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是中国远古国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凌家滩遗址进行了6次发倔。它是巢湖流域古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发现了大型祭坛、红陶块砌成的水井和建筑遗迹，以及墓葬和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足已佐证，凌家滩遗址已存在政、军、神三权分立的国家。当时农业、鱼猎产品已有剩余，社会已有分工，贫富分化已较严重，那时或更早，巢湖地区已出现以“巢”命名的氏族之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和县猿人遗址、银山智人遗址和凌家滩遗址相继发现，巢湖流域被公认为是古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打破长期以来长江和巢湖流域被公认为不可能是人类发源地的历史论断，证实了人类祖先从猿人到智人、再到现代人的进化历史，展示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期人类创造的古代文明。

凌家滩遗址自1985年被发现，经过文物考古部门的六次大规模发掘，认定遗址年代距今5500-5300年之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持最完整的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经遥感测定，凌家滩遗址的总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发现了大型祭坛、红陶块砌成水井和建筑遗迹，以及墓葬和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陶器，足以佐证，凌家滩遗址已存在政、军、神三权分立的远古国家。

凌家滩遗址发掘表明，当时巢湖流域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以石器、玉器为主的手工业不但工艺较高，而且规模较大。这说明农业、渔猎产品已有剩余，社会已有分工，贫富分化已较严重。透过大量典籍可知，最迟在夏朝时，今巢湖地区已出现源于有巢氏，以“巢”命名的氏族之国。巢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商及西周时期富庶强大。

2007年，凌家滩遗址第五次考古发掘，发掘领队张敬国研究员从墓葬所出土的300余件丰富文物分析，墓主人应当是聚落中心的神权领袖。在远古时代，血缘氏族是人类从原始人群转变到氏族部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基本特征是族民对先祖充满缅怀心理和崇拜意识，而这些神权领袖也是国家领袖。那时的领袖关注人生，胸怀民众，为民谋生，为民造福，功高德隆。

凌家滩地域的先民，已经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当时的社会活动主要是男子打猎和捕鱼，女子采集野菜和挖掘块根。此时人类的婚姻形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排除了兄弟姐妹间的通婚关系，同一族团内部的同辈男女也禁止通婚。男子只能选择其它族团的女子为妻，女子也只能选择其他族团的男子为夫。这种族外群婚相对于血缘群婚，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引导并带领先民脱离动物界而迈出人类第一步的便是凌家滩先民。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中国历史讲解》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祖先开始和动物区别开来......从此就开始了人类历史。这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龙凤玉璜就得到证实。这枚龙凤玉璜，璜中间分开，两端平齐，侧面各对钻一圆孔，并有暗槽相连。一端琢磨简化龙首形，一端琢磨简化凤首形。龙首眼部和凤首眼部各对钻一孔，龙首作椭圆形眼，凤首作圆形眼。既是龙凤的眼，又可作佩系之用。龙首弧形器长于凤首弧形器，代表着龙是力量，凤是智慧。在这里龙和凤是两个氏族的图腾象征物，在一件玉璜上出现了两个氏族的图腾，自然意味着这是两个氏族部落“联姻”的信物。两种图腾共处一器的现象，意味着两地氏族部落实现通婚的一种物证。凌家滩出土的龙凤玉璜，为我们找到了中国龙凤文化的源头。

社会分化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动力。从凌家滩遗址发掘的材料可以看出：一是基地各区大墓、小墓均有，两者未独立，南部中间的大墓集中区对墓位的管理比较严格。二是社会分化已达到了高级阶段，神职人员或者说巫师的地位最高。三是玉戌在凌家滩并不是特别至高无上，具有突出地位：能否配置玉戌和玉戌的数量，同使用者身份地位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得到确定，更没有形成制度性的规划。此外在玉器方面，凌家滩对其它古文化有着先导作用，但大都处于初创阶段，未形成稳定、独立的结合。

作为墓地规划的参照，张家港东山村大型墓葬跟中小墓葬则完全分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上海福泉山的墓地直到良渚前期，墓位的管理都非常松散，但良渚后期大型墓的管理方式、等级制度更是明显超过以前。可以看出，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在同一时代表现了不同层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间还有发展变化。

凌家滩史前玉器可以作为考察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从史前到国家产生，玉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玉礼器贡献巨大。大量玉器尤其是礼玉的使用，反映了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特点，国家权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在礼仪用品的使用上。凌家滩玉器开创了礼玉的先河，也就是说礼品是从凌家滩发展起来的。在文明产生前夕，东方很多方面的文明发展是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最早的王朝国家也是产生在东方凌家滩。

凌家滩的祭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600平方米，它建筑在凌家滩聚落中心最高处，分三层筑成，表面有积石圈和祭祀坑。他的建筑方法和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该祭坛在安徽省首次发现，它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3座大型祭祀遗址之一。祭坛是聚落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表现。凌家滩祭坛的发现，是神权和王权高度集中的表现。祭坛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国家的出现，凌家滩祭坛的发现，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巢湖流域就存在着国家的雏形，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

凌家滩红陶块堆筑的遗迹，它分布在今天的凌家滩自然村内，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平均厚度1.5米，呈梯形分布，它是由一块块大小不规则的红陶块加少量黄粘土堆筑而成的。象这样的大面积大厚度的红陶块遗迹目前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它可能是大型宫殿或神庙遗迹，也可能是部落的中心广场。如果是大型宫殿或神庙遗迹的话，再加上已知有的固定居民点，防御性设施以及手工业作坊、集市等城市和国家的必备要素，那么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了。

凌家滩出土的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中，虎首璜和龙凤璜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虎首璜可能不是一般的饰物，而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虎首璜和大量的玉戌、玉斧、玉戈等兵器的同时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军队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战争较为频繁和军队结盟现象的存在，这进一步说明只有国家才能组织和发动战争，也只有国与国才会结盟。

从凌家滩出土的重要玉礼器组合情况，可以看出墓主人不同的身份地位，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私有制已经产生，出现了阶级对立。出土大批多种形式的玉戌、玛瑙戌、玉戈等礼仪性兵器，表明了当时对外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的程度，反映了国家的出现是在财富和权力的冲突争夺中产生的。

总而言之，从凌家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说明当时已有贫富、阶级对立，也有农、渔、狩猎、手工业分工，出现了王权、神权，也有很多兵器，还有祭坛、城池和护城河相似的壕沟。这些都说明那是已出现了国家雏形。因此我们推断，凌家滩是中国最早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