伦乔尔森在高科技企业家看到了同样的效应，由于软件和其它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些企业家的想法和产品能够被广泛地传播和生产。
当你能使用廉价的可以不断更新改良的最新程序报税，为什么还要雇用当地的税务顾问呢？同理，为什么还要购买第二流的程序或应用程序呢？能够复制软件并能够把数字产品分销到任何地方，意味着顾客可以买到最顶级的产品，那为什么要使用不及谷歌那样好的搜索引擎呢？这样的经济逻辑现在逐渐主导着市场。根据布伦乔尔森的观点，这就是包括像Instagram公司这样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在内的极少数企业家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越来越富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皮克提的超级经理人观点与布伦乔森的超级明星观点之间的区别非常关键：后者把他们的高收入直接归因于技术革新的结果。当机器逐渐取代人工，创办企业不再是资本集约化了，所以你不需要印刷厂来开办网上新闻网站，或大量的投资来创建应用程序，而最大的经济赢家不再是那些传统资本的拥有者，相反，是那些创造出新产品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以及成功测商业模范。
今天夏天，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世界新秩序”一文中，布伦乔尔森、麦可菲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兼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思朋斯（Michael Spence）认为“基于超级明星的技术革新……正在颠覆全球经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那种经济体将逐渐受控于“革新与创造”经济体的小精英集团成员。
孜孜不倦
富人的财富爆涨仅仅是不平等现象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收入停滞不前甚至缩水，技术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简单地说，当我们进一步提高日常工作的自动化水平时，从中受益最多的人是那些具有专业技能和创造性使用这些先进产品的人。那就会造成收入不平等：对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增长，而受过教育较少、专业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就会被淘汰。
尽管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增长是很重要的现象，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说，其他99%人口的技能和教育背景上的巨大差距“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1979年，拥有中学毕业证书的人与那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的中位数收入差距分别为：男人是17411美元，女人是12887美元。到2012年，这些数字分别增长到34969美元和23280美元。奥托说，教育“是你所能做的影响你一生收益的最有益的事情。”
在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种教育开销开始急剧上升，大学入学新生激增的趋势急剧下降，而高级技术工人的供应也因此减少。最近几十年，这种情况则呈弯曲式上升。自动化和数字技术已经使得生产、销售、行政管理和文书的就业岗位的需求降低，而对无法实现自动化的低薪酬就业岗位的需求则上升，如那些清洁服务公司和饭店中的就业岗位。奥托把这种结果称为“杠铃形”就业市场，高低两端的就业需求强大，中间岗位“空缺”。尽管服务业岗位的需求增加，但需要工作和能够做这些工作的人口数量巨大。因此，在整个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多数时候，这些就业岗位的工资下降，进一步加重收入不平等现象。
举例来说，布伦乔尔森和麦可菲认为，因为技术革新加速，因而导致就业岗位变迁加剧，奥托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所做的研究表明生产力增长实际上并没有加速，而且，这些增长也并没有集中在计算密集型产业。
根据奥托的观点，数字技术带来的革新正改变着经济，但是，革新的步伐未必增长。他说这是因为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像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这样的高调技术的发展也比人们想象的要慢得多。尽管趣闻轶事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技术并没有准备普遍应用。“你想要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机器人还真地是相当困难。”他说。
事实上，奥托认为，未来几十年，将人们特别擅长的许多工作如识别物体和应对突然变化的环境实现自动化还是很难的或花费多多。不平等现象的结论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中等技能就业岗位市场比较稳定，低技能就业岗位和高技能就业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持平，“尽管如此，差距还是相当高”。而且，许多中等技能工人逐渐在工作中学会使用数字技术，他们能够兴旺发达。
这是不平等现象讨论中罕见的乐观主义。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根本问题未曾改变。“我们的经济完全是技能导向型经济，但却完全没有技能型劳动力，”奥托说。“如果你拥有高级技术——而且可能水平很高——你就能够赚钱了。
硅谷
圣何塞市中心一座巨大的办公楼中，在合资公司总裁拉塞尔·汉考克的安静套房里，当被问及该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时，他似乎不耐烦了。“我的问题多于答案。我没法解释。我无法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唐突地说。“我们曾经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经济体。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这里不再有中产阶级。经济分成两部分，不存在什么中间部分。”
