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ute](2)

禁海令

元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和失败，因而先后进行了四次禁海。第一次“海禁”发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1322年复置泉州、庆元（宁波）、广州市舶提举司，之後不再禁海。

明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为了抵制蕃货，“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禁濒海民私通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间买卖及使用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违反禁海令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大明律》）。

　　永乐二年永乐帝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止海禁时止，期间接近两百年之久，这段时代，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大航海的时候。1557年葡萄牙人已经来到大明国

　　门口，建立了澳门殖民地。

清

　　清廷从顺治时到雍正时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於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後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

航海技术

　　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

贸易对象

　　朝鲜、日本、琉球位於今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东南亚沿岸岛屿南洋阿拉伯人欧洲各地，因为此海上丝路多只到阿拉伯，因此其他到欧陆的物品须经由阿拉伯人转运。

出入物品

　　出口：自中国出发之货物主要以丝绸、茶、瓷器、金、银、五金、书籍等等

　　入口：自西方来货物包括：琉璃、猫眼石、明珠、象牙、香料、宝石、水晶、玛瑙、琥珀、骆驼皮、乳香、没药、安息香、沉香、檀香、卢荟、胡椒、温纳齐等。主要西传及传入中国物品多数经陆上丝路。

申遗计划

　　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九市被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早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宁波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曾辉煌一时，自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又代之而兴起。到唐宋两代，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活跃以及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又再一次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效果图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陆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廷从顺治时到雍正时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中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

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中山四路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光学寺，它是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基地之一，有宋代羊城八景“光孝菩提”。位于下九路的西来初地、是印度名僧达摩首登广州的地方，建有西来庵，是今华林寺的前身。南海神庙，是古代扬帆出海前要祭拜的海神庙，历代皇帝都派人前来祭海，留有许多御碑。建于唐代的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在唐宋时期这里曾居住过12万阿拉伯人，是盛极一时的“蕃坊”所在地。相关的文化古迹还有六榕寺与花塔、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海幢寺、荔枝湾、长洲岛竹岗外国人公墓、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等[3]，目前广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泉州，古称“刺桐”，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泉州博物馆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法讲求。”（《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海船出海贸易并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梦梁录》卷12《江海船舰》）。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都市。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14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德化、永春、安溪、晋江、石狮、惠安、南安，以及解放后划归厦门的同安和现属台湾的金门岛。古刺桐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三湾”所指的是：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在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由此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东海名港。在这个沙盘中所标出的是泉州省级、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泉州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处，其中大部份与泉州悠久的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六朝：建康都城开启“东亚文化航线”

　　公元3—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海航线，这为拓展和加强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建康都城也成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在各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主要力量。传入中国的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百济（韩国）和倭国（日本）。公元412年，东晋高僧法显在南京的道场寺完成了记录他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古代印度，又从海上丝绸之路返回都城建康的纪实性著作《佛国记》。

　　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的零星、断续状态，发展到与东亚国家之间形成连续、固定的航线，为文化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六朝政权与东亚和南洋国家之间的使节、僧侣等人员的交流往来，让南京成为海陆丝绸之路、东海南海两条航线之间的连接枢纽之一。

　　明代：七下西洋将南海航线推至顶峰

　　15世纪，明王朝组织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使南京再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始发港，同时将西端港口拓展到非洲东岸，见证了“海上丝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拓展到了极限和顶峰，世界大航海探索时代的壮阔序幕由此拉开。

　　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也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心的人生归宿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而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以及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出访各国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龙江宝船厂等历史遗存，在见证这一航海壮举的同时，也印证了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漳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漳州是“海丝”申遗不可或缺的一环

　　观点A

　　漳州月港与泉州港互补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福建泉州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申请，漳州月港又提出申报，漳州怎么又来凑热闹？

　　所以，就要清楚泉州港与月港的区别，找出月港的独特性。申遗需要找出你的唯一性，而漳州月港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性。

　　月港是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海丝”始发港，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接，是大航海时代的港口。贸易对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他们处于欧洲。那会儿有数万的漳州人定居在吕宋、日本等地。

　　而泉州港是元宋时期，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对接。当时有几万的阿拉伯人居住在泉州，到现在依然可以在泉州看到阿拉伯人的后裔。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月港与泉州港互相不矛盾，也相互不可替代。

