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选改自金光亮教授著作《黄帝医道》—— 中医基本理论解读，2014年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
辨证论治，即以证候为靶标的治疗思路。
01
同一种疾病，在不同患者或者在不同时期，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比如咳嗽，有咳吐黄黏痰，有咳吐清稀白痰，有开始咳吐清稀白痰，后逐渐变为黄黏痰，也有干咳无痰等。
同时，不同的疾病，在不同的时期或在不同的患者，又可以出现相似的症状。
如情绪抑郁、善太息、胸胁胀痛、痛无定处，以及每因情绪不畅而加重等肝气郁结的症状，可出现在多种疾病过程中：
如内科的胃痛、泄泻、呃逆、便秘、胁痛、积聚、瘿病、淋证、癃闭、内伤发热、喘证等，在妇科的月经病中更为常见。
这就提示，同一种疾病，可能存在不同的病机，而不同的疾病又可存在相同的病机。因此，应该根据症状推断其病机的变化，然后针对不同的“病机”进行治疗。
02
在现代，从诊断学的角度，将这种“病机”命名为“证候”，简称“证”。此时针对“证候”的治疗，就被总结为“辨证论治”的治疗思路。
其中，前者为同病异治（同病异证异治），后者为异病同治（异病同证同治）。
可以说，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形式，是在总结历代医家临床治疗经验的基础上，概况、提炼出来的。
目前人们认为，辨证是中医临床治疗的根本，没有辨证或没有正确的辨证，就谈不上针对性的治疗。
无论是药物还是针刺等治疗技术，乃至养生防病种种手段等的应用，也都应以辨证的结果为依据来实施。
这与西医学以针对疾病进行治疗的基本思路，有很大差异。因此，被作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03
《内经》并无“证候”之类的术语，但是已经有了辨别证候并据以论治的思想。
同样，在《内经》有关疾病治疗的论述中，也论及了基于“辨证论治”思路而治的内容。
如《灵枢·杂病》对喉痹之“能言”和“不能言”，齿痛之“恶凊饮”与“不恶凊饮”，腰痛之“痛上热”与“痛上寒”等，所针刺的部位均不同。
这一记述虽非严格的辨证论治，但其基本精神与辨证论治并无二致，当是辨证论治的最初形态。
至于《素问·痹论》在对痹病进行脏腑分证的基础上，提出“五脏有俞，六腑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
以及《素问·痿论》在分析了五脏有热分别导致痿病的病机之后，提出“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等，均是根据不同脏腑的证候，针刺脏腑所属的腧穴，则属于比较成熟的辨证论治思路的应用。
《内经》还首先明确提出并应用了“同病异治”的治疗思路。
如《素问·病能论》说：“帝曰：善。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
“息”，停止，在此为滞留、不行之义。
这段话是说颈痈病在不同阶段，或在不同患者，可表现为不同的病机特点，或为“痈气之息”即气结不散，或为“气盛血聚”，因而治法有别：一用针刺开散其气，一用砭石外泻其血。
可见，此篇所论病机及治法虽较古朴，但其反映的“同病异治”的精神，与现代基本相同。
《内经》无“异病同治”之说，但在实际论述中，又体现着类似的精神。
如《灵枢·杂病》，对于“喉痹不能言”、“疟不渴，间日而作”及“齿痛，不恶凊饮”等不同病情，治疗均“取足阳明”；
对喉痹而“能言”、疟“渴而日作”、齿痛“恶凊饮”及“聋而痛者”，治疗也均“取手阳明”。
所论虽较粗浅，但其精神与“异病同治”是基本相同的。
看来，《内经》作者对“同病异治”的观察较细致，并做出了理论总结，明确提出了“同病异治”的概念，而对“异病同治”虽有应用，但尚未能做出理论总结。
这种理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同病异治”比较引人注目，观察较易；相对而言，“异病同治”则比较隐晦，察觉较难的缘故。
04
《内经》之后，“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临床应用逐渐普及。
东汉的华佗、张仲景充分运用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治疗思路，并成为中医临床治疗的常规。至于明清，这一治疗思路的应用就更加广泛和成熟。
因此，尽管“‘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固定术语的真正出现是在1955年”，但其作为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思路，在中医学理论创立的初期就已确定下来，并被应用于临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哲学史学家朱伯崑先生指出：“思想的内容总是在先，而后方在理论上的概括”，辨证论治这一治疗思路的发展历史，正是如此。
尽管中医学的治疗思路已经发展到“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却并未排斥“对症治疗”和“辨病治疗”。
其中以“辨证论治”为根本的治疗形式，“对症治疗”和“辨病治疗”是对辨证论治的补充。
在现代医学成为主流的今天，中医临床最常使用的治疗形式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也就是在进行辨证论治时，根据患者的主要痛苦结合“对症治疗”，再结合西医学的诊断进行“辨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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