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想找的北京张伯驹故居是弓弦胡同1号，而不是如今已被辟为“张伯驹潘素纪念馆”的后海南沿26号。
弓弦胡同1号来头不小，原是李莲英的宅第，而且还是他旗下物业中最豪奢的一处。据说，这里的格局模仿颐和园排云殿，慈禧还曾亲自前来参观并赞不绝口，可谓当年京城顶级豪宅。后来，张伯驹购下这大宅，亦曾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住处。
抗战胜利后，伪满洲国垮台，溥仪收藏的大量字画随之流落民间，其中不乏国宝，古董商们蜂拥而至。张伯驹听闻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已被一北京古董商购得，生怕此国宝被卖到国外，于是多方奔走，希望故宫博物院收购此画，但当时故宫博物院状况窘迫，连维护费用都难以筹措，自然无力收购，于是张伯驹挺身而出，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画。
此前，他已“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于是只能“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弓弦胡同1号这个他最爱的宅院，就这样被卖掉了。购下此宅的也是名人，即当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
不过我寻找弓弦胡同1号的过程极不顺利，而且无果。没人知道，查地图也查不到，我一度认为，这里已随城市化进程而湮灭。
写此文时，我再次查阅资料，发现有有心人找到了弓弦胡同，他比我更肯求索，去图书馆查阅地名志，查到这样一段话：“大柺棒胡同南北走向，北起大红罗厂街，南至西四东大街，中与警尔胡同、小柺棒胡同、大糖房胡同相交。清初称柺棒胡同，因形似柺棒而名。清末，将大小柺棒合并统称大柺棒胡同，并将西侧的西柺棒胡同改称小柺棒胡同，沿用至今。1965年，将弓弦胡同并入。”他还查了民国老地图，发现弓弦胡同确实在大拐棒胡同旁。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查到了弓弦胡同，但也无缘见到弓弦胡同1号，有老街坊告诉他，1949年后，这里一度成为北京图书馆的宿舍，住户们都知道这里是张伯驹故居，称之为“张家花园”，但七十年代中期，这里已被拆除，建了楼房。
下次去北京，我想我还是会去弓弦胡同1号的旧址看看的，即使只有那栋火柴盒式的楼房。
后海南沿26号则是张伯驹与潘素晚年时的住所。这个位于什刹海湖畔的小院，清净雅致。当年我前来寻访时，这里还是私宅，还尚未被辟为“张伯驹潘素纪念馆”。报载，2011年6月，故居开始改建，2012年2月，纪念馆开始对外开放。有人说因为翻新的缘故，这里华丽至刺眼突兀，这其实也是我极讨厌的故居形态，不过无论如何，这终归是好事，一来故居总算得以保全，二来当年的民国四公子之一，也让人有了一个怀念的去处，更何况，作为一个景点，它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张伯驹，知道他的人生和那段历史——曾经的不堪的过去。
据载，为了创办这个纪念馆，原居住在这里的张伯驹女儿张传彩主动选择搬离，外出租房住。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之所以态度坚决，是因为她一直有着为父亲创办纪念馆的心愿。
张伯驹以出售弓弦胡同1号的代价换来的“天下第一名画”《游春图》，1937年时变卖家财购得的“中华第一帖”《平复帖》，以及三十余年来收藏的其他国宝，都于这后海南沿26号小院中陆续送出，捐给国家。他在《丛碧书画录》序言中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那是上世纪50年代，张伯驹眼见故居博物院藏品不多，便将国宝捐赠。这批藏品，亦堪称故居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出身名门，其伯父是晚清民国时名噪一时的人物张镇芳，光绪年间进士，晚清时曾署理直隶总督，民国时曾任河南都督，后弃政从商，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因张镇芳无子，于是将侄子张伯驹过继为子。张伯驹年少时有神童之誉，后曾从军，不过与那氛围格格不入，便选择退出。
