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诗选注》到钱钟书的诗

前几年，作协一个写诗的朋友寄给我一本钱钟书著的《宋诗选注》，要我好生研习一下东坡的技法。几年下来，也不曾理出个头绪来，恰好这次留了这个关于钱钟书的作业，也好借题发挥，“小题大做”一番。

既然提到了这本书，自然要从源流说起，简单地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是受命于郑振铎所布置的任务，经过两年的选注工作，于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圈里人”一直评论很好，关注与价值都是必要的。我也是在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宋朝也是有诗的，当然之前也通读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全宋词》，里面的有些作品，从格式来看神似于诗，那时便有一些怀疑，狭义的以为宋朝也应该是有唐诗的遗存的。读了《宋诗选注》后，这种认知得到了一种切实的认证。

读书是要从序言开始的，关于《宋诗选注》的序，在我之前搜集的资料里，一直的被认为是钱钟书多年潜心研究宋诗心得、经验的汇总。有些学者更是就其序中对于宋诗缺点的批评指出钱钟书虽然做了宋诗选住这一工作，但是对于宋诗是持否定态度的。就其整篇序言而言，是“是以否定的态度提出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宋诗创作特征的基本方面。”可是钱钟书说过：“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既然选了，就说明宋诗还是好的。但是，钱钟书还是说过：“但是选了宋诗，并不代表它是极好的，无双第一。”这句话倒是在理，毕竟宋朝已经不再是唐朝或是周楚，诗的氛围已经远去了，繁荣的市井以及相对平衡的经济帝国的政治倾向，也已不再适应诗歌的存在。相比与唐诗，可以称雄的只能是宋词，而宋诗也只能是相形见绌的苟延残喘。

初中生的教育里总会出现这么一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我要说的是还有一句叫“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肯定黑。”而这前一句用在宋人对于诗歌的创作上恰到好处。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诗歌到了唐朝，无论是风格、体例、规矩、情感都已发展至极。而宋朝紧随其后，面对如此的好榜样，学还是不学？怎么学？钱钟书说：“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到这样一个好榜样，宋人写诗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我倒是突然想起之前看过的老本《全明诗》，终于理解了看不到宋诗的明人，说“唐诗”不像唐诗。当然也理解明诗的粗制滥造还有清诗的浅陋鄙薄。在我看来任何朝代“复古”出来的再造品，都是值得被批判的，因为模仿只有死路一条，更何况是自以为是的模仿。说句不相干的，我倒是觉得民国的老儒们“民国体”是继唐末---前宋诗的有一个辉煌。

相较于“圈里人”普遍的把唐诗按照历史年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受高晓松的影响，我是不喜欢用政治的朝代观念来衡量文学创作的。上一段我提到了“前宋诗”，这是我在读完《全宋词》后给宋代主流文学划分的界线。相比于大多数人习惯的用作品的风格、派别来划分，我的“三分法”既分为：“前宋诗”、“宋诗”、“宋末诗”，可能显得有些拙劣却又不失时宜。明人大多数对于宋诗的效唐而流于宋大多集中于“宋诗”阶段，这一阶段的宋诗体现了宋朝诗歌的整体状态及当时代的最高水准，之后的“宋末诗”中以救国图存一派大多模仿至此。整个《全明诗》过半数的篇目类似于此，本想高仿唐人的怀古出塞，不想语落俗套，冗长成了“宋末诗”。

“圈里人”对于《宋诗选注》的评价与诗注是非常肯定的，从书中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钱钟书对于此种刊发的认同。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对于古本的二手回顾这与吸二手烟的原理是一样的。一提到“选”，就像香烟的过滤嘴，那便很自然的挑肥拣瘦了一番；一旦提到“注”，就像吸一手烟的肺子，吐出来的不仅有余烟袅袅，还会自然的带有内部结构日积月累的气息。钱钟书对于书中所提到的诗人及作品做出了比较含糊的评价，当然其中不乏足够的肯定，也对很多诗人提出了建议性的批判，例如他既肯定了梅尧臣创作的的“平淡”风格，又对这种风格的索然无味进行了批判；他肯定了陆游诗中的“别开生面的地方”，同时也否定了陆游对前人的摘抄与高仿；而对于东坡，钱钟书在指出其铺排古典成语的毛病的同时，又大赞了其写作上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等等。虽做一家之言，不免有兴亡之趣呀！