　　这从贸易往来的特点来说，是“走出去”与“走进来”的差别。

　　泉州港所起到的作用是阿拉伯人定居在泉州，且后裔也融入了进去。而月港就不同了，当时大量的华人走出去。

　　对此，我建议，要围绕漳州的唯一性和完整性，开各种国际研讨会，让人们了解认识到唯一性，有意识地保护我们的文物。而漳州和泉州两个城市也可以很好地合作，互相弥补，切不可兄弟内部打架。

　　观点D

　　每个城市找自己的亮点

　　每个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是其他城市和其他港口所不可替代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亮点。

　　港口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港口，为什么要捆绑申遗？实际上就是因为每个港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国对外的交往永远是线路的、是一个线性文化遗产，而不是单独的。只有把这些城市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清晰的关系网络。

　　比如唐代的扬州、广州、宁波，明代中期之后的漳州，汉代的北海，不同时期的港口，目的地都是不相同的。广州、北海是往西岸去，漳州是往东南亚，这样就形成了咱们国家跟世界友好交往的线性遗产。

　　捆绑申遗不能单独。所以各个城市要像群体作战一样，不要拉别的城市的后腿，要抓紧确定自己的申遗点，抓紧做好自己的规划、做好自己的价值提炼和宣传。

北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北海对外开放历史源远流长。[7]北海合浦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置合浦郡，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还是中国从海上走向东南亚、南亚、欧洲的最便捷的海上通道。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北海在两千多年前，成为了中国与亚洲、欧洲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现北海所辖的合浦，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两千多年前，在张骞通西域、陆地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汉武帝凭借海路拓宽贸易规模，派遣商船队从合浦、徐闻等地起航，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随船送去了丝绸和黄金等物。此后，此航道也被中西贸易用作交易之道，商船经常往来于南洋和印度洋之间，频繁地进行航海贸易。这条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官方往来的海上航线。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8]

　　从空间地理上来讲，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的是大运河。大运河因为其在中国水陆交通网络中的关键地位，长时间成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扬州则借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的独特位置和大运河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作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

　　大运河全线贯通掀开了扬州在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一页，扬州成为唐朝第三大城市和东南第一都会。随着“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而扬州则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和东方著名港口。

　　扬州当江、河、海运交汇之地。“吴城邗”后，扬州兼得江、河、海运之便，隋代扬州就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唐朝全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扬州成为唐朝吞吐四海，沟通宇内主要窗口。宋、元时期，扬州仍然起着纽带作用。扬州是漕运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8世纪中期商业经济地位跃居全国首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扬州出土陶瓷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南北各地主要窑口的产品。扬州出土的9—10世纪的贸易陶瓷品类与南亚、西亚、东非、北非国家同时期一些著名城市和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陶瓷标本的类别非常近似或完全一致。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商品主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其作用在10世纪以后依然可观。1998年在印尼海底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上6万余件中国陶瓷器，同类瓷器在扬州都有出土。“黑石号”铜镜上面刻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的铭文。学者们普遍认为‘黑石号’沉船是从扬州解缆起锚，目的地可能是伊朗的席拉夫。

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早在晚唐五代王审知时期，福州在对外贸易方面已经小有成就，福州与朝鲜、印度、苏门答腊等国家经常有商旅往来，在交往过程中，各种象牙、犀牛角等商品在福州市场上频频出现，也常可见到外国使节到福州交流学习、互通有无。同时，类似海关的“榷货务”以及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在当时也都纷纷设立起来。[9]

　　明代始，福州港便逐渐取代泉州港的官方港口地位，其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以福州长乐太平港为休整补给、招募水手的基地“伺风开洋”，最长的时间达到10个月。目前长乐已对郑和下西洋文物遗迹开展保护，建成郑和史迹馆、郑和广场等，而过去7年间连续举办的“郑和开洋节”亦受到海内外的关注。

　　至清代，福州被辟为中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云集于此进行贸易与经商，书写闽都海商文化最为繁荣的一段。海上贸易的繁荣，亦带动城市商业文化的递进，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至今保留有当时作坊、店铺与商行会馆杂陈的街市遗迹，“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福州“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主要是长乐港口，在与远洋交往的那段历史中，福州许多物种、生活习惯等流传在外，福建的武夷红茶颇受英国皇室青睐。福州的生意人很多，福州的三坊七巷是各地商人的聚集地。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