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农业税，血泪消亡史

农业税的前世今生

明朝末年的一位官员，在面对因税赋过重、揭竿而起的农民军时，说出了“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这句话，意思是“你不老老实实当饿死鬼，竟然还敢螳臂当车来造反”。

以今天的视角来听这句话简直是十恶不赦，但是封建时期的农民在官员眼里还真不过只是个纳税耗材而已，干得动就交税，干不动就主动饿死好让朝廷省心，双方矛盾点归根结底在于一个“税”字。

在中国古代，一般有两种税收思路，一种是代表着小农经济思维的人头税和劳动税，另一种是代表着商品经济思维的资产税和经营税。

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王覆灭更迭的不断重复罢了。

这句话是有它的道理的，中国虽然有五千年历史，但是从秦统一六国开始一直到清朝覆灭，建立在小农经济税收之上的皇权集中制度，始终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性改变。

无数人都试图推动税收向着商品经济思路转型，但是鲜有成功者，所以古代中国文明也被牢牢压制在“重农抑商”的枷锁里迟迟等不到升级，而“重农抑商”其实也正是两种税收逻辑冲突的结果。

表面上看打压商业是因为商人既不事生产，还会虹吸务农人口最终会导致粮食产量不足，而本质上则是由于商人大多居无定所，且商业活动复杂多样，使得古代征商业税的成本极高。

反观农业，典型的不动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税基稳定，征收成本低廉，所以中国长期以来都把农业作为课税的重点对象，但所谓的“重农”重视的也并不是农民，而是农业带来的税收。

拿着最低的回报干着最累的活交着最重的税，因此中国古代农民一直在“逆来顺受”和“忍无可忍”之间不断切换。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主要的农业税改革，每一次改革不仅都伴随着血与泪，更是小农经济思维和商品经济思维的显化冲突。

第一次的改革出现在明朝中期，当时明朝第一权臣张居正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文官集团加地主乡绅势力，主导推行给农民减负的“一条鞭法”，结果是张居正死后被利益集团挖坟掘尸，彻底清算。

第二次改革是清朝雍正皇帝耗费一生强行推开的，号称“一条鞭法升级版”的“摊丁入亩”，为了推行这个政策雍正杀的是人头滚滚，而自己更是日夜批复奏折最后被活活累死。

前两次一次失败一次勉强成功，直到第三次改革，借助土改、改革开放和加入WTO的三个千年级别历史机遇带来的动能，中国在2006年彻底取消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商品经济终于得以上位。

古代皇帝和权臣不都是说一不二，怎么偏偏改个税制这么难？我们先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海瑞曾经给过张居正一句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意思是说张居正这个人一门心思想着替国家做改革做规划，但是实在是太不会给自己谋划身前身后名了。

明朝中期，寒门出身的张居正大权在握又身负三朝元老名号，决定力推农业税改革，然而死后被满门抄家，妻子被毁去面容，长子更是不堪受辱选择自杀。

张居正干了什么惹人这么恨他，最主要的就是把那个号称给明朝硬续了六十年国祚的“一条鞭法”推向全国。

明朝中期开始，土地高度集中，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而官绅们也纷纷效仿，大肆兼并土地，农民不断失去生产资料，但是农民的税负却并没有减少。

只要地方志显示这片田过去属于你家祖上，哪怕现在这片地不是你的了，田赋还是得你来交。农民为了逃避这种不公平的赋税开始四处流亡，变成流民甚至演化成流寇，而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因此快速下降。“一条鞭法”其中重要的一项革新正是“田赋的课税对象由人改为田产”，实际上也就是把劳动税改为资产税。

这很类似于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房产税”，房产多就多交税，没房就不交税，增加富有阶级持有财富的成本，而一条鞭法本质上也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防止小部分人掌握绝大部分资产。

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还推行“货币化纳税”，这也是为了降低农民隐形开支。

从秦朝开始，农民缴税都是需要带着粮食或者制成品去固定的站点进行当面点清的，而粮食在古代是按照容积来统计的，为了能多从农民身上榨油水，当时在官方收粮站点会专门坐着一个擅长腿法的小吏，每当测量容器装满之后就会过去不断踢打，为的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粮食压实在容器里，达到多收税的目的。

