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慰祖，别署可斋，1953年生，上海市人。现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篆刻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已出版主要著作有《孙慰祖论印文稿》、 《封泥：发现与研究》、 《中国古代封泥》、《可斋论印新稿》、 《可斋论印三集》、 《印章》、《邓石如篆刻》、《陈鸿寿篆刻》、《两汉官印汇考》、《古封泥 集成》、 《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中国篆刻全集·汉代卷》、《孙慰祖印选》等。
1972年，由上海书画社编辑方去疾等具体筹划，借助宣传“革命样板戏唱词”为佑护，以简化字刻印为“出新”旗幡，成功地组织了“工农兵为主体的业余刻印工作者”集体创作“样板戏”唱词选段印章的活动，1972年至1975年先后出版冠名为《新印谱》的印集三册，成为“文革”开始以后公开的老中青集体篆刻创作的一次破冰之举，对全国传统艺术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印谱》
1974年和1975年，仍由当时的上海书画社组织创作了《书法刻印》——“批林批孔专辑”和“四届人大专辑”。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商业一局等一些爱好者较多的企业自发组成业余书法刻印小组。市工人文化宫、市青年宫、沪东工人文化宫也以活动为纽带组织起一支爱好者队伍。
包括篆刻作品在内的全市性展览于1972年恢复。是年11月，上海画院举办了中断多年的书法篆刻展，其中展出篆刻作品43件。于次年举办的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览，来自全市范围的42名老中青篆刻作者的作品汇集一堂。
这一系列创作活动表明销声匿迹多时的篆刻艺术开始以顽强而曲折的形态回到公众面前，海上篆刻家的人气获得重聚，展示了海上篆刻群体经历浩劫仍然生生不息、代代递承的再生能力，为20世纪80年代初海上篆刻的勃兴做了艺术人才的准备和创作水平的演练。
△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方去疾刻）
“文革”结束，海上老中青篆刻家浴火重生，仍以海内外瞻目的阵容合力拉开了艺术发展新时期的大幕。当此之际，海上篆刻群体新的梯队已经形成，深厚的传统底蕴，坚实的创作能量，多样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海上印坛的历史根基。这一梯队融入当代中国篆刻发展振兴的潮流并成为影响一时风气的劲旅。在当代印学研究的进程中，长期处于前沿地位。
1983年，上海《书法》杂志发起全国篆刻征稿评比，这是历史上首次全国性的篆刻艺术专业评选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以及各区工人文化宫也多次组织职工书法篆刻展览与评比。1988年5月举办的上海首届篆刻大奖赛，评委阵容中包括方去疾、叶潞渊、高式熊、江成之等前辈印家，成为一次参与人数空前和地域分布广泛的篆刻创作队伍大检阅。此次大赛中，上海作者占了入展作者的三分之二，对上海青年篆刻艺术群体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8年9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上海68位作者入展，占全部入展人数的六分之一。这类评选、展事是与新时期上海青年篆刻艺术群体的蓬勃兴起和健康发展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经历了艺术生态良性恢复后，收获的初步创作成果。
△前排坐者右起：江成之、叶潞渊、陆俨少、方去疾、邹梦婵、任小田，后排站立者右起：林乾良、周哲文、高式熊；(右上)钱君匋；(右下)方介堪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陆续出现了多个业余篆刻学习班，有的面向各地和海外进行函授教学。在“文革”结束后率先创办的《书法》杂志刊载篆刻作品和相关资料；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及时编辑印行多种篆刻工具书、篆刻普及读物和理论文献，影印出版了一系列古玺印、名家印谱谱录；上海的老中青印学研究者在这一时期向当代篆刻界贡献了一系列印学著述，及时响应了蓬勃兴起的书法篆刻实践产生的资料饥渴和思想理论需求，为当代印学作出了具有基础地位的重要建树。
青年篆刻创作和理论研究人才开始在上海市及全国产生影响，展示了新时期海上印坛前后接力的坚守团队及其艺术风貌。截至2018年，上海已加入西泠印社的社员为67人，占印社社员总数约六分之一。上海的篆刻队伍在坚守、传承、创变中构建的多样化的风格谱系，对当代中国篆刻艺术创作理念、创作技法、创作方向都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前后相承的海上篆刻名家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印坛令人注目的前沿队列。海上篆刻与海上印学研究群体以及固有的文化生态，对当代篆刻的发展依然具有标杆意义，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以来海上文人篆刻艺术的育成与繁盛，经历了导入与反馈过程。海上篆刻与海上书画艺术共生共荣、比肩前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书画篆刻艺术发展最为活跃、充分的区域。这一切始终与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不可分割。近现代海上篆刻群体扩展与创作繁荣，基于这个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历史机遇。海上社会对书法篆刻家的成就、风格与名望，以及对艺术形态本身具有强势的提升力和传播力。中国篆刻在当代艺术领域中的地位，中国篆刻对东亚其他国家篆刻艺术的传导、走向的影响力，既缘于这个城市所提供的经济文化条件，同时缘于近现代海上篆刻群体所创造的艺术高度。因此，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创造的艺术高度，实际上成为整个时代的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益清晰地感受到海上印坛对五百年文人篆刻艺术发展的传承推进意义和对当代篆刻艺术的深刻影响。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近现代上海如果没有集聚、提升外来艺术人才的社会生态条件，也就没有今天我们面对的海上篆刻现象。
因而，海上篆刻不应视之为一种区域文化，她更是近现代中国篆刻文化在这一区域的集合。这同样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机遇和文化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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