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晚期
玉琮
良渚文化高15.7公分，宽7公分，深7公分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发展了良渚文化。玉琮正是良渚居民用以祭祀神祇祖先的重要礼器。良渚玉琮的基本造形为略呈上大下小的方柱体，有上下贯穿的大圆孔；外壁以四个转角线为中心，上下垂直堆叠地雕琢「面纹」。这件深浅交杂的褐色玉琮，是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外壁分为六节，每节以转角线为中心各琢一小眼面纹，全器共有二十四个面纹。每个面纹以刻有平行线的长横棱象征神祖所戴的「羽冠」；以同心双圈刻绘出眼睛，还刻有代表眼角的短线；象征鼻子的短横棱上，则刻绘两端方转的单线。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刻纹都已模糊。（撰稿：邓淑苹）
新石器晚期
玉琮
高47.2公分，上端宽7.7-7.8公分，下端宽6.8公分，孔径4.2-4.3公分，5850公克
这件大玉琮应是在十九世纪入藏清宫的，所以在它的器表没有乾隆皇帝的题诗，因此保留了它的原貌。它是以深碧绿色泛深浅赭斑的闪玉（Nephrite）琢成。表面还留有最初切璞时的圆弧形凹陷痕。高方柱体，略呈上大下小。中孔由两端对钻，接合处有不整齐的台阶面。上射口略外撇，下射口较直。以四个方转角为小眼纹的中心，自上而下，雕琢十七节小眼面纹，所以在这件玉琮上，共有六十八个小眼面纹。到了良渚文化晚期时，已少见如上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玉琮上所雕的小眼、大眼面纹的组合花纹。而常以多层小眼面纹取代。且有时在这类高琮的上射口处，以极轻的、断续的细阴线，刻出神秘的符号。如这件玉琮的上射口上，就有这样的符号。其中之一为每条边线都略呈内凹的菱形；相对的另一边，则刻一上大下小的立柱，下方接着五个小圆圈。其内涵或与当时人们信奉的「神鸟」有关。（撰稿：邓淑苹）
新石器晚期
玉版
長37.4公分，寬35.8公分，厚0.8公分
玉版玉質的摩氏硬度為6.5，光澤溫潤，顏色則赭紅帶黃綠，並有大大小小的斑點，有如天際星雲銀河。其外形非正方，而是呈梯形，上下緣均塗有深褐色顏料以掩飾新切口的痕跡，厚度則由中段向左右兩側緩降，推測此玉版原為新石器時代大形玉刀的半成品，流傳至清乾隆時，經宮廷作坊重新修整、配座而成屏風。編號為「呂」字號，表示曾陳設於養心殿。
玉版原為光素，清高宗時加琢御製詩二首。由詩看來，高宗認為此玉版「嶷嶷逾尺」、「閱幾滄桑」、「色得元黃之正」、「質具圭璋之素」，其堂皇、長遠、正統、禮制的特質，完全符合帝王彰顯皇權所需的象徵意義。一度自信如乾隆皇帝者，面對這件稀珍瑰寶也曾「自審臨池腕力醜」，因「虞壞其質」而未將十一年春所寫的詩刻於器表，僅是囑咐學士張若靄代為書鐫於紫檀木架上，可見對此收藏的萬般寶愛。不過八年後，即乾隆十九年（1754），高宗又為之作詩詠贊，且乘興親自書寫前後二詩交予玉匠鐫刻，玉版遂不復素淨的原貌。（撰稿：張麗端）
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
鹰纹圭
长30.5公分，最宽7.2公分，最厚1.05公分，重600.96公克
一面牙黄泛灰色玉，另一面上半部牙黄泛灰，下半部赭红色，刃部近黑色。窄长梯形，平直正刃。刃线上颇多使用崩伤痕。柄端也有伤缺、一圆孔，孔壁光滑。圭之中段的两面，均浅浮雕神秘的花纹。上下段又加琢了乾隆的御制诗和玺文。清宫中加配木座。用美玉琢制的斧铲，主要是象征统治者的身份地位的礼器，在礼制中称为「圭」。在典礼中，要将它的刃部朝上捧握。这是一件距今约4300至3800年间海岱地区的玉圭，住在那儿的先民就是文献中的「东夷」。所以在这件玉圭的中段，都雕琢了东夷人信奉的神祖像。不过浮雕的花纹非常轻浅。圭的一面雕琢着有大漩涡眼、头戴「介」形宝冠的神祖，「介」形宝冠两旁还插着飘逸的凤羽。另一面雕琢向上冲飞的鹰鸟，整只鹰鸟构成象征通天的「介」形。在宽约1公分的窄边上，还雕琢一个戴圆耳环的长发女子，可能是东夷母后「常仪」。不过十八世纪的乾隆皇帝不了解花纹的神秘性，就将刃部向下地，在光素的器表加刻了御制诗与玺文。（撰稿：邓淑苹）