这种出身富贵的公子哥，若有才情有追求，绝对风流至无敌，非不学无术的恶少能比，亦非凤凰男可比。他热衷藏书，亦利用家学渊源，读遍家中藏书，亦爱琴棋书画，收藏鉴宝，还是京剧名票。
1937年，年方而立的他开始收藏字画，耗时三十年，耗资无数，甚至不惜倾家荡产。1941年，他突遭绑架，绑匪索价三百万伪币，实则为了其收藏的字画。张伯驹不为所动，暗暗通知妻子潘素，表示宁可身死，也不允许变卖字画赎身。这一绑便是八个月，绑匪最后也没了办法，便改为索要四十根金条，待潘素多方奔走，借得四十根金条后，方将张伯驹释放，字画却得以保全。抗战时，张伯驹与潘素一度逃难，为保《平复帖》，他将之缝入棉袄中，每晚和衣而眠，“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终护得国宝平安。
他与潘素的情缘，亦是民国佳话，翩翩佳公子拯救流落风尘的世
可惜的是，这段佳话到了1957年，便转为悲凉。
那是张伯驹与潘素夫妇将国宝捐献的第二年，前一年造成的轰动和赞誉犹有余音，可张伯驹却已成了右派，儿子甚至因此与他断绝关系，他本人亦被赶到长春。
十年后的1967年，他又难逃文革之劫，罪名长达一串，包括“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份子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批斗与隔离审查自是不免，后来还被送到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认为他年纪太老，无法劳动还浪费公社粮食，拒绝接收，张伯驹夫妇只好回京。
即使日子凄凉，张伯驹仍心存大义。1961年，这个“极右份子”又将三十多件藏品捐赠给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此画被认为是中国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作品，价值可想而知。那些离散苍凉，打不掉佳公子的高洁。
重返北京的张伯驹夫妇，发现后海南沿26号小院已被几户革命群众占据，无家可归的同时，这对年迈的夫妇还没有钱，没有在那个年代中决不可缺的粮票和户口，他们只能靠亲友周济，勉强度日。可曾经历富贵的张伯驹并未有什么不习惯，王世襄就曾回忆，说他“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女儿张传彩则曾回忆，父亲前半生手不沾钱，衣食住行有人张罗，一心只爱心头好，可晚年也学会出门带点零花钱，去买点日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其实，张伯驹的不怨天尤人，恰恰与他翩翩佳公子的底蕴与气度分不开。他出身富贵，却不豪奢，他肯为字画一掷千金，却不烟不酒不赌，也不讲究吃穿，钱财真正如浮云。也正因这气度与格局，他收藏字画并非为己，当年倾家荡产购得，日后亦可毅然捐出。
后来，后海南沿的小院重归张伯驹所有，但十几年风雨已经摧残了张伯驹的身体，1982年初，他因感冒住院，因“级别”太低，无法享受单人病房待遇，在八人病房中不得安宁，又有交叉感染的隐患，当家人几经周折，终于拿到领导的“同意转院”批示时，已从感冒转为肺炎的张伯驹却黯然辞世。
我造访后海南沿26号小院时，只见朱门紧闭，沿灰墙绕行时发现与旧时记载不符。按记载，小院有北房五间，其中包括卧室、客房、客厅和画室，院内均是平房，可我却眼见一栋二层小楼。后来查资料方知，1985年，有关部门在此进行改建，院内加盖了一栋双层小楼，而且原有雕梁画栋也多已拆除。不知如今变为纪念馆的这里，可恢复了旧时格局？
我还曾去过北京的承泽园，这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与畅春园和蔚秀园相邻相接。在将弓弦胡同1号变卖，换回《游春图》之后，张伯驹曾举家搬入这里居住。
承泽园建于雍正年间，光绪年间，此园赐予庆亲王奕劻。关于这处园子，坊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张伯驹早年自购，一说是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的岳干斋相赠。当时，张伯驹新得《游春图》，不胜欣喜，还将承泽园改名“展春园”。1953年，张伯驹将之卖给北大，搬入后海南沿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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