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到11月的一段日子里，香港油麻地的一处公馆内入住了一对年轻“夫妻”，男的西装革履，英俊洒脱，气宇轩昂；女的一袭旗袍，身姿婀娜，青春靓丽。
从二人的衣着用度、言谈举止来看，应该是来香港经办的商人，看风华气度，显然并非一般的暴发户，更像是世家大族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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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馆里，偶尔也会出去，家居与出行时间并无任何的规律性，倒是很符合来港短期商务的身份。
他们也会参加一些商界的交际类活动，跳跳舞、听听歌，有时也会应邀去打打牌之类的，“夫妻”二人无论进出，总是形影不离，看得出两人感情很好。
外面的人都称呼他们为李先生、李太太，两人面色和善，待人接物都非常客气，有时也会在公馆里举办一些小型的聚会，邀请些商界及政界的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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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人的真实身份却并非富商，其中男子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起人及核心领导人之一周总理，而女子则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共早期党员范桂霞。
周总理为何会出现在香港？我们都知道周总理的妻子是邓颖超，那么范桂霞为何又成了周总理的妻子？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总理、聂荣臻、叶挺几人一路辗转南下，逃避蒋介石的追杀，一直来到了广东海陆丰地区，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负责人杨石槐。
因为周总理得了严重的疟疾，一直高烧不退，整个人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几人本来决定在当地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行治病，等周总理的身体恢复之后再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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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地的组织却传来了不利的消息，蒋介石似乎已经察觉了他们的行踪，正安排大量军队与特工到处进行搜捕，在当地多待一时就会增加一分的危险。
而此时，唯一相对安全的去处，只有隔海相望的香港，因为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超出了蒋介石的直属势力范围，是一个很好的避险之地。
可形势太过紧急，时间不等人，仓促之间要解决渡海的船只便成了最大的困难，在当地党组织的大力介入下，利用彭湃在当地群众的良好基础，很快从一户渔民家里找来一艘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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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船只驶过来时，众人一看都傻了眼。这船只是平日里用作在海边放些鱼虾拦网用的，根本不适合出海，而且因为船只太小，几个人勉强才挤得下，已远远超过了船只的正常载重，一旦遇到点较大的风浪，就会有船沉人亡的风险。
而此时几人的位置可能已经暴露，如果再另找船只，一方面动静太大，另一方面将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聂荣臻与叶挺、杨石槐三人商量后，决定直接用这只小船渡海前往香港。
好在小船虽然严重超载，但船体倒也结实，更值得庆幸的是，海面一直风平浪静，在船沿几乎与海面平齐的情况下，海水随着波浪不断灌入船舱内，几人便日夜不停地往外舀水，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经过两天一夜，小船终于在香港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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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合力将小船掩藏在岸边的乱石滩内，又将周总理抬到岸上一处隐蔽之处，留下聂荣臻与叶挺几人照看，杨石槐则独自一人去联系香港地方的党组织。
在香港党组织的部署下，为他们安排了两处不招人耳目的住所，一处就是前面的公馆，用作周总理治病养病的地方；一处普通的民宅，当成聂荣臻与叶挺等人的住处。
而此时的周总理依旧处于昏迷状态，加上海上两天一夜的颠簸，病情似有加重的态势，发烧得更为严重，这可急坏了众人。
怎么办？此时重大的压力都压到了杨石槐与香港的党组织这边。如果冒然送周总理前往医院或者请医生上门，都有可能泄密，会给周总理及党组织带来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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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最稳妥的方式还是，一边安排人却买些中西药回来，一边物色合适的人选来贴身照顾病人，若周总理病情持续恶化，届时再做应急处理。
可由谁来照顾周总理呢？一方面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此人必须是可信赖的组织成员，要有坚定的信念、良好的心态、丰富的经验；而且，另一方面，还必须要给予此人一个身份，这样才能掩人耳目。
“我们必须要给周书记设定一个新的身份，再找个合适的人扮演这个新身份的夫人，这样一来才不会引人怀疑，才能保证周书记的安全。”杨石槐给出这样一个建议。
众人纷纷表示认同。因为香港虽说在英国管辖之下，但因为这儿的开放性，一方面中共党组织在此处活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香港也布设了大量的特工，其危险程度不亚于国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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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国民党的特工察觉，从而将周总理置入危险之中。
香港的党组织虽然还得以保存，却也在国民党的大力打击与暗杀下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组织的风险承受能力已经极为虚弱。
考虑到周总理的重要身份与地位，必须要确保他的万无一失。
那么，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众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年仅22岁的范桂霞。
