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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丨“盛档”: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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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2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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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盛宣怀一直是历史学界研究的热门人物,以他为主题的图书不下几十种。盛宣怀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有多元的交集,与中国近代洋务实业的创办和发展不可分割,与晚清民初各式人物也有复杂的交往互动,他身上具备众多近代史研究的元素。盛宣怀的洋务思想从何而来?鸦片战争后很多有识之士都在谈论洋务,李鸿章为什么会信任一个并无洋务实践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近期,全四十八册的《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由我社出版,我们不妨在这套书中找找答案~

《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编

定价:30000元(全四十八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1.6



盛宣怀是晚清中枢一级的官僚,但他并未走通科举入仕之路,参加过三次乡试皆落榜。后经人介绍入李鸿章幕,李鸿章要他一心一意跟着做事,全心投入自己主管的洋务实业。在当时不少传统官僚眼中,这很有些“不务正业”。但盛宣怀从候补道台做起,署理天津海关道,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升至邮传部尚书,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小吏升迁至掌握一方大权的中央官员。然而,盛宣怀看上去不是一个醉心做大官的人,他想要的其实是“办大事”。办事,就是办洋务实业之事。他引以为傲的“大事”确有一大串,同时代的上海实业家经元善不无妒意地称他“手握十六颗夜明珠”,华东师大的夏东元教授总结他有“十一个第一”,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10年,盛宣怀在一封寄给孙中山的信中说:“世上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他对自己在洋务实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是颇为自负的。

盛宣怀视察汉冶萍公司

“盛宣怀档案”(以下简称“盛档”)正是由他手握的轮船、邮政、铁路、银行、煤矿、纺织这些大大小小的“夜明珠”串起的珍贵历史遗存。盛宣怀及其家族留给后人近20万件珍贵史料,主要收藏在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寓居日本的盛氏后人亦有部分档案收藏。“盛档”内容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外交、军事、金融、实业、教育各个方面,也反映了盛氏家族的发达和兴衰。涉及的洋务实业,举其大者有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汉冶萍公司、中国电报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涉及的人物多达数百上千,孙中山、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端方、丁汝昌、袁世凯、郑观应、辜鸿铭、唐廷枢……这些晚清重要人物都在“盛档”出现身影。盛宣怀亲身经历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东南互保事件、中外商约谈判、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他的立场、观点、言行,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历史面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织和争斗,挫折和成功。作为近代私人档案,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而他一生经历丰富,经手的大企业、大事件非常之多,令这份私人档案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全景式的记录。称“盛档”为中国近代史料的一座宝库,绝非虚言。著名学者王元化曾对“盛档”的作用有过一个评价:“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

王文韶寄盛康函信封

“盛档”中的文献年代最早见于清咸丰末年(1860年前后),最晚在1940年左右,时间跨度达八十多年。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长期整理盛宣怀档案,常常会惊奇盛宣怀竟然有那么强烈的档案保存意识,或者说档案情结。几十年中盛宣怀北去南来,曾在河北、天津、江苏、山东、湖北、北京、上海多地任职,去过两次日本,晚年定居上海,日积月累,这些档案跟随他四处辗转,最后带到上海,如果没有保存档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难以想象的。“盛档”有一个特点:事无巨细,人无贵贱,凡是他经手的事务,交往的友朋,无论长篇宏论,抑或寸纸只字,无论家国大事,还是私友密语,甚至一张账单、一页菜谱,他都一概保留珍藏。“盛档”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档案中的文字内容无论褒贬,是美赞还是恶吠,他从不因文而删选,一视同仁,照样保存。一些档案具有很强的私密性质,内容或有“妄议”朝政之言,或有讽喻他人之语,撰写者怕落人把柄,会在文末特意提醒,阅后“付之丙丁”,盛宣怀却从不理会,照样保存在他的档案库中。不知盛宣怀当时如何着想,但由于他的这一举动,使得后人能够在“盛档”中看到不少原本应该被销毁的密件,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和真实,实在难能可贵。“盛档”的真实性也就更令人信服。

袁昶函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的“盛档”和上海图书馆收藏“盛档”本是一个整体,都是盛氏家族留下的历史遗产。其中部分由盛宣怀后人携至海外,辗转被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这批“盛档”曾经经过初步整理,装订成77册,总数13000多件。从原始整理者的编号可以得知,原来装订的册数应该更多,估计有一百册左右。文献类型主要有二种,信函和电稿,可以看出这批档案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多为精品。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比较,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大多是底稿和亲笔函稿;上图收藏的档案中则有大量抄件。

