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海盗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向清廷投降后，为了扩大势力，派人前往晋江一带招募军士。当地青壮年迫于生计，纷纷参军，施琅便是其中一员，也由此开始了与郑氏家族四代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
施琅原名“施郎”，他出生在一个小渔村，比村中那些小伙伴幸运的是，他七岁时被送进私塾，读了几年儒家经典，后因常遭倭寇、土匪抢劫，家道衰落，施琅只得辍学，但这几年的文字熏陶对他日后研习兵书等大有裨益。
施琅辍学后，打过柴，贩过盐，做过佣工……面对动荡的局势，施琅转而拜师习武，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17岁时，已是十八般武艺，样样俱能。
郑芝龙招兵买马，在其招募的数千人之中，施琅很快就崭露头角，当上了千夫长。此后，他在剿灭海盗时屡立战功，但职位却在原地踏步。那些上司，才能平庸，打仗时畏葸不前，却把战功据为己有。满腔热血，一身绝技，换来的竟是冷落与失望。适逢弟弟前来投奔，想“撂挑子”的施琅便将职位让给弟弟，自己回到家乡。
施琅自然不会就此老死家中，他在待价而沽，寻找“高枝”。一晃三年过去，仍然没有找到令他满意的去处。
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郑芝龙部队任帅府将中军的族叔受命率军来到附近。机会难得，施琅前往拜访。叔侄一番交谈，施琅当即决定留在军中。
虽然同样是效命郑军，于施琅而言，却有实质性的改观。族叔早年投身郑军，以智勇双全受到郑芝龙的宠信，并被委以重任。他十分看好这位族侄，一番力荐，施琅升任他的副手。族叔索性放权，将中军全权交他指挥。施琅不负所望，很快就清除了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三百多处匪寨，擢升为游击将军。
就在施琅再次投奔郑军的第二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在郑芝龙等人的拥戴下，南明第二个政权——隆武朝廷诞生。郑芝龙因迎立之功被隆武帝封为平虏侯、平国公，其部下也“水涨船高”地得到升迁，施琅被提拔为佥都督、左冲锋。
隆武帝想建功立业、大干一番，他出兵福建，准备收复失地。而拥有军事实权的郑芝龙却无意进取。他之所以拥戴隆武登基，并不是为了恢复大明的版图与荣光，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他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军队去与清军“死磕”，拼完了，也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当清军实行招抚，许诺他出任闽粤总督之时，他不禁大喜过望，亲率五百心腹部将前往清营投降，却被清朝官员软禁起来，十多年后斩于菜市口。
当郑芝龙身陷囹圄时，施琅没有郑成功的正义、果敢与资本，因此不可能像他那样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施琅所能做的，只是随波逐流，与那些降清的郑军其他将领一起，受清军驱使。
后来，施琅任清总兵之职，因得罪上司而被追杀。此时的施琅，可谓前途无望，内心迷惘。就在这紧要关头，有人劝他加入郑成功的队伍，一同反清复明。原来，郑成功得知施琅困境，特意伸来橄榄枝。施琅当机立断，马上归附郑军。
施琅投奔郑成功，表面看来，属危难之际的无奈选择，实则有着许多内在的原因。施琅虽然为人自负，恃才傲物，可对郑成功的才华与人格心悦诚服；施琅原本就是郑芝龙部下，在宗法、家族观念浓厚的古代社会，归附郑芝龙长子郑成功，也属“顺理成章”。除了建功立业的个人追求，在施琅心中，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政治理想。郑芝龙降清时，他随波逐流；走投无路之际，他叛清归明也属正常。
