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李可染先生人物画为主体，用传统文化理念分析、研究、品评可染先生人物画作品。可染先生人物画以意在笔先，将意与境作为人物画之本，追寻华夏文化本源，在立意、意境上开拓人物画之法，在人物画审美上立足“良知”、“德音”之境，并在这一学术进程中体悟文化的精深，开创了中国人物画的新境界，在传承意象之质中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性情之美与敦厚之美。中国画的本质以真、善、美为本体，良知即是主体，更是德之所在基础，即也成为意之基础。可染先生人物画鲜活的形象渗透着温润的人性情怀，从宣传画至仕女、渔夫、文人、和尚、钟馗、高士到卖唱艺人和水彩肖像都遵循着“民性可善，民俗可美”的审美情怀，以温柔敦厚的人文理念倾注于笔墨，这是可染先生人物画的内涵，正如此，也才能形成可染先生人物画的 “大道之象”。远望可染先生人物画是一部关于华夏文化美德的写照，近观可染先生人物画是一部关于温厚恭良的人性之书。
拜读可染先生人物画，细细品味，意味不尽。老舍先生1944年评可染先生人物画“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中国画人物的脸永远是不动的，像一块有眉有眼的木板。可染兄却极聪明地把西洋绘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中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老舍先生评语入木三分，从可染先生这一时期人物画看，首先是1940年时期的抗日宣传画，如《怒吼——民国二九年重庆大轰炸》，一位如狮吼般的中国人，高举双拳，刚健厚实的形体与充满仇恨的形象共同汇聚出强大爆发力。这幅宣传画塑造的人物形象面部结构呈现力的挤压，五官以放射式结构与块面式明暗形成强烈对比，人物双臂与双拳均以凝聚放射状为造型语言，传达出一种向心力的能量。造型的语言强化了内容，使内容更加鲜明、强烈，突出了宣传画的主题，反抗、斗争、自强不息，这里应用了传统的意象方式。有如书法“永字八法”关于力的意象，在此已被转化为造型的语言，此刻人物形象由心生意，以情生象，立象尽意，意到法出。我们看到宣传画人物形象也吸收了西方人物画表现方法，老舍先生谈到的“表情法搬运”，是可染先生经过本体文化的消化、吸收来把握的，尤其在这一时期水墨人物画中体现出可染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精深体验，将可染先生人物画放到中国绘画史中来观照，可染先生人物画开始注重将人物情感微妙地转换至人物画的笔墨形象中，这使可染先生人物画在传承意象之质中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性情之美与敦厚之美。人物形象以现实性与理想化地被心性之觉融入在形体与画面之中，这一进程极大拓宽了中国画意与象的形象载体。同时，这一时期人物画也印证了梁启超的“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与朱光潜提出的“人生艺术化”的美学命题[①]。可染先生人物画即是在“趣味”与“艺术化”之中传达了“仁”的绘画观的体验美感，宛小平在《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文中谈到“梁启超的‘仁者’的人生观就是审美的人生观，他把儒家的‘仁’、‘智’、‘勇’分别对应于西方心理学中的‘情’、‘知’、‘意’。”于此，我感到老舍先生在评可染先生人物画的“表情法搬运”是以儒家的“仁义”理念来融化西方的“表情”。读可染先生的《新妆仕女》作于1943年，人物造型含蓄、面部文静，从审美、造型、手法所呈现的形象是超越“表情”的，因为她已在审美的范畴中呈现出诗意的审美境界。《苦吟图》其人物表情若石面之皴，其形象若有苦涩之美，但全然不是西式绘画的苦之表情，而是以中国文化的审美理念来理解苦涩的含义，于此，《苦吟图》形象传达的不是具体人的苦涩表情，而是基于文化精神层面凝众人感知的一种奋进苦涩之美，此刻，苦吟诗人形象象征为自强不息、自励的艺术形象，在手法上用石皴法组合面部结构，传达对“仁”理解的视觉上的深刻涵义。又《笑和尚图》其人物表情不在笑本身，而以宽容理念观照人物形象，笔墨与脸部结构都向着“乐自内出”[②]的审美情感。所以可染先生人物画虽为中西融合，但先生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人物画皆从心境融化现实，皆从传统文化本体来感觉西画，并汲取营养，融为我用。可染先生人物画以意生境，以意生形，以意生法，以意生趣。唐代李世民论书“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皆先作意是书法之本，也是中国画之本。细细品读可染先生人物画，每一幅都以皆先作意，笔随意生，意生象成。《新妆仕女》人物线条清秀、空朗，动态呈祥瑞之韵，借刘禹锡诗意，以“新妆”之感生发出人物表现方式，由一个意象引出的形态与线之美感，而形式又着意于“新妆”内涵。人物面部淡雅、清润与造型端庄、娴静融为一体，使作品整体产生了温润如新的自然之觉。这是中国画意在笔先的审美方式。又《棕下老人》作于1945年，这是一幅以书法入画的杰作，温厚笔法书写棕枝，人物的造型与结构借助山石之形写其意，此时形、笔、墨形成的气韵呈现苍浑与古拙之美，尤其人物微妙表情，淡淡睡意，传达出恬静高古逸品之象。从《新妆仕女》与《棕下老人》述说其文雅、端庄或高古、朴拙的概念，全由意来生发，又由意使其产生形象的载体，由笔墨引出可染先生深厚的人文学养和中国画基础。如对线的认识，用什么线法，线的感觉、线的审美，线与心性等，还有用笔，轻、重、缓、急，怎么用力，都须在文雅、端庄、高古、朴拙的概念注入修养的印痕，即笔墨着落的线形象与造像的感知一定会与心性之意合二为一。当我们面对《新妆仕女》画面，首先是清新感，而对《棕下老人》的画面则有朴拙之感，这是一种文化体验的空间，它具有理性之悟的感知，虽为古人，实则是借助古人画今人的人文理想，中国人物画的美感尽在其中，笔墨无多，以简就繁，但意象内涵道出了《新妆仕女》、《棕下老人》等人物画的学术高度，看似平常人物线描印映了中国人的审美观照。