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小编带来张志安的专访，听听他对新新闻生态系统发展和新闻
教育有着怎样的独特见解，从四大关键趋势解读新闻业的转型与发展。
接受采访时，每当聊得兴起，他语速微快，滔滔不绝，但却观点鲜明、条理清晰。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传媒研究，始终游走于新闻学界、业界、政府之间，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研究理念和管理策略，被誉为新闻界的“三栖学者”。
对新闻业的热爱使他从不懈怠，从未停歇，也使得他在三十七岁成为当前中国最年轻的传媒学院院长。“我选择了一个我下辈子都还会再选择的职业——做老师，也选择了最适合我的专业——新闻传播学。”在张志安看来，一个人，能够把兴趣和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幸运的事。
他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从小切口视角进入，真正研究行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观察思考互联网新闻业的变化以及新新闻生态系统的发展。
张志安在英国做学术报告
《两岸传媒》：我们看到去年一年内，许多报纸的深度报道部门被裁或被并，您对深度新闻的观察与研究多年，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张志安：一方面，深度报道尤其舆论监督报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纸媒尤其都市报面临发行量下滑、收入锐减的生存压力，不得不对生产成本进行控制。不过，对纸媒来说，跟网络新闻报道相比最大的差异化优势恰恰是深度调查和专业解释。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报纸的深度报道部门被裁减是短视之举。
不过，有一些报纸取消深度报道部，不等于放弃深度报道，而是鼓励记者在日常动态报道中抓热点、做深度，重新根据融合报道循环生产的流程来做深度。
《两岸传媒》：曾经报业里面有一种声音认为，深度报道或许是报业最后的利器，但当前的态势是深度报道式微，中国真的不需要深度报道了吗？
张志安：新媒体时代，有深度的、有信息密度的产品被更迫切地需要。这个社会其实不再缺信息，新媒体的冲击带来的或许是一种淘汰机制，一些普通的信息可能会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被消磨，但稀缺的深度报道在任何时代都会是有门槛的。
技术的进步会带来媒体类型和报道变革。比如当下值得注意的“虚拟现实”（VR）技术和应用对新闻业的影响，只要在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现场，都有VR的拍摄装置，我们只要带上眼镜，就可以立即“抵达现场”。这时候，我们还需要媒体做现场报道么？很多时候，几乎不需要。
在体验VR纪录片的嘉宾
那么，新闻媒体的价值何在，我想，专业媒体要做的更多是深度调查和价值阐释。
一方面，理想的新闻业生态，应该是既能满足用户对“快”、也能满足对“深”的信息需求，既能提供给他们“欲知而未知”的事实、也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未知”的领域，既能给用户提供参与新闻生产的机会、更能通过公共平台的对话生成理性的舆论，从而不断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过度为纸媒的边缘化而慨叹，本质上，我们关注的不是介质本身或渠道，而是这个渠道背后传统媒体业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在互联网时代能否继续延续。而深度报道所承载的正是严肃专业新闻对事实真相和公共利益的追求。
我对深度报道的未来并不悲观，只要真正有追求的原创媒体，一定会在深度报道上下功夫，因为这是体现品质、服务读者的内容利器；而且，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商业网站推出了原创深度报道栏目，比如《棱镜》《路标》《探针》等，尽管有打擦边球的风险，但敢于投入的背后足可见深度报道的价值所在。
《两岸传媒》：确实有这样一种趋势：一方面不少传统媒体放弃了深度报道部门，但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开始关注原创的深度的内容。您觉得目前深度报道的生存空间是扩大了还是压缩了？
张志安：我认为基本上在政治、市场、技术、公众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深度报道常规的报道空间现在看来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有一种式微的趋势，然而互联网原创的深度报道正在成长和发展起来。在社交媒体、数据挖掘和技术融合的趋势下，深度报道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张志安：从现状看，严肃新闻的确面临巨大挑战，比如：年轻受众越来越习惯于从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中浏览碎片化、移动化、视觉化的内容；生产严肃新闻的成本很高，越来越多生存困难的纸媒无法持续承担这部分的投入。
但如果换一种角度去看，“严肃新闻”的两面——一面是被遮蔽的真相，一面是被赋予意义的解读，也许会在别的形式载体中获得延续，比如公众爆料、众筹新闻、公民报道或者定制图书。
我始终还是相信人的理性自觉，不会只满足于肤浅和表面，真正严肃且有意义的内容对人的价值才是最大的。当然，我们需要抱有开放的心态，今后即便是具有严肃价值的信息也未必以严肃面孔出现。
张志安：这些新兴客户端的背后，是传统报业集团对移动互联网舆论场的重视，是用比较高的投入在网络上做原创报道，是希望将原先主流媒体的影响力继续扩大。
总体上，这样的原创新闻客户端对提高网络新闻的原创性、专业性大有裨益。