施琅投顺郑军后，郑成功授他左先锋镇之职。两人关系密切，既是上司与部属，又是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在短短的时间内，施琅就为郑成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成为郑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员猛将。最为关键的是，当郑成功准备占据厦门，无计可施时，施琅及时献上“吕蒙赚荆州”之计，使郑成功顺利夺取厦门，不仅收服了数万水陆部众，实力大增，还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反清复明基地。
然而，施琅自负不知退让，郑成功也有刚愎自用的一面，日久嫌隙自生。
最初的争执，缘于筹措粮饷。清军压境，郑军活动地盘有限，近十万水陆部众以及大量家眷的开支，是一笔庞大的费用。这是郑成功不得不解决的难题之一。他采取的办法，一是在所占地盘征收重税，二是派军前往清军控制的相对富庶地区进行劫掠。施琅从小对兵匪之祸刻骨铭心，就再三劝阻，惹得郑成功不快，却也没有特别介意，但当自尊自负的施琅与他人发生冲突，影响到郑军内部团结之时，郑成功再也坐不住了。
郑成功攻打潮州时，当地人陈斌对地形十分熟悉，认为只要切断潮州通往漳州的浮桥，潮州外绝援兵，内乏粮草，必然溃败。于是，郑成功命施琅先攻取浮桥，但施琅一连三天没有攻克。这是施琅归附郑军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再加之郑成功亲自督阵，令自命不凡、心高气傲的施琅心生羞愧，他无法向郑成功抱怨，便迁怒于提出这一建议的陈斌。陈斌是郑成功手下一员骁将，屡立战功，智勇双全。面对施琅的挑衅，他毫不相让。冲突不断升级，加之施琅常在郑成功面前夸大其词地“告状”，陈斌担心郑成功有意偏袒并加害于他，不禁心生疑惧，趁机率兵出逃。
那时，清军进攻桂林，南明永历帝逃往南宁，命令郑成功前往驰援。怀着一颗忠君之心的郑成功接令，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勤王。就在这节骨眼上，陈斌带走一支劲旅脱离郑军，顿时打乱了他的军事部署。
陈斌因施琅而临阵逃脱，郑成功对此心知肚明。尽管如此，他仍隐忍着，对施琅并未斥责或处分。年轻气盛的施琅却不知收敛，与郑成功又起冲突—不顾郑成功“驰令勿杀”的命令，将他族叔手下的元老级将领“立斩之”。
事已至此，施琅一再挑衅并突破底线，郑成功已忍无可忍了！
郑成功先设计擒拿手握重兵的施琅弟弟，再令人捉拿施琅；然后派亲随捉拿施琅所有在厦门的家属，分别予以拘禁。
施琅被单独羁押在一条船上，趁看守不备逃掉，投奔族叔。在族叔的地盘上，施琅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可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因他而被扣押的父亲、弟弟及其家人。直到此时，施琅才有所清醒，觉得事情做过了头。他请人居中调停，希望得到郑成功的谅解，仍像过去那样为他效力。
1652年，积怨已久的郑成功不肯原谅施琅，在他出逃一个多月之后，下令诛杀其弟，八天后又杀了他的父亲。施琅得知至亲被害的噩耗，心中的悲怆可想而知。面对如此血海深仇，一气之下，他又投靠了清朝。
施琅第二次降清，不仅是主动“入伙”，而且目标明确——借助清军力量，报仇雪恨！
为了表明自己告别过去的心志，他将伴随自己31年之久的名字“施郎”，改为后人熟知的“施琅”。
复仇，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标与动力。施琅原本就心高气傲、睚眦必报，如今“枕戈谋复仇”，更是不择手段。难怪郑成功听说施琅再次降清之后，不由得追悔莫及地叹道：“吾留一患与中原矣！”
