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广州的东山一带名园林立，有逵园、春园、隅园、简园等……曾见证过广州开始近现代城市建设、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等重要历史时刻。
近年来，在学界多方探寻下，此区间内位于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12号的柏园，被确证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创办旧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在的简园对面即是柏园
因缘际会，今日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竟然与柏园比邻而居，在这里工作的人们由此对这一旧址的保护与研究感受到了别样的责任。
2022年4月18日，该院收到国家文物局批示，正式启动对柏园的修缮保护工程，多方助力之下，目前已取得了若干实质性进展。
连日来，该院专家带领羊城晚报记者，通过实地踏访、爬梳史料，力图连结起这座东山小楼的今昔，一窥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独特位置与风貌。
· 现状：历经百年，
格局大体维持 ·
记者在寻访时看到，柏园有独立院落，院中两棵古树已高过楼顶。以中部伊斯兰风格拱门为界分为东西两座，风格与装饰基本一致。一楼有尖拱券柱廊入口，二三楼从中部楼梯伊斯兰风格拱门进入，民国风格的水泥楼梯和木质扶手保存尚好。
站在小院里仰望高过楼顶的古树 蔡凌 摄
拾梯而上，每层均有独立洗手间和厨房，独立成户，室内仍保留着民国时期花砖地面以及色彩艳丽的满洲窗。经过专家们组织一个多月的清理，室内空间逐渐阔然开朗。
柏园室内还保留有色彩艳丽的满洲窗 蔡凌 摄
每层中部是客厅，客厅左右各有一个大房间，在客厅后面，即扶梯两边分别有四个小房间。
今日柏园东座入口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文物研究院院长曹劲介绍，当时“史语所”租用的是面积较小的柏园东座。历经百年，该建筑格局现还大体维持，但由于缺乏妥善的修缮和日常保养，内部结构也有所改动。
尤其是每层都被分隔成几户，到处杂物堆积，电线网线凌乱，部分墙体和栏杆脱落，文物存在安全隐患。
· 创办：雷厉风行，
翌日入驻柏园 ·
“此研究所本是无中生有，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傅斯年其时正三十而立，意气风发。
1926年，他结束六年的旅欧生活回国，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1928年，他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7年时的傅斯年
就在中山大学语史所并初具规模之时，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请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4年前，孙中山先生离粤北上，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有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之想，此刻终于得以实现。
傅斯年充分发挥了他灵敏的嗅觉和迅捷的行动能力，雷厉风行。他于1928年正月赶到上海，向蔡元培提出“借用在广州之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建议，立刻得到赞同。3月，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三位获聘常务筹备员，服务于后来的中研院史语所。
史语所筹备时期的工作记录
1928年5月，傅斯年在史语所筹备期间发表了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规划本所为八组，包括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学、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物学。
《旨趣》一文更留下了最为时人及后代所津津乐道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响亮口号。这也被后人视作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
接着，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东莞人容肇祖，受傅斯年委托，出面洽租新所址。容肇祖相中了东山柏园，看过现场后写信给傅斯年：“柏园上下三层， 每层二大间四小间 ，但大者太大而小者太小……柏园颉刚兄看过云不太合用，这一宗事，当费踌躇也。”
也就是说，顾颉刚当年对租用柏园颇有不同意见。而这几句描述，也为专家们对照今日柏园的楼层布局来确认史语所旧址提供了证据。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晓斌告诉记者，由于史语所的人员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高度重叠，又暂借中山大学地方办公，两个研究所几乎完全混淆，因此傅斯年认为必须尽快搬出中大。
30年代东山鸟瞰图
从上海回到广州后，傅斯年即召集同人开会，马上拍板第二天就搬进柏园。本来，工作人员草拟的会议记录，写的是“定下星期迁入”，傅斯年亲笔将“下星期”改为“明日”。
1928年10月22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柏园正式成立。据《顾颉刚日记》中记述，由于事出匆忙，史语所一开始连个招牌都没有，直到10月29日，顾颉刚应傅斯年之请，挥毫写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才开始名正言顺。
· 起步：远赴殷墟，
开创现代考古 ·
档案库中，一张泛黄的钢笔字笔录把我们瞬间带回当时柏园的工作场景：
“布置房屋问题：
底下左边作会计庶务办公室及会客室，右边作人类学工作室，二层楼作图书室及研究员工作室，三层楼左边作所长秘书办公室，右边作试验语言学工作室……”
这是中国第一个国立的现代人文学科研究机构，聚集了一批其后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学者。史语所同仁们在殷墟考古发掘、古文字、民俗学、方言调查、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取得辉煌成绩，奠定了中国现代新学术发展的起点。
中国第一本官办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也创办于此。
傅斯年做事雷厉风行，史语所还在筹备，他已经启动了实质性的研究工作。自晚清甲骨首现河南，即引起学界的瞩目与讨论。1928年傅斯年受命组建史语所，随即通过中央研究院把 “殷墟发掘”纳入了工作范围。
1935年颁发的发掘执照
1928年8月，中国古文字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董作宾，就作为史语所筹备处的派遣通信员前往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调查，期间得知了当地小屯村仍有大批甲骨出土。
10月，傅斯年委任董作宾在安阳进行试发掘，发现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最重要的是还获得了关于埋藏地点等重要信息。
1928年10月12日董作宾（ 右三）赴小屯工作留影
许瑞生在《“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年安阳的考古现场虽然在河南，但计划制定却是在广州。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 1928年11月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时，途经广州，即被请去见傅斯年。