魏晋人抱朴子曰“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这里道出了朴素蕴含大美，大美蕴含在浑朴的自然之中，可染先生人物画以朴素为真，朴素的笔法、朴素的墨法、朴素的造型、平常心的人物表情都贮入在中国文化的美学思想中，呈现出一种“德音”善言，有德者之言。[③]可染先生人物画经久耐读，其善之真，可以感人，如《左传·和与同异》文中有“德音不瑕”之说，当笔墨文化所承载的形象达到“德音不瑕”之境时，人的学养、修为与笔墨、自然、现实已融为一体，如玉一般。可染先生人物画境界已达致臻。在作于1982年的《倚石觅句图》中，可染先生将人、石、松揉在一起，人似石，似松，松又似人，似石，石又拟人格之品，庄子有“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④]这正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体验，人物形象以石为善，以松为格，意在立德、立品。可染先生以大笔法写下了人、石、松的内在力量，高扬出中国文化精神的风骨，与吴昌硕晚年花卉中所呈现的金石笔墨尽显意象精神异曲同工，花卉与人之形已转为笔墨中的刚柔、温厚之品，这实属中国画以意写形之法度，人、石、松因其有人格而立足之志。所以可染先生《倚石觅句图》亦呈现金石的沉着与力量，下笔直写心象。正如宋代文人苏轼《后赤壁赋》有“霜露之降，木叶脱尽。人影在地，仰见明月。”这既是人格，也是形象，既是现状，也是精神，既是生活，也是写意，既是立象，更是立品。可染先生人物画品格内涵着对传统文化的精深体验。可染先生人物画在笔墨趣味形式内更深入的将心体对人的感知融在了“澄怀观照”中来创造人物内心的淳朴天真之美。《礼记》中讲“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知乐，则几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⑤]可染先生借笔墨与人物还其本真，是“审音以知乐”，乐与礼通，乐与德通。可染先生的人物形象深得大道，人物形象与笔墨均出自心体对文化本源的追寻。从可染先生人物画《苦吟图》至1958年创作的《观画图》又到1984年创作的《笑和尚图》等作品，每一幅画面因立意不同，笔墨方式也有所不同，如《苦吟图》由焦墨聚之，脸部呈有肺腑之言状；《午睏图》人物头型如葫芦形，其状可掬可憨，笔墨勾勒其形体，衣若葫芦藤枝情趣授于意而变通；《观画图》三人笔墨若三块石立足，画中画若云若泉瀑流动；《渔夫图》农夫小睡，其形、其态、其笔法若芦苇草草，形神自出；《笑和尚图》以双手捧腹，人若山一般宽厚；《钟馗送妹图》以黑白两极，阴阳互生之法，使白者自清，墨者更厚；《执扇仕女》以飘飘几线，便有落仙之意……。石涛画语录有“凡事有经比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任何事物都有义理，义理也是物象的特征，有其特征就有其之运行规则或规律，笔墨也亦同此理，石涛将事物法则与事物变化相统一的理念即是笔墨面对不同物象其道理所应“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心观物产生意，意之不同，象有所变化，而意乃为生象之本。《庄子·天道》指出：“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⑥]贵者，应与“气”、“象”、“味”、“情”、“虚”、“神”相通，由意生象，由意生情，由意立气，由意通神。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意’，先天，书之本也。”[⑦]王羲之《书论》“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一字笔画全由立象表意，其功力，功夫，技能在此都向道靠近，以意近道，道就贮存于一字行间之内，而一字之内容与形式都融入了主体的全部学养与文化的感知。可染先生人物画无不以此为道，其中每个人物都独立成行，《新妆》有若“细雨微风”，《午睏图》有若“苍崖古藤”，《观画图》有若“千峰云起”，《棕下老人》有若“波摇石动”，《苦吟图》有若“独钓寒江”……。
苦吟图 李可染 69×46cm1940年
观画图 李可染 69×44.5cm 1958年
可染先生人物画的气韵与意境均出心体的真知，张立文先生《王守仁“四句教”新解》一文所提“位天地”、“育万物”、“万化根源”，都在心体。这样便赋予了心体以定位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⑧]。以心体悟感知义理，理在内心，由感生意，意即是理，也是心体所在，所以我们看可染先生人物画的笔墨语言仍是以心体体验自然、社会、物象所得，每一物象与心体感应是以良知为教。张立文先生在文中说“由此而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之教。所谓良知，‘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⑨]中国画的本质以真、善、美为本体，良知即是主体，更是德之所在基础，即也成为意之基础。可染先生人物画鲜活的形象渗透着温润的人性情怀，从宣传画至仕女、渔夫、文人、和尚、钟馗、高士到卖唱艺人和水彩肖像都遵循着“民性可善，民俗可美”[⑩]的审美情怀，以温柔敦厚的人文理念倾注于笔墨，这是可染先生人物画的内涵，正如此，也才能形成可染先生人物画的“大道之象”。远望可染先生人物画是一部关于华夏文化美德的写照，近观可染先生人物画是一部关于温厚恭良的人性之书。
棕下老人 李可染 94.4×43.5cm 1945年
笑和尚图 李可染
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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