施琅降清之初，因他与郑氏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廷对他并不信任。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有人上疏，举荐施琅，命运才有所转机。
郑成功派施琅过去的仇人陈斌进攻福州时，施琅正好被清军派往驰援。当年陈斌因与施琅有隙而带兵出走，投降清军，后又归顺郑军。复仇心切的施琅以优势兵力，经过四天四夜激战，却久攻不下，不禁心生一计。他修书一封传给陈斌，劝他投降。陈斌突围不成，援军一时无望，也就顺水推舟地率军降清。可当陈斌及其部下500人成为俎上鱼肉之后，施琅把他们全部斩于南台桥。
施琅曾是郑军主将，对郑军的战守之策一清二楚。因此，施琅对付昔日的“战友”，屡占上风。郑成功之所以能纵横东南沿海一带，就因为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令惯于陆战的清军无可奈何。而擅长海战的施琅降清之后，郑军这一优势也开始慢慢消失。他还利用过去在郑军中的影响及故旧关系，招降纳叛，使得郑军士气衰落。
由于施琅死心塌地为清军效命，当清廷成立福建水师时，他被提拔为福建水师提督。
施琅与郑成功有着多重复杂的特殊关系，就某种程度而言，施琅对郑成功有着一种本能的敬畏之情，对他是既自负又自卑，既敬服又怨恨。施琅再次降清之后，似乎只要有郑成功在，他就难以缓过气来。比如，施琅只能在郑成功率军北上后乘机袭扰厦门，即使郑成功大败而归，施琅会同乘胜追击的清军一起攻厦，结果清军却几乎全军覆没。经此一战，施琅乃至清廷，直到郑成功去世，再也不敢觊觎他的根据地厦门。
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长子郑经即位，施琅这才有了出头之日——乘郑氏内部动乱、实力受损之机，清军大举云集，并借助荷兰人17艘夹板船（一种有红夷炮、照海镜的巨大战舰）的援助，攻占厦门，夺取金门。原郑成功手下的那些猛将，除少数战死外，大多迫于形势降清。当郑军在大陆上的所有地盘被清廷纳入囊中之后，施琅提出进攻台湾的建议。
厦金战役大获全胜，被郑军占据十多年之久的根据地厦门、金门被攻克，清廷受到鼓舞，很快采纳施琅的攻台方案。台湾孤悬海外，只有依靠水师才能攻取，那么施琅便是东征台湾的不二人选。
在这关键时刻，施琅却上疏朝廷，以母亲年事已高，身为独子恪守孝道为由，告假终养老母。
施琅活着就是为了报仇，郑成功虽死，但他的后人非用血债偿还不可！施琅老母也常叮嘱，要他灭尽郑氏以报杀父害弟之仇。盼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了机会，施琅岂肯放手？
其实，这不过是他以退为进，耍弄的一点心计而已。他这样做，一可彰显自己的突出地位，离开施琅，要想收复台湾，谁也玩不转；二则促使清廷尽早做出决断，授他攻打台湾的相关职权；三还可体现自己的高风亮节，我施琅为了奉养老母，可以舍弃荣华富贵。
果然不出施琅所料，康熙三年六月初二，清廷下旨“慰留之”，一个多月后，清廷加授施琅靖海将军，不仅任命他为进攻台湾的统帅，还给予他专征的特权。
然而天不遂人愿，施琅于康熙三年十一月、康熙四年三月两次从厦门出发东征台湾，都遇海上飓风，桅折船倾，无功而返。
这引得清廷一片哗然：施琅所率水师，多为投降清朝的郑军旧部，不待交战，却在没有台风的季节遇到台风袭击，折返厦门又并无多大损失。此种情形，使清廷免不了对这支由郑军降将组成的福建水师心存疑虑。加之惯于陆战的清军对海战的恐惧，严重动摇了清廷武力征服台湾的信心，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片招抚之声。
既然要施行招抚，就得以诚相待，于是，福建水师被撤销，施琅的水师提督之职自然也给免了，被授予内大臣之职，留京待用。
施琅在京城一待就是13年。这13年，对他是一种煎熬，一种考验，也是一种转型。
清廷裁撤水师，给施琅的打击甚大。水师不存，谈何征台？若不对台使用武力，由郑成功后人组成的郑氏政权，或许接受招抚投诚，或许会永远偏安台湾。无论何种情形，施家的怨仇就无法报了。令他稍感欣慰的是，清廷与台湾郑氏的和谈进展缓慢。