商晚期
龙冠凤纹珮
长11.35公分，宽5公分
钩喙卷尾，头上以一夔龙为冠饰，全器雕工细致、神采飞动。（撰稿：游国庆）
战国
玉螭纹觿
长7.4公分，宽1.3公分
「螭」是龙的一种，几分像虎。此件玉觿器面微泛褐红，是传世器特有的「盘红」色泽，刻做成转首侧身形态，头与躯体的衔接方式与本院藏的龙、凤玉觿同，乃是战国时代玉匠处理此类动物玉雕的一惯作法。（撰稿：杨美莉）
汉
玉辟邪
高9.3公分
辟邪，是想像中的神话动物，顾名思义，是人们希望借助它的法力，来避除邪恶。流行于汉代的辟邪，多为带翼的四足兽，其造形可能传自西亚。常以巨石雕刻，立于陵墓前。也用美玉琢成，作为极高贵的陈设器。这件玉辟邪以青白玉琢成，昂首张口，似在低吼。跨步游走，双翼虽贴于身侧，却做蓄势待发状。颔下长须垂胸，长尾曳地，器宇非凡。因曾经深沁熟盘，甚至再被染色，所以表面多有深浅褐斑。这是目前所知的汉代玉辟邪中，体积较大的一件。它的口吻较长，有似马脸，与常见的短口吻似虎脸的辟邪不相类似。却与近年在内蒙古出土的西汉中、晚期铜灶上所加饰的动物头像，颇为神似。学者多称铜灶上的动物为「龙头」。故宫的这件玉辟邪，曾为帝王重要的收藏。辟邪的胸前刻有御制诗。宫中还配有双层紫檀木座，上层刻有「乾隆御玩」，下层刻有与辟邪胸前相同的御制诗，刻字的部分还嵌有银丝。（撰稿：邓淑苹）
汉
玉龙纹角杯
高18.3公分，宽10.1公分
青白玉质，全器作角杯形，器表浮雕一龙蟠绕，龙体矫健有力地凸显汉代工艺品特有的雄浑气势。此型角杯作为饮器，来自中亚，是汉代与中亚文化交流下的产物。（撰稿：杨美莉）
西汉
单把杯
高12.3公分，口径4.7公分，足径3.1公分，重115公克
这件美丽秀雅的玉杯，是以莹润半透明的青白色玉雕成。杯体略呈细长的圆锥体，有高足与单柄。自口缘至高足上，以五条横饰带围绕器表，饰带中浅浮雕各式云纹、四瓣叶纹。口缘处、柄之外侧、高足至器腹下端，都因接触铜锈而沁成蓝绿色。其中以口缘处的沁色较为偏蓝，这或是因所接触的铜器，是用蓝铜矿中提炼出铜来铸造之故。古人相信美玉富含「精气」，更相信物质会产生感应作用。汉代的贵族特别重视玉制的容器，他们希望玉的精气能渗入所盛装的水或酒中，令饮者能成仙得道。﹝史记?汉武帝本纪﹞记载，元鼎二年（西元前一一五年）时，汉武帝曾以铜盘玉杯承接露水，用以调和玉屑服食。近年来，曾于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成套的铜盘玉杯，应即是﹝史记﹞所记载，夜间承接露水之物。若与南越王墓出土的玉杯相比，故宫博物院的玉杯多了一个造形似英文字母ａ的单柄，这种单柄也常见于汉代的玉卮之上。（撰稿：邓淑苹）
宋至明
玉荷葉杯
通高9.5公分，縱長15.2公分，橫長6.0公分，重225.0公克
玉質除底部微微露出原本的黃綠色外，通體褐黃，部份顯現灰白斑，偶見褐紅的色素摻雜於陰刻線中，所以推測此玉杯可能經過染色。狀如枯槁而包闔起的荷葉，呈上寬下斂的三角形，葉緣彎曲起皺。外壁以雙陰線刻劃出葉脈。葉梗從底部中心開始彎繞，後順勢上揚至杯側，此安排除了增添造形的變化外，還具有足與把的實際功能，而此設計手法與浙江衢州南宋史繩祖墓出土的一只白玉荷葉杯相似，只是本器更見成熟細膩。本器的附件紫檀木座，以多層次鏤雕作一把蓮狀，花葉秀美清雅，益添玉杯之風采。文豪蘇東坡曾謂晨飲為「澆書」，婉轉而幽默的表達出知識份子不得志時，愁悵但又不放棄理想、希望的心態。或許是心有戚戚，明陳洪綬遂在其〈畫隱居十六觀冊〉（現藏本院）中安排了「晨飲」的主題。圖中東坡先生坐在木根椅中，手持的正是一只與此件展品相似的荷葉杯。在此，荷葉杯具有文人不向惡劣環境屈服的象徵意義。（撰稿：張麗端）
明
玉鳌鱼花插
高15.6公分，最宽9.55公分