钱钟书对于宋诗的选择也可以理解为剑走偏锋，当然这也是《宋诗选注》的一大特点。兰大康思凝在其论文中就钱钟书的选诗标准进行了概括，她认为有六个标准，既：押韵的文章不选、学问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的照仿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旧货充新的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均匀的补选、当时传送但现在不流行的不选。一看这六条涵盖了多少文人雅作，当然像我们平时乐道的一些大家，例如东坡、王安石、范仲淹、陆游、鹏举、文天祥等等的某些高大上的作品直接就被淘汰了。

提到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不得不要提到清人陈衍的《宋诗精华录》。在相似的认知基础上，较于钱钟书，陈衍并没有太多的挑剔，在所录诗人与所载诗作这两个方面，陈衍都远多于钱钟书。在选诗方面，未必都是精华，但他重视公众的认知度，有“唯接地气儿是举”的态度。其独特之处在于分列有“句”一栏，陈衍摘选名言佳句，相当于老师上课给画的重点，正可谓:“其利在不漏菁华，弊在未免割裂”。当然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各种图书而言，陈衍更适合给名人出个经典语录集什么的。如果让我来评价这两本书孰优孰劣，且取一本来读的话，我还是建议读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毕竟这是白话的。

相比于对宋诗的研究与考量，作为经历了完整民国教育与思潮碰撞的新人的钱钟书也有着自己的诗歌创作的方式。相较于那些喜欢起名字的文学家如：柳永、东坡等来看，钱钟书对于给诗歌命名看似比较头疼，当然也有类似于梅尧臣的平淡。在读了钱钟书的《钱钟书诗词全集》后，发现其大部分的诗作都会用到这几个惯用名，如：生日、代拟无题七首、赴鄂道中、还乡杂诗、将归、答叔子等，而且无限制的重复多用。诗歌以七律为主旋律，每首诗的写作套路是这样的：首联写景，颔联抒情，颈联省身，尾联感怀。例如《夜坐》吟风丛竹有清音，如诉昏灯掩抑心。将欲梦谁今夜永，偏教囚我万山深。迮飞不着诗徒作，镊白多方老渐侵。便付酣眠容鼠啮，独醒自古最难任。这首诗的格式可以被看作是钱钟书诗歌的主流。大多情况下，民国大儒们对于古诗的写作有一个渐变的构成，特别是在格式上，毕竟诗歌的内容已经在唐朝达到极致，后人只是也只能是旧瓶装新酒似的模仿。格式上的渐变可以体现在平仄、押韵的考究上，由于诸多原因的综合，包括诗歌体裁的演变、古音的遗失、方言区的变更、民族性的综合等，特别是中西文化的酸碱综合把中国诗歌强制的剥离到“复古”或是“考古”的边缘，巧妙的与西洋的新诗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古不古、洋不洋的“民国体”诗歌。当然“民国体”广含当时所具有的文学创作的各种文体，诗歌只是其中的一种，且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

在广泛的阅读了解“圈里人”对于钱钟书诗歌的评价之后，总言之归于两类，说他好的，是比较于“民国体”的其他的大儒，相比之下，钱钟书拘于古道，却不失新意。正像其在《宋诗选注》中对宋诗中肯的评价那样，适当的发扬了宋诗的学而仿，独辟蹊径有创新的特点；说他不好的，是基于对清诗的眷恋，来数落钱钟书的诗歌效法明诗。当然这种人的观点压根儿就是旁门左道，因为钱钟书习宋而非明。

从《宋诗选注》到钱钟书的诗，我认为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渐进的过程。如果说钱钟书的诗歌源于唐诗，对他影响最大的绝对是宋诗。任何一个通读过《宋诗选注》的人都会有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