清廷虽然开出相当优厚的招抚条件，但郑经予以明确回绝：“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双方谈崩，康熙招抚失败，台湾问题就此搁置一旁。
施琅的心中，又升起了新的希望，只要台湾不归顺，他就有武力征服、报仇雪恨的一天，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准备。
他担任的内大臣不过是个闲职，因此有时间干他想干的一些事情。他研究台湾、大陆的军事地理；他总结过去两次征台因飓风受阻的教训……
他十分清楚，要想武力征台，最后的决策人物还是康熙，而笼络最能接近康熙并受宠信的重要人才是关键。于是，他开始利用一切便利，向这类人畅谈自己的征台计划。
当三藩之乱爆发之时，秉承父亲“反清复明”遗志的郑经于动荡的局势中，见到了匡复大业的一线曙光，乘机出兵大陆，在东南沿海一带纵横驰骋六年之久。随着三藩的平定、战乱的平息，郑经只得败退台湾。而康熙再也不能容忍郑氏武装继续留在台湾，决定重组福建水师。
此时的清廷，有了强渡海峡、武力解决台湾的条件与资本。在考虑福建水师提督人选时，朝臣大多认为“深识水性，熟知海战”的施琅最为合适，可他的长子此时正被挟持在郑经军营，康熙心存疑虑，打算改用他人，施琅深感遗憾。
康熙二十年六月，清廷接到密报，得知郑经病逝、台湾内讧、文武解体，康熙下令相关部门从速制定进剿方案。而福建水师提督却极力主张招抚，康熙认为其“畏服贼将”。这时，施琅长子被郑军斩首，福建总督再次举荐施琅出任水师提督，并以全家一百多人的性命，担保他不会背叛清廷、投靠郑氏。至此，康熙不再犹豫。
13年的奔走、等待与期盼，施琅终于如愿以偿！
就要离开京城了，施琅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某位御前侍卫随他前往征台。此人才华出众，是施琅在京城有意结交的好友。让御前侍卫伴随左右，无疑是主动要求皇上监视自己，不仅令康熙更加放心，办起事来也会更加方便。
施琅此举，可谓一箭双雕。这也说明，13年的官场历练，已将盛气凌人的他，打磨得世故练达、老成持重了。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初五，施琅抵达福州。此时的他，已是61岁高龄，本该待在家中含饴弄孙，却因大仇未报，仍苦苦战斗。
施琅走马上任，全身心地投入到征服台湾的一应工作之中。然而，他性格中一些弱点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对以百口之家为他担保的福建总督，不论从哪方面而言，施琅都应该感恩、尊重才是，可两人却闹起了矛盾，且越闹越大。
施琅获任水师提督不久，还未离京，就上奏康熙请求专征之权，就是想自己去征台，其他地方官员哪怕总督，也只留守后方以作策应。康熙未允。抵达福建不久，他又上一疏，执着地请求专征之权。施琅这种做法，固然担心多方扯皮影响效率，也有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之意，还有平台后不受他人掣肘以惩治仇家郑氏之嫌。
然而，康熙明确表示由总督统率福建兵马，与施琅共同进剿。如此一来，福建地方官员反感施琅的所作所为，与之产生矛盾甚至不配合他的工作。当施琅第三次上疏请求专征权并提出乘南风出征时，总督针锋相对，不仅提出乘北风出兵，甚至表明不与施琅同途进剿。
面对他们的争执，康熙甚为不快，适逢朝廷又有反对用兵台湾的呼声，康熙索性下旨暂停征剿。
关键时刻，有重臣上疏康熙，帮助施琅获取专征权，又以友人身份拜会福建总督，居中调停，通过相互间的友情及自己的威望，说服其转变态度，支持施琅。
经过近两年的曲折准备，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战船238艘，水兵两万多人，分三路出征台湾。为了表示自己破釜沉舟、拼命一搏的决心和勇气，他将三十多名家人、族人放在不同的战船上随军出征，其中有他四个儿子。
在他的英明指挥下，郑军节节败退，郑经之子郑克塽向施琅献表请降，愿意削发称臣，但仍希望留居台湾。施琅以自己只有专征之责，而无招抚之权予以搪塞，同时把此事上疏康熙。
