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

李普曼于1922年撰写出版了后来被誉为舆论学开山之作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环境”理论。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为“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身外世界”的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脑海图景”中的虚拟环境。    

一、“媒介环境”的生成

　　

　　“媒介环境”，也称“拟态环境”、“虚拟环境”、“信息环境”，是处于人与现实环境之间的一个“中介物”，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在与自然环境相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人类时刻处于信息传播的环境之中，信息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信息传播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没有信息传播活动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人类的信息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的情形。人类的传播水平决定于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发展是人类传播能力发展变化的直接表现，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类传播的方式和结构，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传播媒介的制约，人们的交往范围和规模十分有限，人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以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获取的“第一手的直接信息”为基础，人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简约而单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世界面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随着资本的输出，国际贸易的发展，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市场，人类的视野迅速扩大，所处的环境日益广阔而且复杂，交往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显然，这一广阔、复杂的客观环境，已远远超出人类自然感知的范围，单凭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已远不能达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人类呼唤着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的出现。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传播能力和传播范围。正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面对面的交谈是五官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广播是耳朵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同时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播媒介不断发展，人的五官也得以不断延伸和扩展，“千里眼”、“顺风耳”已成为不足为奇的传播现实。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大众传播是通过媒介组织向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大规模地传播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运用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的传播符号，诸如语言、文字、音乐、音响、图片、影像等，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讯息向受众进行信息传播。受系统内部组织机构、运行规律以及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都纳入自己的传播范围，对客观世界作“全息”式地反映，而是有选择地进行传播，有选择必然有倾向；即使对选择来的事实，传播者也不可能是纯机械式的反映，不可能是“镜映”，而是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渗透着自己的主观倾向。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环境并不等同于客观的“现实环境”，而是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媒介环境”，或称之为“虚拟环境”、“拟态环境”、“信息环境”。同时，客观世界十分广阔，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人们无法逐一了解、感知或亲身体验，必须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这样，在大众传播时代，人类与客观环境之间不再是直接的认知关系，而是插入了大众传播媒介这样一个“中介物”，单凭自然感知获取“第一手直接信息”来认知世界、协调环境已不可能，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媒介环境”。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

　　最早对“媒介环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1920年代初，李普曼与同事一同研究了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有关苏维埃的报道。在当时的美国，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国际事物方面最权威、最可信的文章。但是，李普曼等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有关俄国情况不是实际所发生的新闻，而是人们期望看到的新闻。”#也就是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苏维埃的报道，并不是苏维埃当时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是有选择、有偏见甚至是道听途说的歪曲性报道。基于这一研究，李普曼于1922年撰写出版了后来被誉为舆论学开山之作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环境”理论。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为“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按照李普曼的观点，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身外世界”的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脑海图景”中的虚拟环境。现实环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虚拟环境则是渗透了人的意识，被人所体验过的主观世界。李普曼认为，我们的“身外世界”，即现实环境越来越广阔、复杂而又稍纵即逝，人们已很难直接地去亲身体验它、理解它，现实环境已成为“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环境。人类要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行动，必须将其重新建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即通过各种大众传媒去了解现实。这样，人类行动所依据的不再是客观环境及其变化，而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再现”的“媒介环境”。要得到关于现实环境的真实图景是枉费心机，人们只是生活在“脑海图景”中，而这个“脑海图景”是由大众传播媒介为我们创造出来的“虚拟环境”，是被大众传播媒介解释过的环境，而并非现实环境本身。也就是说，在人类与现实世界之间插入了一个由传播媒介创造的虚拟的“媒介环境”。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大家都直接接触消息，而不是接触我们看不到的外界环境”。$

　　

　　二、大众对媒介环境的依赖与负面功能的产生

　　