范桂霞1905年出生在广东佛冈县烟岭楼下村，是广州工运与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中共广东区委的骨干人员，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与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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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范桂霞被列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重点杀戮对象，并由于叛徒的出卖，导致父亲牺牲、妹妹被捕，而她则侥幸逃脱。
后经广州的宝岗，再辗转到澳门，才来到香港，并找到了当地的组织，被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安排在秘书处工作，并与中共多名高层领导人有着直接联系。
当沈宝同向范桂霞说明了此项工作时，范桂霞一开始是拒绝的，对于一个22岁的未婚年轻姑娘来说，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扮演好“妻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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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组织上让她扮演的还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妻子，而是一个富商的夫人。以她的出身与经历，对富家夫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怎么才能演得到位而不会露出破绽，心中确实一点底都没有。
特别是当得知，需要她保护的是周总理时，更是连连摇头。
因为周总理在广州黄埔军校曾任职过政治部主任，而且曾亲自主抓过广东区委的工作，所以范桂霞知道周总理在我党的重要地位与价值，她怕因为自己不称职而导致周总理陷入危险之中，将会对我党造成巨大的损失。
“范桂霞同志，目前在组织里，适合的女同志只有你。”沈宝同严肃起来：“我也知道你的担心与顾虑，但是，如果你不承担起这个责任，周书记将面临更大的危险。我们作为革命者，就应该知难而上，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
范桂霞听到此言，心中很是惭愧，她何尝不知道，当初参加革命不就是抱着要面对各种困难的决心，甚至连生命都可以牺牲。
而当下，保护周总理的安全不正是革命事业的重要工作吗。
“好，我做！”范桂霞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内心坚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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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快随着沈宝同来到的周总理的住处。
而此时，周总理还处在持续高烧所带来的昏迷之中。
在扮演“妻子”的角色之前，范桂霞需要先扮演好“护士”与“医生”的角色，恰巧她出身在一个中医世家，在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之间，也掌握了不少的基础的医学知识，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在她的安排下，通过中西药结合的方式，再加上日夜不眠地细心照顾，周总理很快便苏醒过来，众人听闻消息，心中的第一块巨石终于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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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渐愈的周总理，通过沈宝同、杨石槐等人的说明，了解了范桂霞的情况，也知道广东区委为了保障他的安全，为他重新设定了一个假身份，即“富商李先生”，而范桂霞则要扮演这位“李先生”的“夫人”。
此时紧张地站在一旁的范桂霞看着周总理小声说道：“周书记，我就担心扮演不好，万一露馅了，岂不是把您置入危险之中。”
周总理看着她，笑道：“这演员可不只是你一个，是咱俩一起演。我可是演过不少场话剧的，比你有经验，不懂的，我来教你。”
范桂霞等人都知道周总理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可是话剧社的成员，想到此处，众人不免相视大笑起来，范桂霞的不安与紧张也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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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众人离去之后，周总理便与范桂霞聊起了家常，得知她的遭遇后，宽慰道：“我们投身革命，时时刻刻都在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会连累家人，但所有的付出与牺牲，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明天，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更加幸福与安全。”
随后，当周总理得知范桂霞曾在中共广东妇女组织工作过时，就问道：“邓大姐你应该认识吧？”
邓颖超曾在广东负责很长时间的妇女组织工作，范桂霞自然非常熟悉：“邓大姐在广东的时候，我和她经常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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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知道周总理言外之意也是想了解邓颖超目前的情况，接着道：“四一五之后，因为广东这边认识邓大姐的人太多了，就在前不久，邓大姐还在香港，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安全，便安排专人护送她从香港乘船去上海了。”
周总理点了点头，当初他南下广东，除了躲避蒋介石的追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邓颖超在广东，一路上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危险，而是邓颖超的安全。
如今，听范桂霞口中得知邓颖超已安全离开广东去了上海，才真正放下心来。
随着周总理身体的恢复，他需要在香港开展工作，自然就免不了进进出出，也免不了为了掩人耳目的各种场合交际与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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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的“商人李先生”身份，对于周总理而言，可以说是熟门熟路的事情；而范桂霞则根本无法进入角色，于是周总理便一点点地传授她如何扮演一个富太太的知识。