而且在这个踢打的过程中，洒出来的粮食农民还是不能带走的，这一部分被称之为“耗余”，是地方重要的灰色收入来源之一。

而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田赋、徭役甚至是杂税都要改成现银交易，货币的出现抹除了实物交易中可能存在的绝大部分损耗，给农民又卸下了一些负担。

这个举动后世比较有争议，但是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确实是有短期利处的。官府征税拿到现银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市场上按需采买物资，相当于给予了政府向市场主动注入流动性的权力，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说张居正的新政已经体现出了商品经济思路的雏形，他的打算是增加底层可支配收入，同时倒逼富人把财富拿回社会中重新流通，然后再用货币化的高效方式大幅提高经济扩张速度。

社会财富增速上来了之后自然就会弥合一些社会矛盾，再辅以政府拉动内需的办法，如果能做成的话明朝就还有得救。

但是张居正思路太过超前，而且所推行的政策已经不仅仅是触碰他人利益那么简单了，根本就是从利益阶层嘴里抢吃的，当时之所以能够推行，完全是靠着张居正一手遮天的权势暂时压制住了所有的反对声音。

所以一条鞭法随着张居正的过世也迅速地人亡政息，地主阶级卷土重来。讽刺的是，明朝最后说白了就是收不上税穷死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发军饷所以就只能继续剥削农民，而农业税负越高流民就越多，流民多了农业税就更收不足额了，随着李自成的起义军部队也越发庞大，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接过张居正遗志并加以升级改进的人是清朝皇帝雍正，他一继位就开始推行号称“一条鞭法升级版”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永不加赋”政策。

“火耗”就是明朝时期所说的“耗余”，虽然后来缴税改为了使用银币这个政策并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地方政府以“融化碎银铸成官银过程中加热材料使用费和银子的损耗”作为理由，给“耗余”换了个新名字继续从老百姓身上刮油水，属于换汤不换药。

雍正的新政就是宣布从此之后，国家作为征税者主动替大家承担这部分损耗支出。

而所谓“丁”指的是“丁赋”也就是“农户人头税”，雍正在重启张居正死后被废止的“税跟田走”的基础上，把过去需要单独征收的人头税也融合到土地税这个资产税里面去了，等于是把生产资料的多寡和纳税的多少真正做到了匹配，最大程度防止地主通过瞒报人口来避税，这已经很接近现代商品经济框架下的税务思路了。

同时雍正还规定，土地拥有者不再需要因为人口增长而多缴税，等于永久锁定了税基，如此一来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可以通过多生多干最终实现多得，而不必担心被不断增长的人头税榨干。

用今天的话概括就是“交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完全就是商品经济环境下的税收策略。雍正的改革直接激发了老百姓的垦荒热情，人口和可耕地面积都因此迎来了快速增长。

雍正皇帝推行这样的改革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相反阻力相当之大，摊丁入亩极大的影响到了地主、官员、士绅和勋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百般阻挠。

面对这样的情况雍正只能用屠刀开路，最终还是靠着绝对的皇权确保了新政的推行，不过他自己也被冠以了“抄家皇帝”的恶名，在他死后关于他的恶评层出不穷。

甚至直到今天的电视剧里雍正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以无情、冷酷的负面形象出现，连他的儿子“十全老人”乾隆都不敢全盘接手雍正的新政，在小农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大地主和勋贵们的游说和恐吓之下被迫取消了一部分雍正的改革政策。

新中国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经历了土改，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劳动人民，但是刚开始的税收结构依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从1949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民贡献的农业税和人头税一直都是推动工业化建设的主要来源。

1949年至2000年的五十余年里，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这都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的。