　　可以这样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现实环境”和“媒介环境”之间充当“中介”角色，反映了传播媒介对社会发生功用的内在机制。媒介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监视环境，即持续不断地、及时地注视环境的变化，向社会公众报道新闻、提供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媒介履行监视环境功能的基本途径就是为受众塑造“媒介环境”。正如美国传播学者德弗勒所指出的：“传播媒介能产生强大的效果，是因为它发出的信息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世界观；人们根据媒介提供的‘参考架构’来阐释社会现象与现实。”%然而，可悲或危险的是，在媒介化的社会里，人类已习惯于在“媒介环境”或“信息环境”中生活，甚至已习惯于把“媒介环境”视为“现实环境”。这种对媒介的依赖性往往导致人类认知的偏差，甚至造成悲剧性的后果。由于媒介选择和报道事实的倾向性，导致“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存在距离，或“媒介环境”有意无意地成为了“歪曲环境”，人们以此作为“现实环境”而采取实际行动，悲剧就在所难免。例如，“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大肆鼓动，宣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让数以万计的热血民众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战争的牺牲品。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再现”客观世界的“媒介环境”，应视为大众传媒的一种“隐性”的负面功能，其社会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1968年，他在李普曼“两个环境”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他指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适应环境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

　　总之，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塑造”“媒介环境”的功能，这一功能体现了大众传播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内在机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互动方式。在传统社会，人际传播是主体，人类对环境的认知建立在以亲身感知获取的“第一手信息资料”的基础上，人与环境的交往表现为“直接互动”。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在延伸了人的感知功能的同时，也“间接化”了人与环境的交往。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插入”，人与环境的关系演变为“间接互动”。借助大众传媒，人类极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但付出了不得不极大地依赖大众传媒作为认知客观世界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众传播时代，人类的视野是一种“虚拟”的视野，人类所认知的环境是一种“拟态”的环境；加之“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趋势，人类往往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媒介负面功能的发现及其内在机理

　　

　　大众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一直是传播学和社会学十分关注的领域。西方传播学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的负面功能研究最为系统，最具影响力。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发表了《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为》一文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他们认为，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助长“社会顺从主义”，削弱公众的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2.降低大众的审美鉴赏力和文化水平。

　　3.大众媒介剥夺了人们的闲暇时间。

　　4.麻醉人的精神。

　　除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外，其他传播学者也对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大众传播使人产生冷漠心理。

　　2.导致人们的隔离。

　　3.导致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

　　4.凶杀、暴力和色情泛滥。

　　笔者认为，从“两个环境”理论和“刻板印象”理论更便于我们理解媒介负面功能形成的内在机理。

　　如前所述，李普曼的“两个环境”理论着力于阐述“媒介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差异，论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意义构成功能”。由于“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趋向，人们往往将“媒介环境”视为“现实环境”，由认知误差导致的行为误差在所难免。因此，从整体上看，大众传播媒介的“意义构成功能”和“塑造媒介环境的功能”可以纳入“负面功能”的范畴；同时，由于媒介的这一功能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说明、解释，受众“从所读到、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发展出对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及共认的意义构想”，其产生作用的方式往往表现为比较隐秘、似有若无、潜移默化，因此，也被视为“隐性功能”。

　　应该说，“两个环境”理论是从宏观的角度揭示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为我们整体把握媒介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媒介对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提供了总体思路。

　　“刻板印象”（stereotype，亦译为“定型”或“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一种与其所代表的真实情况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固定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另一群体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刻板印象是人们通过对范畴中个体的各种特征的观察并经过抽象形成的，这种抽象表现为当人们想到一个范畴的成员时，通常所想到的是该范畴的典型样例。例如，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人眼中，德国人“有科学头脑”、犹太人“精明”、黑人“迷信”、“懒惰”。这就是美国人对另一（国家）群体成员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即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某种认知模式和固定看法，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很难随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刻板印象是对认识客体的一种简单化的固定印象，有助于加速信息处理过程，以应付复杂的信息环境，这是其积极的一面；然而，由于刻板印象往往表现为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因此，其消极作用更为突出。

