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作品艺术特色
白蕉初学二王不得法门，后来得到了《丧乱》、《二谢》等唐人摹本，稍得规模。他16岁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结识了徐悲鸿，在徐氏的帮助下，白蕉更加刻苦，选用《阁帖》中王字放大至盈尺见方，经常通宵达旦地苦练。继而能够挥洒自如，秀雅萧散，刚健中不乏婀娜，颇得二王的神韵。1938年，为了捐款抗日，他和邓散木合办了一个“杯水书画展”，初露头角就受到欢迎，开始鬻书自给。1940年，在上海首次举办了个人书法展，一时好评如潮。当时王蘧常作诗赞颂道：“三十书名动海陬，钟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
除了直接师法二王，白蕉对于历代二王体系的大家，诸如唐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五代杨凝式，宋代的米芾，明代的董其昌、王宠等等，都悉心观摹，汲取营养。在白蕉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虞世南的笔致圆融冲和及外柔内刚；褚遂良的丰采流丽，韵致婉逸；陆柬之的飘逸流畅；也可以领略到董其昌率意中得秀色，分行布白的流宕洒脱；还有王宠疏宕逸笔的沉静。这些感受若隐若现，在似与不似之间，能意会而难言表。
白蕉的行草，笔法精到，气息醇正，为近现代王体书风的典范，他的书法无论具体点画，还是整体布局，都显现出深厚的功力和精湛的技巧。点画圆转润朗，舒展大方，结体疏密有致，匀称妥贴。刚柔并济，外观柔美，内现力度；润枯合宜，润而不肥，枯而不燥；稳险得体，稳得脱俗，险不怪诞。通篇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息。正如沙孟海的评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在一般人眼里，白蕉死守帖学，是排斥尊碑的。有人找出了白蕉的一段话：“我们决不能因为有碑学和帖学的派别而可以入主出奴，而可以一笔抹杀。六代乱离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生毛桃，包（世臣）、康（有为）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其实这只能表明白蕉对包、康二人扬碑抑帖的反对。其实在碑与帖的问题上，白蕉的认识是十分中肯的。他认为有清以来尊碑派与尊帖派两者相互攻讦，实在毫无意义。他说：“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沉着、端厚而重点画，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潇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因此，白蕉在书法实践中，并非一味临帖，他也学碑，吸收碑刻中的滋养。在柳亚子纪念馆有白蕉作于戊子（1948年）正月的一幅手迹，好多书法爱好者乍一见，都很惊讶，怎么，白蕉还有这样的手迹？一点不错，白蕉这件书作脱胎于《张猛龙碑》，也有着欧阳询参以隶法的影子。这于白蕉可能是偶弄狡狯，但至少也见得他以帖为能事的同时，并非不见其余。况其还曾通过姚筘雏专门求得于右任墨宝，并对于氏书有“大气流转”的佳评，而于氏固近代碑学大家。杜甫有诗“不薄今人爱古人”，套用一句，白蕉或可谓“不薄魏碑爱晋帖”吧。
至于白蕉的诗，则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正如他“要为苍生作细论”的诗句，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所作诗大都缘事而发，关乎国计民生。与那些为赋新诗强说愁，咏风弄月、玩弄词藻者高下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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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期的白蕉
约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五七年秋季摄于上海中国画院
与夫人约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一九六一年摄于上海中国画院
一九六五年五月与金学仪女士携小儿子何平在上海公费医院（今华东医院）病室外阳台上
一九六五年秋摄于病房内，这是最后一次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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