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我才正式上学，直接读二年级，还要与我九岁的弟弟一轮一天。轮到我上学时，我还要背着两岁的妹妹一起去。
父亲是生产队队长，他对我上学就像是对社员安排劳动任务一样。我一上学走，就等于他完成了一项工作。至于我上学连书本铅笔都没有的问题，似乎还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没有书，可以借来晚上看；没有本，可以找来烟盒纸或牛皮纸钉一本。但没有笔，就没有办法了。
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丁金华同学说：“拿一个鸡蛋就可以到萧屯大队代销店换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我听了，心中窃喜——我家母鸡下的蛋收存由我管，偷偷拿走一个鸡蛋是不成问题的。
这天，轮到我上学。吃了早饭，大人们都出工了。我悄悄走到窗台上的两个鸡窝边瞅瞅，一只黄母鸡正在下蛋。不一会儿，一只鸡蛋落下，我赶紧拿到手里，鸡蛋还湿湿的、热热的。趁黄母鸡还没“咯嗒咯嗒”叫，我小心地把鸡蛋装进衣兜里，背起妹妹去学校了。
到了学校，我把偷来的那只鸡蛋放到教室前一条小沟边的南瓜叶下面。坐在教室里，我脑子里一直围绕着这只鸡蛋在转圈儿，心想：“不能按丁金华说的，去萧屯大队代销店换铅笔，因为那里的售货员与我邻村，认识我爹。要是让爹知道了，我还不得挨一顿苦打呀？”
我决定舍近求远，到几公里外的崔庄供销社去用鸡蛋换铅笔。
上午第四节课是体育课，我跟老师说：“妹妹在树底下睡着了，我要背她回家。”老师信以为真，还特意叮嘱我路上不要玩水，直接回家。
我妹妹还不太会说话，看我走的路与平常不一样，就“啊啊”地叫了起来。我一遍遍地哄妹妹说“买糖去，买糖去”，同时把一只手伸进衣兜，用手指来控制着鸡蛋在衣兜里的位置。手指触摸着鸡蛋，我心里就有种踏实的感觉。
我曾两次跟父亲去崔庄卖过鸡蛋，记得是从毛庄往北走。我背着妹妹一直沿着沟边走，小心地走过了一条小河上的石板桥。我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时，终于来到了崔庄供销社。可能临近中午，营业员要替换班回家吃饭，柜台里只有一个“大白脸”女营业员正对门口站着。看我吭哧吭哧地背个小孩儿登上高高的台阶，她把脸扭了过去。
我把妹妹放下，妹妹紧紧地抱着我的腿。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鸡蛋，捧在手里，白白的鸡蛋壳上明显地印上了我手指触摸的印痕。
“我……我想换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
“大白脸”没有接我手里的鸡蛋，她瞟了一眼，又扭过头，说：“脏兮兮的，搁哪儿弄个寡蛋呀？还换带橡皮擦的铅笔！出了门扔远远的。”
“不，不是寡蛋，是今儿上午俺的黄母鸡才嬔的。”
“大白脸”不再理我，走到了柜台的最西头。妹妹看不见柜台里边的人，但她大概听懂了我们的对话，哇的一声哭了。我弯下腰，哄着妹妹，让她看我手中的鸡蛋，说：“买糖，买糖。”妹妹不哭了，我又小心地把鸡蛋装进衣袋，背起妹妹往回走。
不知不觉，我又走到小河上的石板桥上。我摸摸兜里的鸡蛋，把妹妹从背上放下，蹲下来，伸手撩一把清清的河水，给妹妹洗了一下脸，然后又洗掉鸡蛋上的手指印，把鸡蛋放在青石板上晾一晾。
“丁零零……”我听到车铃声，抬头一看，一个穿蓝上衣、口袋里别着钢笔、肩背黄挎包、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要过桥。我赶紧一手拿起鸡蛋，一手揽着妹妹往石桥的边上躲让。
“小孩儿，哪庄的？手里拿个鸡蛋干吗呀？”中年男人扶着自行车，在我跟前停了下来。
“萧屯的。我想拿鸡蛋换一支带橡皮擦的铅笔，营业员说是寡蛋，其实是今儿上午俺的黄母鸡才嬔的。”我打量那中年男人像个干部，就实话实说了。
中年男人拿过我手中的鸡蛋，仔细看了看，说：“是新鲜鸡蛋——咦，我咋看你像萧山水的儿子呀？”
我点点头，心里惶恐起来，妹妹也抓紧了我的手。
“小丫头该饿了吧？给，这是我省下来的白面馍。”中年男人一只手拿着鸡蛋，另一只手从黄挎包里掏出一个圆圆的白面馍递给我。我迟疑着不敢去接。
“接着吧，我认识你爹，萧屯的生产队长，还是劳动模范哩！”
我接过那圆圆的白面馍，放到妹妹的嘴边。妹妹用两只小手按着我拿馍的手，使劲儿咬了一口，一边嚼，一边冲中年男人笑了起来。
“孩子，我姓苏，你叫我苏伯伯吧。这个鸡蛋我要了，但我不白要，我拿钢笔跟你换。”
说着，中年男人取下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塞到我手里。他用那只大手把我的小手和钢笔紧紧地握在一起，说：“好好学习，长大了有出息点儿。来，背着你妹妹上来，坐我的车子，我走大路送你一截儿。”
坐在自行车上，我手里紧紧地攥着苏伯伯给我的钢笔，耳边响起苏伯伯一句句鼓励的话语，我眼里含着泪，心中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毛毛，毛毛——”刚到村北口，我就听见父亲那大嗓门儿在叫我的小名。
苏伯伯停下自行车让我下来，示意我背着妹妹回家。他一边向我挥手，一边掏出那只鸡蛋在空中晃动着……
那晃动鸡蛋的弧线和那慈祥的微笑，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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