　　刻板印象的形成，有多种渠道。在“媒介化”的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间接形成刻板印象的最重要的途径。人们通过接受媒介内容中对各种社会群体的描述，形成对各社会群体简单、固定、概括的看法，即刻板印象。媒介形成刻板印象，其根源在于媒介具有塑造“媒介环境”和“意义构成”的功能，在于人们认知过程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趋向。

　　媒介中的刻板印象，其突出的社会负面影响往往集中表现在民族、性别、宗教、年龄等方面。它既是各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如性别歧视、老年人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残疾人歧视、同性恋歧视等）的传播渠道，也是这些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得以形成的重要途径。这使得媒介中的刻板印象成为一个广泛涉及伦理、道德、人权、政治等领域的问题，成为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一直十分关注的重点课题，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在性别方面，媒介中男性出现的几率远大于女性，且女性多是柔弱、迷人、性感、情绪化的依赖男人的角色，而男性则多是具有坚强、勇敢、智慧、理性等特征的重要的社会角色。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大多数国家的印刷和电子媒体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以平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当今世界中的不同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贡献；传播传统的女性定性角色；制作暴力和有辱人格的色情产品；将妇女身体商业化等。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从男权中心文化的立场来塑造女性形象，是一种性别歧视，因此，促进媒体传播非刻板印象的性别角色，就成为国际社会促进性别平等的战略目标之一。)

　　在种族（国家）方面，媒介对刻板印象的形成作用非常显著。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美国佩恩研究就着重分析了电影对年轻人的社会态度的影响。一项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在观看肯定中国人的影片《神之子》之后，持亲华态度的百分比显著提高了；在观看一部否定黑人的影片《国家的诞生》后，被试对黑人持肯定态度的比例显著降低。1970年代一项针对英国、联邦德国、匈牙利和加拿大青少年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的调查显示，青少年对外国人的印象主要来自电视，而且充满了刻板印象。例如，加拿大青少年认为美国气候温暖，生活充满了乐趣；苏联爱好战争；德国人是纳粹；非洲人住在茅棚里；墨西哥人很懒惰；中国人口众多并且爱好打仗等。研究者指出，这些观点非常片面，而且早已过时。*学术界一直非常关注对非白人种族的刻板印象的研究。一项美国学者1980年代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的娱乐节目中，普遍存在着对非白人群体的刻板印象化处理，表现为过分简单化，把白人作为较理想人群的参考点。例如，把美洲印第安人描写成原始和野蛮、亚裔美国人腐败和强暴、拉丁美洲人暴躁和懒惰等、非洲裔美国人偷懒无能和易受惊吓等等。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还显示：在电视中出现的比例低于人口普查数据、与白人相比更经常性地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卷入犯罪行为、年龄较白人低、权威性较白人差等。+

　　在年龄方面，媒介中老年人的负面形象远远多于正面形象。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等曾就电视剧中人物的年龄差异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发现，在1969年至1978年黄金时段电视剧9000多个人物中，年龄为25~45岁的中青年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实际比例；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只有3.7%。并且，老年人通常表现为口出恶言、坏脾气、丑陋、无助、顽固、愚蠢，性格古怪、不受尊敬。同时，研究还发现，越是长时间接触电视的人，越是倾向于对老年人持否定的评价。

　　此外，媒介刻板印象还广泛涉及其他许多方面，例如，残疾人——通常被表现为社会负担、超人英雄、恶魔、牺牲品等；宗教——偏执、愚昧、保守、恐怖、暴力，与现代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等；少数民族——愚昧、落后、懒惰、狭隘、保守等。

　　总体而言，大众传媒是形成、传播刻板印象的重要途径和渠道，媒介与社会刻板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决定于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和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意义构成功能”；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大众媒介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市场因素和媒介制度因素对媒介传播的制约和控制。媒介刻板印象具有正面效能，然而，与正面效能相比，媒介刻板印象的社会负面影响更为突出。■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