除了要比城里人多缴税多纳粮以外，赚的还比城里人少，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粮食的定价体制，仍然采取国家调控与市场供求相结合的方式，这导致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落后于农资等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当然，“剪刀差”并不是中国特有，它是全世界每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和必经阶段。英国的圈地运动，西班牙的殖民掠夺，本质上也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牺牲某些人的利益，来获得工业化初期的资本。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中国其实已经度过了工业化早期阶段，剪刀差应该逐渐取消了，但是不巧的是1985年开始的“财政承包制度”让地方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又有了继续提高农民负担的动力，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收入大幅减少的地方政府更是不得不继续从农民身上“想办法”，农村基层各种乱收费层出不穷，比如“三提五统”。

“三提”指的是农户上交给村级行政单位的三种提留费，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村干部管理费；

“五统”指的是农民上交给乡镇一级政府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这些开支城里人可能完全都没听说过。

中国农民所承受的压力最终在90年代集中爆发出来了，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讨论农业税的收取问题。

复旦大学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一书中写道：2000年初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直接写信，信中的一句话更是轰动全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国税总局原副局长从国家角度出发给农业税投下了明确的反对票，他说：“农业税由于多种原因起先设计的时没并有考虑成本，收1元钱的税有时候会付出5毛钱甚至是8毛钱的成本。

比如北京的农业税收约8000万，征收的直接成本就有6000万，早就没有什么征收的价值了。

”尤其是再考虑到当时第二三产业已经占到了GDP总份额的80%以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下降到了较低水平，相应的农业税收也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顶着如此高的征收成本却带不来有效收益的农业税，就越发显得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2000年3月2日，国务院果断发布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正式在江西开始了第一个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

3年后，国务院再次发布通知，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进一步推广。到200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1月1日，在中国有着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一次，小农经济语境下的农业税之所以没能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对商品经济税产生彻底的绞杀，反而是后者轻轻松松对农业税完成了反杀，是因为新中国在当时攒到了一把王炸，准确的说是三个历史级别的重大机遇。

首先是在建国之初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改的时候已经完全把寄生在农业上的食利阶层彻底清除掉了，并且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只向公众开放了承包经营权，用来防止曾经的土地兼并再次发生。

这样一来，过去几千年里商品经济税落地的最大阻力——农业地主阶级，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第二个机遇是中国决定解放思想，拥抱商品经济，走向改革开放之路，对于商业行为和商业思维的污名化活动被迅速地从生活中剔除出去。

一系列试点工程和项目的展开，不断证明着商业繁荣带来税收繁荣的可能性，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国官方口中有了比小农经济更高的待遇。

第三个就是2001年年底中国成功加入WTO世贸组织，加入了国际商品经济大循环的中国爆发出了更加巨大的能量，商品经济带来的利税规模也已经远远的把农业税甩在了身后，农业税收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已经微乎其微，尤其是再考虑到征收农业税背后巨大的成本，从国家角度来看农业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我们几千年来第一次成功突破了小农经济思维下“重农抑商”的本能思考与思维惯性，在铲除了既得利益集团50多年后中国从官方到百姓终于获得了拥抱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能力。然而拥抱商业经济只是个开始，真正的难点在于维持，在于随时提防开改革开放倒车的思维。

虽然维护小农思维的地主阶级早已消亡，但是它们所留下的认知惯性依然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随时准备着反扑。西方人他们从几百年前就搞商品经济这一套，早就习惯了，所以根本没有倒退的担忧，但是我们有，而且还很重。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经商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行诈”，因为赚差价有悖于儒家礼法，而且商人居无定所相比于农民难以管理，所以商人几千年来都是被文人和官员共同鄙视的存在。

汉朝时期，商人不能穿丝织品衣物也不能做官；晋朝规定商人必须穿一黑一白两色鞋，用来专门羞辱商人；哪怕是唐宋明这种商业气息比较浓厚的朝代，对于商人的限制依然很多，不能穿什么颜色的服装，不能出入哪些场合等等，都有着明文规定。

这一切都是源于小农经济下对于自由商品经济本能的鄙视和唾弃，因为亚洲农业文明不像西方海盗殖民文明，饿肚子了出去抢一把就行。

在小农经济思维看来，中国要是都去经商、没人耕作，全国就要一起饿肚子，所以社会整体性地厌恶除了农业生产之外的一切行为，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的，商业繁荣会反哺科技，科技就会促进粮食产量，不过这都是后话。几千年下来，我们最终达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共识，而商人被排在了士农工商里的最后一名。