毕生夙愿眼看就要实现，此时的施琅，却不是热血沸腾的愤青了，经过岁月的磨炼，他变得老练深沉起来。施琅虽然在之前的大战中完胜，却不得不面临诸多严峻问题。不说台湾民众的反抗，即使四万多守台郑军，也是他所率水军的两倍，如果他们固守血拼，即使获胜，也会两败俱伤；若郑氏灭尽，有人说他得郑家珠宝、美女若干，他将有口难辩，而郑氏全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况且天下之人皆知施、郑两家仇怨，如果大开杀戒，必被他人抓住把柄，复仇的快意对他而言，换来的将是身败名裂；还有一点必须顾及的，就是史家的记载。
事后，他坦诚地说道：“郑贼虽不成气候，将来史传上也要存几张纪传……定书某某死之……他家全皆为奴囚、妾妇于千秋……”可见郑氏能投降，也是施琅心中所愿。
因此面对即将到来的成功，施琅却放回投降、俘获的郑军官兵，并向台湾岛上的郑军宣称：“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同时严肃军纪：“戮一降卒，抵死。”
施琅的策略不仅瓦解了郑军及台湾民众的斗志，也给担心施琅报复的郑氏家族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郑克塽再修降表，不提条件，听由安排，遵制削发，真心归附。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施琅兵不血刃地地占据了台湾，并且没有杀害郑氏一人。然而，施琅在其许可与掌控的范围内，对继承王位的郑成功长孙郑克塽有过一定的限制与报复，如控制他的饮食，遣散他的仆人与卫队，责问他以前的过失等。
这些本能的“小动作”其实也可理解，毕竟，施琅顾全大局没有仇杀。难能可贵的是，施琅还在众人的簇拥下带着祭品、祭文，前往郑成功庙祭奠。这一举动，哪怕只是一种姿态，也说明他的心中大恨已基本化解。
英雄暮年，大功告成，施琅终于明白：他无法战胜郑成功，也无法超越他；是郑成功成全了他，让他载入史册，他与郑成功虽为仇敌，却又是他的继承者；因此，除了仰望、拜庙，他要和解、仿效，从郑成功身上获取“正能量”……
当平定郑氏之后，清廷中出现了一股弃台论调。
如果放弃台湾，施琅的一生追求与功名将付诸东流，他对郑成功的追寻与继承更是无从谈起。同时，他也看到了台湾在军事、地理等方面的重要性，于是多次上书，主张派兵留守。终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朝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还将台南土地奖给施琅及随他一同平台的文武官员，这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经济与开发。
一切尘埃落定，施琅既没进京任职，也没驻防台湾，而是坐镇厦门，留任福建水师提督。以他张扬自负的个性，虽经打磨，稍不留意就会露出“真容”：将登岸的码头称为“得胜路头”；他在台湾、澎湖建有两座生祠……
不过晚年的他，还是变了一些，不再专注于功名，也开始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他在老家泉州修桥铺路，主持修撰族谱；在台湾兴办台南西定坊书院，建造台南妈祖庙；扩建厦门城池，重修明末毁于战火的普照寺并更名为南普陀寺；他还收养孤儿，于灾荒之年施舍钱粮……
康熙三十五年，施琅以76岁高龄，病逝于福建水师提督任上。
“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不管施琅身上有多少缺点，不管他生前活得多么压抑或风光、艰难或显赫，也不管他平定台湾出于何种动机，总之，他平台对国家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一位明清史专家所言：“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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