他怪罪全球化摧毁了曾经在这个地区繁荣的半导体行业和其它高科技制造业，以及技术革新使得工资高的行政管理和其它辅助服务部门的就业岗位消失。过去有个梯子可以进入中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梯子还有流动性，”汉考克说。但现在梯子没有了，他说：“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但在2014年，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尽管加州的经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许多产业很有实力，如果生活成本考虑在内，加州的贫困率在美国是最低的。硅谷的形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约有20-25%的人口在高科技产业工作，财富集中在这些人中间。这个相对不大但却富足的群体使得居住成本、交通费用和其它生活花销上升。同时，这个地区的就业增长大部分发生在零售业、饭店和手工作业，这些就业岗位的工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收入不平等和穷困的公式很简单。但是，技术自身的特性似乎让情况变得更糟。
根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本纳（Chris Benner）的理论，自1998年以来，硅谷的就业岗位没有净增加，数字技术必然意味着，你的雇佣基数不大，但不能妨碍你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经济学家认为技能和教育上的差距加重了收入不平等，如果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正确的，那么，对许多人而言，找到通往中产阶级的途径的最后机会就是像山麓学院这样的地方。这所社区学院横跨硅谷洛斯阿尔托斯希尔的超级富人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生。许多人来自最贫穷的地区，如东帕罗奥托和东圣何塞。不管有没有梯子，主宰这个地区的“知识经济”中的就业机会稍纵即逝，十分抢手，这所学院让那些学生至少有机会能够获得这样难得的就业岗位。
朱迪·麦诺（Judy Miner）是山麓学院的院长，有理由对学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学生通常转到久负盛名的四年制大学继续深造，这其中包括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和圣鲁克斯分校；从几年前开始，有17名学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尽管有些学生非常有才干，但在面对这所以接收 “前百分百的申请者”而自豪的学校，麦诺也直言任务艰巨。像其它社区学院一样，山麓学院正与许多学业成绩不足以上大学的学生一起努力奋斗。而且，她说，一个目标就是改变他们的“他们就适合这里的世界观。”
她在旧金山长大，麦诺说，她的成就和才能让她有机会进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读书，但她的家庭里没有人上过大学，她无法想像离开家去上大学的生活。因此，她乘坐公交车通勤去孤山学院（Lone Mountain College）上课，孤山学院是一所小型基督教会学校，后来关闭了。如今，在山麓学院，她与家庭以及当地社区合作以增强和她有同样背景的学生的抱负。“皮克提说能够上大学的最好预兆是父母的收入，”麦诺说。“在加州，这个预兆就是这个邮政编码。”
东帕罗奥托学院的剪彩仪式深刻地表明关闭这个邮政编码分界线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那天是八月末，天空万里无云，骄阳似火，让人想起这个地方曾经被视为最重要的果园。几座新盖的两层混凝土大楼围绕着一个庭院，庭院中有几位热情的管理员和几名老师。学校的设施相对比较朴实，但相较于这所13年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以前使用的狭窄的大楼，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是相当大的改善了。
唯一的公立高中是在20世纪70年代关闭（学生乘公交车到邻近地区的学校上学），这样的一所城市中，东帕罗奥托学院代表一个值得关注的尝试，以期解决当地社区的教育需求。这所学校似乎要扭转其300名学生中的许多人的人生。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学路向南不到三英里的地方就是帕罗奥多高中，这所学校是一所公立学校，有多个网球场、一条合成跑道和一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媒体中心，中心具有配套的新的iMac电脑和最先进的视频设备。与此同时，东帕罗奥托学院的一座设备安装完毕的化学实验室才刚刚交付使用，实验室具有通风橱和化学品存储设施。运动设施是新铺的户外篮球场，正如一个学生兴奋地指出，篮球场的边缘确实有安全网。
“社会科学中最大最突出的一个争议是技术在不平等现象中所起的作用。”戴维·格伦斯基 （David Grusky）说，他是斯坦福大学贫穷与不平等中心的主任。但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一个事实，”他说，是那些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占不平等很大比重。”而且，他说，“我们知道解决方法。这就是均衡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问题是我们只是敷衍了事。”
正如许多人所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教育的整体质量，他主张：“我们有优秀的学校。例如，帕罗奥斯托高中是一所不错的学校。每个人都需要上这类学校学习。每个人都应有权进入到我们日常提供给中产阶级的孩子上学的那种学校读书。”（美国当地政府利用财产税为小学和中学提供平均44%的资金，这加剧了穷人团体和富人团体之间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
或许，技术变革如此之快，使得人们不太容易明白哪些技能可能是他们所需要的，或者不明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将只会增长。“但我认为劳动者没有那么蠢，” 格伦斯基说。“如果你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地区，你就没有机会上优质幼儿园，优质小学以及优质中学。那么你也就没机会上大学。”如果工人没有技能做那些技术衍出来生的工作，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制度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禁忌词语