2、大量的名人亲笔手札;比如梁启超亲笔函、谭嗣同亲笔函,香港“盛档”中均有收藏,而上图档案中则一件未见;又如袁世凯函,上图收藏大部分是幕僚代笔或抄稿,而香港所收均为亲笔函件。香港“盛档”中的友朋书札基本都是亲笔,鲜有抄稿或誊清稿。

3、盛氏家族史料集中,特别是早期史料非常丰富。包括盛宣怀父亲盛康与子孙的来往函件;盛康与常州、苏州亲朋的来往信函;盛宣怀与原配夫人董氏及子女的函件等。上图的这部分档案比较零散。

4、赈灾方面的文献颇为可观。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先生最近在《晚清史研究的深翻》一文中以盛宣怀研究为例论述近代史研究的不足,他说:“盛宣怀的命运经历了复杂的变换,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之间也发生了复杂互动,传统与近代因素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多有交织融合之处。并且,通过资料的'深翻’得到重新揭示的、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对于理解洋务建设如何演变为一项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及近代工业化如何在中国落实的过程,显然不无启发意义。……此种'深翻’方式的应用领域,应该绝不会仅止于盛宣怀研究。可以说,这种将发掘理论局限和资料局限结合起来进行反思的路径,特别有助于传统重大论题研究的推进。”从这段话,可以充分看出,虽然“盛宣怀档案”陆续披露将近20多年,但史学界对“盛宣怀档案”以及盛宣怀研究的重视至今未减,这也是“盛档”的魅力所在。

王韬函

如何“深翻”历史档案,深入历史研究?试举几例,以窥一斑。

研究李鸿章的著述多如牛毛,但是能看到真实细节描绘的不多。文物馆藏“盛档”中有几件盛宣怀长子盛昌颐写给盛宣怀的家信,描写李鸿章接见时与众人的对话,非常生动:

“父亲叫卑府指省直隶,伺候中堂。两世蒙中堂栽培,不愿到别处去。求中堂留意,有可以学习的差使赏委一个,长在中堂前阅历报効。中堂云我此地人拥挤不开,一时没有差使,你多少年纪?答云二十八岁,卑府明年场后拟引见到省。中堂云候补没有意思,搃要得一个缺,姑且下场,不能点翰林,亦要两榜。明年且到工上看看,学习学习。”

“一人亦是为赈务。中堂问他多少赈捐?答云没有。中堂云没有银子不兴的。一人是新到省的,是郎帅幕友。中堂看他履历,问字是你写的?答云是。即举茶。向男云:盛世兄下过几场?男云卑府下过四场,南闱两次,北闱两次。中堂云听说工夫狠好的,你认真办赈,中个举人罢。”

这两段话的语义背景笔者要做一些解释,不然有些读者不明就里,可能看不明白。

当年山东严重水灾,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山东赈灾事务归他总管。盛昌颐去山东参加赈灾,是盛宣怀的主意,给他带了一笔捐款去。拜见李鸿章,也是盛宣怀的主意,因为他的这位长子是个平庸之辈,没有什么出息,让他去山东参加赈灾,有机会面见李鸿章,希望能得到李鸿章的帮衬。因为是盛宣怀的儿子,李鸿章还是比较客气的,接见了两次,但始终没有松口要给个差使,而是要他去参加科举考试谋出身。

第二次接见时,第一位求见者想参加山东赈灾事务,在晚清,在赈灾事务上做出贡献,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是一条通往仕途的路径。民间人士参加赈灾首先要筹集捐赠资金,称作“义赈”,这是盛宣怀光绪五年(1879)在河北参加赈灾时首创的,他带头捐赠,并组织了江南一批大户人家捐赠,因此得到李鸿章的褒奖。所以李鸿章一听这位求见者没有捐款,直接就驳回了他:没有银子来做什么?第二位求见者是山东巡抚张曜的手下,带了履历,看来是想谋个一官半职,李鸿章只问了他一声“字是你写的?”没有第二句话,就“举茶”送客了。看来字写得不怎么样,不入李鸿章法眼。虽然张曜是李鸿章的部下,山东现任父母官,李鸿章也一点不给面子。

这些绘声绘色的细节描写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风气,也把李鸿章写活了,一般研究著作中是看不到的。这样的描写还有不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慢慢浏览。