为了融入这个富商夫人的角色，范桂霞不得不强迫自己学会了抽烟、喝酒、打麻将、跳舞等，这些原本被她极为排斥的不良嗜好，竟被她学了个遍。
甚至连周总理都拿她开玩笑道：“小范啊，记住，你学的这些东西都是角色扮演需要，等这出戏演完了，你得戒掉，可不能上瘾啊。”
听周总理如此说，范桂霞也乐了：“这些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用的时候拿来，不用的时候随时都要丢掉，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我可是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者。”
一个多月之后，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完全复原，香港的工作也落实得差不多了，到了他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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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桂霞与沈宝同、杨石槐等人将他送到码头，在告别的时候，范桂霞不停擦拭着脸上止不住的泪水，一边哽咽着：“周书记，您要多保重，见到邓大姐的时候，代我向她问好。”
周总理眼眶也有些微红，坚定的目光扫过众人：“目前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你们是火种、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不要放弃，相信明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953年的盛夏之际，距离范桂霞在香港送走周总理已经过了整整26年之久，因为儿子与儿媳均在北京工作，范桂霞来北京看望儿子，想趁此机会看能不能见到周总理与邓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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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抱着尝试的心态来到中南海，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我是来自广东的范桂霞，跟周总理与邓大姐都很熟悉，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见见他们，你就帮个忙，如果他们不忙的话，就跟他们通报一下我的名字，真的非常感谢。”
若是找其他人，警卫可能会直接给予拒绝，但找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却不敢不报。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周总理与邓大姐的性格，只要是故人来见，他们必定会热情接待，若有人刻意阻拦，挨批评是免不了的。
考虑到周总理事务繁忙，警卫人员便将此事报告给了邓颖超。邓颖超一听到“范桂霞”这个名字，马上吩咐道：“赶快请她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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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桂霞她很清楚，周总理与邓大姐一方面事务繁忙；另一方面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接触过这么多人，身份地位比她重要的人不知有多少，“范桂霞”的名字不知他们还能不能记得住。
正是左思右想之间，警卫人员出来了，径直来到范桂霞跟前：“您好，邓大姐请您进去，我来跟您带路。”
范桂霞一听此言，激动得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她真的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邓颖超竟然还记得她这个小人物。
进入到办公室之后，邓颖超马上起来迎了过来，紧握着范桂霞的双手：“小范啊，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还是那么年轻，没什么变化呢。”
“邓大姐，您好，我真的没想到您还能记住我。”范桂霞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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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一边拉着她就座，一边笑道：“不只是我记得你，总理也时时念叨你呢。”侧着身子将范桂霞的手握着不放：“总理时常说起，要不是你，二十六年前那场在病他根本就撑不过去，你可是他的救命恩人。”
看着范桂霞泪汪汪的样子，邓颖超开玩笑道：“更何况，你还是他曾经的夫人啊。”
被邓大姐这么一调侃，倒把范桂霞逗乐了，不禁破涕为笑，一脸委屈地说道：“为了演好总理的夫人，当时学会了抽烟，后来好不容易才把烟瘾戒掉。”
邓颖超听她如此说，也哈哈大笑起来，两人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一般，一起叙起了旧事。一边安排人向周总理报告，就说“他香港的夫人范桂霞来了”。
周总理处理完政务工作后，与邓颖超一起，专门准备了一场家宴，招待这位分别了26年的革命战友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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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22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中，再一次地接见并招待了范桂霞，而此时，周总理已逝世多年，两人见面时不免聊起总理的往事，范桂霞不觉间又是泪流满面。
这段往事，或许只是周总理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片段，而范桂霞也只是周总理人生中一个短暂相处的革命同志与战友，却被总理牢牢地记在心里。
对于周总理与邓大姐来说，他们有着革命的大局观，有着建设新中国的重大责任与工作，需要放眼全局的大格局、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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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他们人生与革命生涯中的任何一个小人物、任何一件小事，也都不曾忘记。这些人、这些事，有些事关革命工作、有些事关个人恩情，都被谨记在心中。
这是一种真正的感恩与博爱，人们每当想起周总理与邓大姐时，对他们的认知不只是胸怀博大的伟人，更是善良而亲切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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