明白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很重要，这是因为不同的答案意味着完全迥异的政策解决方案。如果真如皮克提担忧的那样，富人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高管不合理的高额赔偿造成的，并且随着财富似乎是不可阻挡地转移到本就富有的人那里，贫富差距只会变得更糟，那么找到方法通过累进税政策对那些收益进行再分配才有意义。
皮克提和他的同事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实行的减税政策在今天看来加剧了英国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的增长。事实上，在《资本论》最后四分之一内容的大部分篇幅中，皮克提声称包括全球财富税在内的越来越多的累进税开始弥合这种经济差距。
但至少在美国，“再分配”在几乎所有的政治背景中都是禁忌词。“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院荣誉教授罗伯特·索隆说，“那就是收入再分配不是我们十分擅长的事情。”他又补充说，“它将不会发生。”
任何一个正派的人都应该发现……极度贫困与极端财富不道德同时存在。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隆是最近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改变了同行的观点，他认为技术进步对生产力提高和国家财富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索隆如今90岁了，但还是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主要是赞扬资本论的标题为“托玛斯·皮克提是正确的”长篇评论，称赞他“新颖且影响巨大的”洞察力，即，如果r > g成立，“富人的收入和财富的增速将会大于一般来自于工资的收入。”但是，索隆告诉我说，超级富豪增加引发了一个极为不同的现象，这就是美国人疲于应付中低收入问题——这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现象。“任何一个正派的人都应该发现……极度贫困与极端财富不道德同时存在。”
最明显的政策建议指向教育，正如社会科学家逐渐获悉的，包括学前班和其它早期教育项目。正如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里尔顿（Sean Reardon）指出，教育成就上的差距现在更多地是与家庭收入而不是与那些过去比较重要的因素联系紧密，包括种族背景和民族背景。研究人员已经表示学业成就水平的差距在孩子进入幼儿园时就已经确定。
教育上的不平等不仅影响了穷人家的孩子获得成功的机会，戴维·格伦斯基说。它也影响的高级技术劳动者的供应。教育不平等抑制了无数有才能的人的机会，人为地限制了那些有技术专长的人的潜力。因此，格伦斯基说，“我们付给高级技术工人高额报酬，”而这损害了经济。换句话说，对东帕罗奥托的学生来说，缺少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并不是很糟；对于距离这个世界上技术创新最集中的中心不过几里远的公司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分析结论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呼吁提高教育机会太冠冕堂皇——谁会争论那个？这种变革固有的挑战必须被承认，而且为完成变革所付出的前期努力都失败了。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优质教育需要我们转变办学体系以及付学费的方式。但是如果家庭收入造成的教育成就上的差距真地是加剧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格伦斯基不无担忧地说，让已经有特权获得良好教育的人占得优势然后对他们所得的高额收益进行征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那是“事后补救的权宜之计，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许多人通过不正当手段从那些已经赚钱的人那里获得金钱，这对那些人来说是个打击。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竞争，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产生“基于绩效的不平等”，格伦斯基认为，那么我们必须努力改革教育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询问技术是否造成了不平等是个错误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问的是科技进步如何改变高级技工和低技术水平工人的相对需求，我们适应这种变革的情况如何。当然，科技进步的迅猛发展加重了教育和技能上的差距，数字技术的发展可能创造了极端富豪中的极端精英。但是责怪科技是没有意义的，正如责怪富人也是无意义的。
需要变革的正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我们的学校。专家建议的改革措施数量繁多，各不相同，从提高最低工资到加强劳动保护以及修改我们的税收政策等等，林林总总。如果皮克提关于超级经理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需要改善公司治理和监督，将补偿金与行政生产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们关心什么，询问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正是在这一点上，皮克提的著作才会如此有价值。尤其是，它让我们想起了超级富豪的精英阶级是如何能够既歪曲我们政治进程，又腐蚀我们的公平正义的。
一些精英就产生于科技产业，在科技产业中，许多人当然是想知道未来是否看起来更像硅谷，是一台高科技发电机，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造成财富不平等。或者，像皮克提所说的，更像法国那样，逐渐被继承财富主宰。像硅谷这样地方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会受到哪样的未来的威胁：是偏爱富豪财富的未来？还是被一些人的野心抱负所驱使的未来？
摘自： MIT科技评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