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中国历史，那么请到日本去。”日本1000多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文物珍品9万余件。中国书圣王羲之的珍品、真品，诸如《定武兰亭序》、《集王圣教序》等全都在日本。不过庆幸的是中国还是留下了一些书画的珍宝，我们应该感谢一个人，他叫张伯驹，中国第一收藏家。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收藏的顶级书画，近一半都是张伯驹所捐。张伯驹的一生，比所捐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
弓弦胡同1号院
1927年，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在一家古玩店，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件横幅——“丛碧山房”，一见倾心。张伯驹具有很深的书法造诣，经过仔细查看，发现这件作品竟然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他决定买下此字。从此，张伯驹爱上了收藏，并自号“丛碧”，还将当时所住的弓弦胡同1号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
“丛碧山房”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宅院，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的住所，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整座宅院精巧中不失大气。据说慈禧太后还曾亲来此地，并对宅院大加称赞。解放后，这里成为北京图书馆的宿舍。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宅院被拆除，盖起了楼房。如今弓弦胡同1号院已不复存在。
弓弦胡同1号院为人所熟知，则是因为张伯驹为收购《游春图》，而将其变卖一事。
《游春图》是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传世作品，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被书画界奉为“国宝中的国宝”。
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皇宫时，曾经携带了一大批皇宫所藏的历代书画精品。他到伪满洲国当皇帝时，亦将这些书画中的极品带到了东北。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被俘，混乱中他所携带的大批字画散失民间。北京古董商马霁川等人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溥仪遗落的精品字画，其中就有这幅《游春图》。
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马霁川欲将《游春图》卖往海外。张伯驹听后，怒不可遏。马霁川深知《游春图》的价值，更知道张伯驹是最好不过的买主，于是向张伯驹提出了高达800两黄金的要价。然而这十几年来，因为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为了使《游春图》不落到洋人之手，张伯驹来到故宫博物院，建议院方收购此画，归国家所有。几日过去，故宫并没有回应。
迫不得已，张伯驹来到琉璃厂，散布有关《游春图》要卖给洋人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马霁川见无法出手，只好降价到220两黄金让与张伯驹。即便降价，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最后决定将自己的宅院出售换钱。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张伯驹无奈，只好回家和夫人潘素商量，潘素拿出了自己的一件首饰换了20两黄金，这才凑足了钱。
“纨绔”子弟
成为收藏家要有钱和有文化。张伯驹的父亲是张镇芳。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袁世凯當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1915年，他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家庭却很不幸——两子女先后夭折。1904年，弟弟张锦芳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
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随后，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吴佩孚等部，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终不顾反对，退出了军界。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看戏唱曲的“纨绔”生活。
张镇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啊！”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这里，张伯驹在此上班，挣钱的方法没有学到，但对古玩字画深有研究，见多识广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
张伯驹生于富贵之家，当人们看到他为购买书画珍品一掷千金的豪爽，以为他是挥金如土的公子哥儿，殊不知他生活十分简朴。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饮食非常随便，一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生活如此简朴的张伯驹，以一己之力，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散尽万贯家财，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挽救我国大量书画珍品避免其流往海外。
承泽园
张伯驹将弓弦胡同的宅院卖出后，一家人搬到北京西郊承泽园。承泽园始建于雍正三年（1725 年）。1894年，光绪皇帝将承泽园赐给了庆亲王奕劻，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奕劻的后人将承泽园卖给了同仁堂乐家，解放初期又转售给在燕京大学艺术史系任教的张伯驹。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张伯驹就把承泽园出让给北京大学，从此这一古老的园林成为北京大学校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尽管买下《游春图》艰辛备尝，张伯驹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欣慰和喜悦，故而自号“春游主人”，并将承泽园改称为展春园。在展春园里，张伯驹把他所收藏的书画进行整理编目成书，定名为《丛碧书画录》。
张伯驹在承泽园的生活以及其时承泽园的景物，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记述道：“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犹攻德文书籍，恂恂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
周汝昌书中提及张伯驹赡养袁克定一事，足以展现张伯驹的品格。袁克定大半生随父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家境每况愈下，手头拮据。北京沦陷八年，袁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绝出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后来，张伯驹见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接到自己承泽园寓所。上世纪五十年代，袁克定随张伯驹一家搬入城里。1958年袁克定八十大寿，也是在张伯驹家过的，该年他于张家去世。张伯驹对友人十分仗义，不仅仅是针对与他有姻亲关系的袁克定一人。
后海南沿26号
在北京西城区后海南岸，一丛绿树背后，一扇红漆大门紧闭，这里便是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张伯驹搬离了承泽园后，买下了后海南沿这座小院。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有史料记载这里，“坐北朝南，有北房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院南有廊房和凉亭。旧居中间三间是张伯驹的客厅兼画室，东次間是卧室，西次间是客房”。
2011年6月，这里开辟为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馆内陈列着张伯驹和夫人潘素生前的起居用具、线装书、画案、文房四宝等物品，最大程度恢复张伯驹夫妇当年住在这里时的样子。
潘素生于1915年，是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其母系出名门。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将家产挥霍一空，继母王氏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潘素清秀妩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张伯驹因为应酬，与潘素相遇，顿时惊为天人。遗憾的是，潘妃已名花有主。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便把她软禁起来。张伯驹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趁臧卓离沪办事时，两人逃到北京，迅速成婚。潘素成为了张伯驹第四任妻子。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1952年，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连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捐给了故宫博物院。1956年，两人又把用全副家当甚至生命换来的、珍藏多年的瑰宝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包括称为“天下第一帖”《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八件，至今，它们仍是故宫的镇院之宝。
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未取。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