归纳中国器物的造形、纹饰，「营造吉兆」是很重要的设计方向。而吉祥纹样和人们企求幸福的希望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不仅世代相传，表现手法亦多采多姿。本件作品主要的外形为一鱼，鱼身纵向，鱼尾卷翘上扬，下端则雕饰波涛，并配以水纹木座与之呼应，一眼即知，此鱼正自水中奋力跃出。值得注意的是鱼首的部位：双目努出、有长须、突鼻、且生双角，分明已成龙形。原来，此一造形寓意「鱼跃龙门」的吉兆。「鱼跃龙门」的典故出于《三秦记》：「江海鱼集龙门下，登者化龙...」。「龙门」是黄河天险之一，水流湍急，洄游之鱼至此，势必奋力激跃。中国人将此自然现象，比赋寒窗苦读的士子应试中第，由一介平民跃为官吏，身价突涨，犹如由鱼成龙的情况。（撰稿：张丽端）
清
翠玉白菜
长18.7公分，宽9.1公分，厚5.07公分
这件与真实白菜相似度几乎百分百的作品，是由翠玉所琢碾而成，亲切的题材、洁白的菜身与翠绿的叶子，都让人感觉十分熟悉而亲近，别忘了看看菜叶上停留的两只昆虫，它们可是寓意多子多孙的螽斯和蝗虫。此件作品原置于紫禁城的永和宫，永和宫为光绪皇帝妃子瑾妃的寝宫，因此有人推测此器为瑾妃的嫁妆象征其清白，并企求多子多孙。虽说翠玉这个材质与白菜造型始风行于清中晚期，白菜与草虫的题材在元到明初的职业草虫画中，屡见不鲜，一直是受民间欢迎的吉祥题材。除此之外，包心叶类的蔬菜也曾被唐代的诗人杜甫用来作为政治环境恶劣、怀才不遇的隐喻，在文人画的传统中，亦被引用来作为绘画的主题，以表述类似的心情，暗谏为政者的昏庸。在乾隆四十年（1775）的一首名为＜题和阗玉镂霜松花插＞的御制诗中，作为帝王的清高宗，从以包心叶菜为造型的花插，联想到以杜甫诗中园吏不识嘉蔬之隐喻为艺谏的传统，而有所警惕；诗云：「和阗产玉来既伙，吴匠相材制器妥。仿古熟乃出新奇，风气增华若何可，菜叶离披菜根卷，心其中空口其侈。插花雅合是菜花，绯桃雪梨羞婀娜，民无此色庶云佳，艺谏或斯默喻我」。不过相信无论是此位宫廷作坊中的工匠，或是制作翠玉白菜的玉匠，都只是发挥创意、巧艺，为顺应赞助者喜好而创作，但是由于并未留下相关的资料记载，也留给观者更多想像的空间。（撰稿：施静菲）
十七世纪后半叶印度蒙兀儿帝国
碧玉金丝盘
径22公分，高1.9公分
来自北印度的痕都斯坦玉器，工巧精致，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眼中，无论装饰与雕工皆优于同时代苏州专诸巷产制的中国玉器工艺。此盘中心及边缘镶嵌之金丝和红玻璃，展现出北印度蒙兀儿帝国特有的装饰技法和风格。（撰稿：余佩瑾）
清乾隆
玉鸠杖首
高15.3公分
乾隆十四年，由于殿廷陈列与内府储藏的铜器甚多而富，清高宗乃命臣工梁诗正、嵇璜、汪由敦等人，仿北宋《宣和博古图录》之体例，精绘形模，备摹款识，并详细记录其基本资料，共收一千五百件青铜器，于二十年编成《西清古鉴》。 「清乾隆玉兽面纹贯耳壶」与「清乾隆玉鸠杖首」则均是清高宗为修正民间时新玉样流行所造成之「玉厄」，而提出「仿古」的因应之道下，以《西清古鉴》卷二十页七收录之「周夔纹壶四」与卷三十八页二十五收录之「汉鸠首杖头」为蓝本所做的玉器。 《西清古鉴》内的「周夔纹壶四」现仍藏本院，不过根据现代科学考古资料的比对，年代已上推至西元前十四至十一世纪的商晚期。若将铜壶与刻有「大清乾隆仿古款」的玉壶相较，玉者显的瘦长而扁，可能是受玉料原材之限。虽然如此，乾隆皇帝仍是非常珍爱此件作品，除了在所附木座底刻「乾隆御玩」外，玉壶的腹部亦刻其四十年之御制诗。 而「清乾隆玉鸠杖首」，器分三层：底层为一羊首，中层为一中空之C形，类似《西清古鉴》所载之「舞戚」，上层为一鸠鸟，口中含珠，鸟羽琢碾细腻，纤毫不苟，因此也是乾隆皇帝心爱之物。在其「舞戚」部份及所附木座底，均细刻三十九年所为之吟咏的御制诗。（撰稿：张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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