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寡妇”

1972年，钱钟书的女儿被邻居骂了一句“臭寡妇”，随后又扇了一巴掌。突然，杨绛冲上去和对方撕扯到一起，邻居夫妻狠狠地将她摔倒在地，钱钟书拿着木板子就冲了上来…

身为文化大师，这或许是钱钟书平生仅有的一次“不文明行为”，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然而，究其原因，不得不叹一句钱先生是个真汉子。
当时，钱钟书正在家修订《管锥编》，杨绛在编译《堂吉诃德》，而他们的女儿钱瑗正陷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
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和钱瑗是同学，两人婚后和钱钟书夫妇一起居住，王德一为人精干，常帮家中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难事。

1970年，王德一在学校上吊自尽，闻知消息时，钱瑗痛不欲生，杨绛担心女儿，一再央求友人和邻居，不要在钱瑗耳旁议论此事。
因为担心彼时正在五七干校的钱钟书骤闻消息后发生不测，杨绛又赶往钱钟书处准备自己将噩耗慢慢告诉他。

就在杨绛离开后的当晚，他们的邻居——和钱家共住一套房子的女学者走过来问钱瑗：“你的丈夫怎么不回来看看你呢？”
其实，这位女学者此时早已知道王德一离世，此问话也是故意为之，钱瑗难过地说：“他已经去世了。”
没想到，女学者回到自家屋内后，又和丈夫开怀大笑，这笑声犹如在钱瑗千疮百孔的心头狠狠插了一刀，两家的怨恨又多了一层。

和他们比邻而居的学者夫妇是后搬来的，两家人共用厨房卫生间，平时相处中也龃龉不断。
女学者认为杨绛看不起他们，时常会送些剩饭或者自己不要的鸡蛋清给他们吃，还觉得杨绛不尊重她的感受，时常不经过她的同意，抱着她的儿子去逗弄取乐。
杨绛也觉得这家人不那么好相处，比如从不主动打扫公共区域的卫生，且不接纳他们一家的善意。但不管各自都有怎样的不满，两家人都没有真正的闹僵。

直到1972年，他们先后从下放地回到居所，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隐藏的矛盾因一件事全面激化。
杨绛出身大家庭，加上本身忙于工作，像洗衣这种琐事她都习惯雇人去做。
那个周五，钱钟书和杨绛各自忙着工作，钱瑗从学校返回，便将父母家中的衣物被单收拢，交给前来洗衣的女工。
两个人正交托着细节，邻居家的女学者也走了过来，提出自己也要用这个女工洗衣。
这本不关钱瑗的事，她正要转身离开，女学者却提出女工应该中止给钱家洗衣，先帮自己把衣服洗完。
钱瑗觉得不可思议，便转身辩解了几句。

两人争执间，钱瑗明显占了理，杨绛听到争执声也从书桌旁走过来，站在一旁帮腔。
女学者恼羞成怒，大骂钱瑗“臭寡妇”，说着就一巴掌挥了过去。
她大骂时，钱瑗已经气得不能说话，待挨了一巴掌后，震惊到怔到原地。
一旁的杨绛更是又惊又怒，冲上去就和她撕打到一起。

杨绛当时已经年过六旬，钱瑗怕母亲吃亏，忙去拉架，可怎么也拉不开两人，只好转身去楼下找居民管理来调解。
就在她下楼之后，女学者将杨绛推倒在地，情急之中，杨绛竟一口咬住了她的手指。
女学者的尖叫声引来了她的丈夫，为了解救妻子，他和女学者一起推搡着杨绛，撕打中杨绛碰倒了一个木板，门内正专心著作的钱钟书也陡然惊醒冲了出来。
在他的视角里，自己年迈的妻子正被两个年轻人撕打，这是一个陪他走过青春岁月，伴他渡过苦难煎熬的人，是他一生最贤的妻，自己甚至不舍得跟她粗声说话，此时她却被旁人撕打。

钱钟书怒火中烧，抓起一旁的木板狠狠敲向那位男学者，板子落下，男人的手臂登时一片青紫。
女学者气不过，回屋拿了一个拐杖递给丈夫，然而男学者只顾着与杨绛辩解自己的冤屈，却不曾真的去打钱钟书，反倒是杨绛又挨了女学者几棍。
杨绛只好扯着钱钟书躲进了家中，任他们在外踢门，直到调解员赶到。

事后，男学者去医院验了伤，女学者到处诉冤，杨绛甚至听到流言说，第二个周末，对方会再来找他们麻烦。
一家人担惊受怕，只敢在邻居做完饭进屋后，才敢出门做饭上厕所。
后来，在钱瑗的坚持下，他们一起搬到了钱瑗的宿舍。

在钱瑗和钱钟书先后离世后，杨绛在《我们仨》里怀念与丈夫和女儿相伴的日子，写下了这件事。
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仨总是相亲相爱相互依靠，在回顾这段人生时，杨绛的心中该是有着无限暖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