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 《中国哲学简史》
领读 | 飞鸿
诸子百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学派——“名家”（上）
各位书友好，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先秦时期一个比较特别的学派——“名家”学派。
或许“名家”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一群擅长诡辩术的人，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辩论，绕口而费脑，理解起来也似乎很难，但是，中国的“名家”学派并不是简单的诡辩，而是要通过对一些问题的哲学思辨，达到一种政治诉求，以及“内圣外王”之道。
冯友兰先生提到，“名家”和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很相似，但也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先看一下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智者是在古希腊各城邦传授政治知识和辩论技巧的人。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关注的是经验之外的万物本原，而智者最早开始关心现实世界，甚至比苏格底还要早。智者也是政治哲学的创始者。
古希腊的智者不再对超越现实的问题过分关心（早期的希腊哲学非常关心），而是教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的技巧。从这一点上说，倒是有点像中国的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了。
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家关心的也是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古代的法律诉讼，以及国家间的条款约定等问题。智者和名家都擅长辩论术，这样的辩论术使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发展学说和解决问题必备的工具。
但是古希腊的智者和中国的名家有着根本的不同。智者是纯粹的辩论术训练和政治哲学的传授，名家则是在辩别“名实关系”的基础上，寻求对政治统治者法令修辞的改变，从而进行对政治的干预。
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智者辩论是为了对政治的哲学进行研究和对现实生活技巧的传授，而名家的辩论是为了改变名实关系从而得以能干预政治。韩非子对名家的排斥也是因为如此。而且从韩非子本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其虽然是法家，但也不是只研究法律的法学家，同样是具有政治诉求的政客。
其实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有这种政治的诉求，这背后也是因为同出于“王官之学”的背景。
为什么名家对“名实关系”的辨别能得以干预政治呢？因为政治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修辞”上的影响力，对大众百姓用某种修辞表达注入思想，从而形成政治的干预。而名家恰恰能够从政治“修辞”上改变统治者的意向或者影响力，从而获得政治的干预力量。
所以，中国的名家并非仅仅是逻辑学的发明者，甚至可以说名家并不志在发展逻辑学，而是志在通过名实关系的辨别，从而获得一种政治力量。
另一方面，名家也认为对名实关系的辨别乃是“内圣外王”之道。在介绍孔子的思想时，我们曾提到孔子十分重视“正名”，认为名与实配位才是一个社会各安其所，天下大治的根本。如果名实不配，社会就会混乱。
在孔子那里，“正名”通过的是外在的“礼”，以及内在的“仁义忠恕”之道来得到执行，而在名家这里，先辨别名实关系，才是对社会治理的基础，而君王要想得到天下大治，也就必然要把辨别名实关系作为“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
名家的核心理念认为，“实”是变化的，“名”是不变的。惠施与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前者注重于强调“实”的相对性（即变化的），后者注重强调“名”的绝对性（即不变的）。关于他们两人的具体思想，我们下次再探讨。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古希腊的哲学。“名”与“实”的关系很像古希腊哲学中“存在”与“本质”的关系，或者“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在巴门尼德那里，他认为“存在是存在，非存在是不存在”，他还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也就是说，“能被思想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回事”。
巴门尼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提出思维、存在、语言是同一的。他甚至认为现象是虚假的，本质才是真实的。第一次把本质与现象开始“二元对立”。
这对以后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希腊哲学家虽然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共同都赞同一个观点，即“本质比现象更真实”。
从巴门尼德开始，希腊哲学家分为两派，一派沿着早期泰勒斯的方向走下去，继续研究“现象”层面的自然哲学，另一派沿着巴门尼德的方向走下去，追求“本质”，而本质论发展到极端时，就出现了“智者”。
我们在反观中国的“名家”，虽然也开始强调“名”与“实”的不同，并且试图辨别两者的关系，但是始终并不沿着两条路径分裂开去，走上不同的道路，而是在名实问题上即区别又合一，并且将其视为达到“内圣”与“外王”合一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体会到第一章里曾经讨论过的中国哲学注重整体的精神，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具有“二元分裂”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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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人：飞鸿
飞鸿，理工出身，业余爱好钻研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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