盛宣怀与李鸿章的关系也历来是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盛档”中盛宣怀与李鸿章之间来往的公牍私函不少,有些档案背后的故事颇令人遐想。

盛宣怀代拟李鸿章奏稿手迹

光绪九年(1883),盛宣怀因为正在建设中的电报工程经费紧缺,将他管理的金州矿务局的二十万元经费暂用于电报工程。当时正逢上海的钱庄倒闭,股票下跌,金州矿务建设停滞,盛宣怀因挪用矿局资金,遭御史弹劾,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盛宣怀深感冤屈,但他只是个道员身份的小官员,无权直接向朝廷上书分辩,他竟然替李鸿章起草了一份奏折底稿,以李鸿章的口气借李鸿章的身份出面向朝廷为自己辩解。这份底稿有以下文字:“盛宣怀因上年经办电报,关系军政,禀明暂挪矿务银两,移缓就急。经锡珍等查覆,该员所办电报,纵横万余里,拒绝英丹,有裨文报。……查该员现署津海关道,兼行营翼长,事繁任重,迭奉谕旨饬办团练,并保护各国商民,绥我地方,实非熟悉洋务营务人员不能胜任。”李鸿章还真上了一道很长的奏折为盛宣怀辩白,最终减轻了给他的处罚,“私罪”改为“公罪”,“降三级调用”改为“降二级留任”。操笔要上司帮自己洗白,找出不该处分的理由,试想如非关系特殊,如何能这么做,又如何敢这么做?

李鸿章和盛宣怀是上下级关系,也是父子辈关系(李鸿章和盛宣怀父亲盛康都是道光年间进士,同辈),盛宣怀因李鸿章的提携得以飞黄腾达,盛宣怀的几次人生重要转折关头,都得到了李鸿章的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有人说是因为李鸿章与盛康的私交,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借助“盛档”,这方面的研究很可以有深一步的挖掘。

李鸿章致盛宣怀函

盛宣怀致李鸿章函底稿

对盛宣怀本人的研究,在目前面世的传记作品中,以夏东元的两部著作《盛宣怀传》和《盛宣怀年谱长编》最为权威。但是这两部著作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对盛宣怀早期生平活动的记载基本空白。盛宣怀二十八岁之前(同治十年,1871年之前)的记载大多源自《愚斋存稿》中的“行述”一文,此文对盛宣怀早期活动记载文字不多,很简略。

盛宣怀的洋务思想从何而来?鸦片战争后很多有识之士都在谈论洋务,李鸿章为什么会信任一个并无洋务实践的年轻人,委以重任?对这些问题《盛宣怀传》与《盛宣怀年谱长编》都没有能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正是早期史料缺乏,作者无从看到这一时期的档案史料所造成的。

同治年间,盛氏家族以经营典当、钱庄发家,在常州、苏州、南京、仪征、扬州、上海都有不少分号,并且大多是以民间集资类似股份制的方式经营。盛宣怀是长子,很长时间在帮助料理典当、钱庄等家族企业。盛宣怀的管理能力、经济思想应该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形成的。朱浒先生在研究盛宣怀时对他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就颇为疑惑,他认为李鸿章所以重用盛宣怀,和赈灾有关。我却有另外的看法。我以为李鸿章之所以重用盛宣怀,和盛宣怀的经济思想和管理能力分不开。盛宣怀之所以会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提出“官督商办”的方案,就有盛氏家族经营典当、钱庄业的经验在内。盛氏家族经营的典当、钱庄主要是民间资本,即所谓“商办”,但是这两个行业属于金融业,需要地方政府审核发给经营执照,不少典当、钱庄有官员的投资(比如李鸿章、王文韶),甚至还会有地方政府资本参与的投资,本金旱涝保收,还收取固定红利,这就是所谓“官督”了。既有官方的认可保护,又有民间企业自行管理的便利,这个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文物馆收藏的“盛档”中有很大一批盛氏家族和亲友之间的来往信函,都未曾披露过,这些信函内容大量涉及典当、钱庄的经营管理,正是研究盛宣怀家族发展历史、盛宣怀早期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

盛宣怀致孙中山电报底稿

“盛档”中史料的丰富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相信近代史研究者会在《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中读到更多的故事,找到更多的史料。大端如洋务实业、金融经济、军事政治,其余如人物关系、官场规例、民俗民风,甚至文物流转、公文体例、隐喻代称,相信都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冯金牛系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原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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