这样的心态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依然根深蒂固的扎根在我们不少人心中。

我们总是要求商人展示完美人格，否则就转而成为唾弃和抨击他们的工具，这其实就是小农思维和商品思维杂糅在一起的一种异化思维，是一种亚洲所有受儒家文化影响国家都存在的现象。

比如，我们常常听到诸如“将军坟前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这些带有冷嘲热讽的评论，来贬低一些不从事生产的文娱行业，甚至于抵触娱乐行业的发展。

这说明了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没能摆脱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认知惯性，还是在有意无意的根据几千年前的所谓上下九流排名，来随意打击商业活动的生存环境。

“戏子”也是商品经济，而且还是附加值不低的商品经济。比如美国迪士尼公司，它一年的收入就接近6000亿人民币，而作为贵州全省的纳税主力茅台的年收入也不过1300亿。

迪士尼单是缴税金额就是天文数字，如果迪士尼开在中国，把税交给中国，那这些钱就可以像农业税一样被拿去搞发展搞基建、补贴农民和造福民生。

更别提还能进行全球文化输出甚至舆论宣传，就像美国好莱坞电影所做的一样，英雄都是美国人，坏人都是外国人，当年中国的一部《十面埋伏》顶了不知道多少个孔子学院的效果。

但是我们在做什么呢，当初李小龙让几代外国人了解了中国功夫，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人在批判说李小龙不会真功夫只是个被吹上天的演员。

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农思维不断的要求所有人要拥有完美人格，否则最终都难逃污名化的归宿，因为小农思维从不看可能带来的利益。

最典型的就是网络游戏产业，它曾经在不少国人口中是堪比电子鸦片的东西，而今天我们才意识到，当年西方对于游戏画质的追求，最终竟然成了人工智能大脑GPU诞生和壮大的温床。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当初满口正能量去抵制的那些人，和清朝末年满嘴“西洋玩意儿不过奇技淫巧，中国还是要看重礼法”的守旧大臣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思维决定了认知上限，意识不到烧开水顶开的壶盖最后可以推着火车跑、可以顶着火箭飞。

好好学习才能成材，成材了才能去帮助社会发展，所以为了最终的结果在最开始就必须戒掉干扰因素去专心学习，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朴素认知，结果主导行为。

这很符合农耕文明的思想，要想有个好收成就得从春天开始努力；国家要想财政充盈就得收税，而农民最好收税，至于商人这个干扰因素就需要时时打压、贬低，好让大家绝了经商的想法都去老老实实种地交税。

这种保守的小农经济思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贸易时代，给我国的商品经济带来的隐藏危害极大，不过这也让我们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以及取消农业税等改革的重大挑战和现实意义。

商人不是圣人，我们不能再用小农经济的视角去要求所有人。确实，商人天性是贪婪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就是限制他们贪婪的工具，商人如果肆意作乱，那不应该怪罪商人而是应该反思立法的进步空间。

政府只需划好监管红线，剩下的舞台全部交给企业去发挥，对于金钱的渴望会自发驱动商人去追逐利润然后转变成为税款进入国库，所以经商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只要能够替国家财政赚钱就行，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而不能一听到蝈蝈叫就吓得不敢种庄稼了。

小时候我们都会嘲笑《刻舟求剑》里面那个对着刻痕找剑的人，长大了我们发现，单单是不要用有色眼镜、用原罪论看待合法商人，就已经花费了我们两千年时间。

因为现实和意识等种种原因，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上千年小农经济思维深入骨髓的国家，废除农业税无比艰难。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新时代，总有一种错觉认为商品经济占据主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也不过短短45年，而一条鞭法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就持续了51年时间，改革看起来也是木已成舟，但是张居正死后一生心血付诸东流。

如果从取消农业税算起来到今天，只有17年而已，很多人心中仍然有小农经济的心魔，“开历史的倒车”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万幸21世纪初的中国怀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可以说以最快的速度永远把农业税封印了起来，而这也证明了我们坚定继续扩大开放、维护商品经济市场繁荣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