两人初次见面，傅斯年开门见山问李济，是否能任正在筹组中的史语所考古组负责人。两人一拍即合，李济开始在广州拟定考古组的工作计划。
当年12月，史语所即增派李济前往主持对殷墟遗址的科学发掘，这至今仍被看作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开出新天。1929年3月，由李济、董作宾主持，在安阳小屯进行第二次发掘。这也是李济首度主持殷墟的考古工作。
在殷墟考古时留影，李济（中）观察，裴文中（左）及王庆昌（右）测量
· 辉煌：大师云集，
多科调查研究 ·
时至今日，史语所已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源头之一。它从1928年3月开始筹备、10月在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直到1929年6月迁往北平，虽在广州为期只有一年左右。
但在这栋东山小楼所筹谋的各项学术大计，汇聚了陈寅恪、陈垣、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顶级学者；在此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首创了“集众研究”模式的先河。
俯瞰柏园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从傅斯年所长亲手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史语所除汇聚了陈寅恪、李济、史禄国、罗常培等专任研究员外，还聘有丁山、刘复、陈垣等兼任研究员，胡适、朱希祖、林语堂、沈兼士、马叔平、顾颉刚、俞大维、容庚、徐炳昶、辛树帜、商承祚等特约研究员，董作宾、余永梁、徐中舒、容肇祖、赵万里等为专任或特约编辑员，以及三位外籍通讯员。
我们在档案库中查找到一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详述了该所1928-1929年所展开的全面工作，其中第三章以“本所在广州时工作情形”为题展开内容。虽只是简纲概述，却仍不难看出史语所开拓中国现代学术的雄心及贡献，远不限于考古学。
杨成志在云南民族调查时拍摄的照片
在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调查方面，史语所开创了由官方学术机构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史语所在广州初创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该所一直与中大语史所合作，由史禄国、杨成志、容肇祖等联合开展云南民族调查。
此间成果最为丰富的是杨成志，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这是西南民族研究的开创之举，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辛树帜，主持广西瑶山调查
生物学家辛树帜先生率队深入广西瑶山进行考察，并受托对瑶民进行民族学的考察，他们白天深入林中采集动植物标本，晚间则向瑶民学习歌谣，标注方音，并收集了大量民俗标本，这是国内学术机构第一次对瑶山开展的系统性调查研究工作。此外，史语所还派出黎光明赴岷江上游进行川康民俗调查。
赵元任、罗常培两位中国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是当时语言组最先聘任的研究员。赵元任在史语所的首项工作即是进行两广方言调查。
《川西民俗调查纪录1929》黎光明、王元辉著
史语所后续曾迁转多地，包括在抗战时期，仍然深入田野持续进行民族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始于广州初创时期的学术传统。
赵元任在1928年底至1929年初获取的两广调查方言资料，在数十年后撰写的文章“中山方言”和“台山语料”中仍然有使用价值。
他在1951年发表的《台山语料序言》中写道：
正是我第一次参加中研院史语所方言调查工作的那年，
那时候我们都在广东，一个方言最丰富的区域，所以第一部调查就是两广方言，
一方面想法子多得点语言的材料，一方面想法子利用向来没有很用过的语言记录跟语言分析的新工具……
我们都想好好地试他一试。那次'田野’工作是以广东跟广西省的粤语之部为范围。
赵元任
这份报告显示，当时史语所正是按照按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预设的八个组开展工作，只是文籍考订组因故未办起来。
报告中还提到：“因南中（国）富于方言民族诸科材料，遂以一部分设于广州；又因史料在北平最富，故别将一部分设于北平。”
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经史语所于广州调度而在北平开展的工作也很突出。例如陈寅恪先生主持史料学组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购及整理、研究，刘复先生主持的民间文艺组对北平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的借钞和研究，陈垣先生主持的敦煌材料组工作等，都令后世学人高山仰止。
·延续：辗转多地，
初心仍系羊城·
史语所在广州只驻留了八个多月，从信件和集刊可以看出，其成立之初就是将广州作为暂居之地的。
在1928年史语所创办时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的封底，标示了“本所所址：广州东山柏园内”，并特别注明“此为暂址后来或须迁京或北平”。
柏园体现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东西两翼入口有爱奥尼柱式双柱组合支撑的门廊和露台
考虑到学术研究、学人聚集及资料资源之便，史语所于1929年6月迁到北平北海静心斋。研究所这次离开柏园，不少参与筹建史语所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人，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相随。
顾颉刚因不愿辞去原教职，最终没有进入新成立的研究所。有的则因学术领域之故，放弃北上。而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南中国，史语所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也都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方向的年轻教师，因而选择留在广州。
如今的广州东山口建筑群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后随时局变化，史语所共历经九次迁徙。1933年3月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1934 年10月迁至南京鸡鸣寺“北极阁”。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史语所又被迫先后一路南迁湖南长沙圣经学校、云南昆明龙头村、四川宜宾李庄镇板栗坳，1946年底随着抗战胜利重新回到南京，1949年迁往台湾。
而这个研究所的所庆纪念日，始终是定在迁入广州东山柏园的那一天：10月22日。
带有伊斯兰风格的拱券门廊 蔡凌 摄
目前，在大陆的史语所旧址，除位于广州的柏园和建筑已消失的上海“小万柳堂”外，均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部分已开辟为纪念场所，供后人参观游览。5月31日上午，许瑞生再次率队赴柏园开展调研，督办此重要文化旧址修缮活化项目的提案。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重要坐标的史语所始创之地，广州柏园正逐渐拂去历史的尘埃，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END
（转载自羊城晚报 作者：朱绍杰 邓琼 文艺 梁喻 任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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