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獬执事
1926年，大英帝国议会提出了一系列被称为“巴尔福宣言”的决议，赋予其自治领与英格兰本土以平等的地位。1931年，“巴尔福宣言”正式通过并成为《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确立了英国和各自治领的关系。
事非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其殖民地与自治领的控制力日趋减弱，自滑铁卢战役以来延续了百年的“不列颠治世”渐渐瓦解，一个领土遍布世界二十四个时区的庞大帝国最终分散成了五十余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共主联邦——《威斯敏斯特法案》又被称为“英联邦宪章”，这份法案的通过既标志着英联邦的成立，也标志着“日不落帝国”时代的落幕。
虽然帝国不复存在，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并不是无迹可循：除了流行于世界的英语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得以让人品味到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的余晖，那便是藏品来自全世界的大英博物馆。
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坚般利炮容易让人认为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一定来自于英国军队的巧取豪夺。其实，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不列颠治世”让英国对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有了强大的控制力，但大英博物馆的组建本身却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举动——与历史上第一座博物馆亚历山大缪斯神庙不同，它的发韧不是战争，而是一位外科医生与两位贵族的捐赠。
在引入大英博物馆的创始人汉斯·斯隆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18世纪下半叶的伦敦处于怎样的时代洪流中。在历史上，英国在与欧陆文化的比拼中一直处于劣势，这一状况最终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实现了逆转。18世纪下半叶伦敦的人口约70万，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朝首都北京（不包括四郊）的人口也不过64万，此时的伦敦在人口上不仅能与北京比肩，甚至可以与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日本东京相抗衡了。
人口增长背后是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势必带来文化的兴盛。在伦敦舰队街与霍尔本街的商店里，人们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瓷器、非洲的木雕、中东的银饰以及极具东方风情的中国家具。咖啡馆比比皆是，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往来于这些“一便士大学”，信息与文化在咖啡与红茶的香味中漫漶到各个角落。正如《英国社会史》作者特里维廉所言的“财富和闲暇广泛地扩展到社会各阶层”那样，英王乔治三世治下的英格兰丝毫不逊色于清朝的盛世，而且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有着更加活跃的思想交流与更加发达的市民社会。
与太平盛世相衔接的是对外战争的胜利。在1756年至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英国成功维持了“大陆均势”并成为海外殖民地的霸主。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在贡献源源不断的物资之余，还极大开拓了英国人的眼界——尽管这种眼界是带有“救世主”色彩的。国内的稳定与国外的胜利将英国人的18世纪打造成“知性高品位”的时代，博物学在此时兴起、博物馆在此时设立，便不足为奇了。
汉斯·斯隆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他家境颇丰，父亲是一个贵族财务总管，母亲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有着足够的家教与经济基础支撑其强烈的求知欲；成年之后，他先后远赴德法学习化学、植物学与医学，并在25岁便入选为皇家学士院的会员。1687年，汉斯·斯隆以牙买加总督待医的身份随行至西印度群岛，成为英国在海外开展学术探险的第一人——由此，汉斯·斯隆为其庞大的收藏做好了从财力到经历的一切准备。
1712年，回到英国的汉斯·斯隆受封爵士并买下了切尔西庄园，开始系统收藏、整理他的藏品：书籍、手抄本、古董、勋章、硬币、宝石、矿石、昆虫、贝壳、珊瑚……这些藏品摆满了汉斯·斯隆的十个房间，由此切尔西庄园得到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美名。在汉斯·斯隆的遗嘱中，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收藏家对自己的藏品有着多么含蓄的自信：
“从幼年起，我即对植物和其他自然物怀有很强烈的探究心，投入许多努力与金钱，经过长期岁月，在我国和众多国家搜集到无数奇物珍品……”
在同一份遗嘱中，汉斯·斯隆还表示要将这些“奇物珍品”全部捐赠给国家，只希望国家能给他的两个女儿共两万英镑。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乔治二世的支持，于是在汉斯·斯隆去世后的半年，英国议会决议支付两万英镑以接收他的藏品——这些藏品，便成为大英博物馆第一批藏品的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分别来自罗伯特·科顿爵士和牛津伯爵罗伯特·哈雷。科顿家族连续三代搜集贵重的书籍、手抄本、原稿等文献，这其中便包括在世《大宪章》四部中的两部，其品类足以与汉斯·斯隆的藏品相媲美；牛津伯爵对书籍和手抄本有着收藏狂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藏品均由当时一书籍装帧名家用摩洛哥皮革、俄罗斯皮革和达斯金皮革行豪华皮革装帧，本身便是一件件艺术品。随着汉斯·斯隆、罗伯特·科顿和罗伯特·哈雷藏品的“三足鼎立”，大英博物馆终于得以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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