不过，这个市场应该不会很大，能够支撑这样移动原创新闻客户端的报业集团，也不会太多。一方面，网络新闻的管理部门需要开放更多牌照给这些新闻客户端，能让其采编人员正常持证上岗，拥有合法的采访权；另一方面，报业集团要逐步建立政府补助或交叉补贴的运营模式，从其它赚钱的业务中获取利润、反哺原创新闻平台的成本。
张志安：未来深度报道的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两个外部因素。一个因素是权力能给深度报道逼近真相创造多大的空间和可能，另一个因素是公众认同的力量，即公众是否认同独立的、高品质的深度报道是这个社会转型的社会资源和前提条件，大家是否愿意为高品质的内容付费、为独立调查争取资金等等。
当然，媒体从业者的坚持也是深度报道保持生命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共识，那么我相信无论是传统媒体做还是新媒体做，深度报道这种报道类型的生命力都不会衰减。
张志安与业界保持紧密互动关系。图为2014年11月主持浙报集团新媒体峰会
《两岸传媒》：在草根新媒体快速崛起的当下，严格执行新闻行业专业规范的传统媒体的话语权逐日式微，许多新媒体的执掌者并没有受过正规新闻教育，甚至其很多操作手法是专业新闻教育所批判的，您是否认为传统媒体从业者所坚持的职业专业操守成为他们开拓新媒体市场的束缚？
张志安：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冲突。当下，以专业新闻从业者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其垄断性的中心不复存在，但很多传统媒体的管理者并不十分愿意接受这种传播权力的转移，他们一方面坚守专业价值，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定的文化保守性。
对于没接受过专业新闻教育的人而言，可能更容易接纳互联网的思维，甚至这些新媒体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互联网的模式打造的，用户思维、生产协同是他们固有的基因。
但在传统媒体内部，面对融合转型和新新闻生态系统，有两种心态或语境的冲突非常明显。一种是“职业语境”，包括：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注重专业化生产，强调传统媒体的权威，突出真实、真相等专业精神，秉承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另一种是“变革语境”，包括强调替代性生产模式，注重社会化生产，强调新媒体的影响和价值，突出产品、体验等用户需求，秉承草根、开放、去中心化的价值观。
这两种心态的冲突，在传统媒体内部、在学界和业界相互对峙、相互交织，缺乏足够的共识。比如，管理层深感转型任务的迫切，一定要找到新路，这是“向死而生”的战略需要，而对基层编辑或记者来说，却并不认可所在媒体转型的路径选择，同时也更多看到体制机制的限制因素。
张志安：总体上，“职业语境”仍然主导着新闻记者的自我认知、角色协调和职业行为模式。
此外，“面对冲击—被动响应”的模式是当下很多传统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遵循的内在逻辑。在这种模式下，变革的动力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变革与反变革的冲突伴随着转型的全过程，并表现出一种来自职业文化层面的主动抗拒。
张志安：今天的传统媒体普遍陷入“融合转型”的焦虑之中，大家在纷纷结合各自资源和实际，寻找转型路径和运营模式。
从美国报业的情况看，主要采取“付费墙”的运营模式，但真正通过内容收费阅读找到持续盈利模式的媒体非常至少，对大部分报纸来说，其转型是复制的、慌乱的也是不成功的。
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绝大部分媒体现在的收入增加和利润增长，靠的都是“转场”养“转型”，即在别的行业拓展中增加营收，而非在新闻领域通过数字化转型来获取收入。这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单纯依靠新闻内容的供给，已经很难获得新的商业模式。
张志安：中国媒体的融合转型困境，可以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的根本矛盾：
其一，限于体制性的因素，报业集团内部难以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创的治理机制；
其二，报业集团媒介融合的过程中，赢利模式和运营模式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其三，一线从业者和管理层对媒介融合的认知和文化存在冲突。
只有直面和化解这三方面的矛盾，中国报业集团的媒介融合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
新新闻生态系统正由“新闻工作者中心”转向“受众中心”
《两岸传媒》：您如何看待BAT这样的资本企业进军传媒业，尤其是阿里最近对传媒集团大量的投资和收购行为？这种大资本的进入对传媒业而言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张志安：BAT以攻城略地的姿态，通过投资、收购、合作等方式，迅速进入了传统媒体的主战场，引起媒介产业里的资本流动。对于传媒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些举措直接推动了传统媒体多元化的股权模式。而BAT等企业本身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它们拥有治理结构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先进的治理制度和理念也将影响传统媒体，完善传统媒体的内部治理结构。
其次，BAT等企业对于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也提供了较多的资源优势，主要包括向传媒媒体提供用户、资本和技术的资源优势，而这些恰恰是传统媒体的短板。因此，传统媒体可通过与BAT等企业合作，实现“取长补短”，进而推动传统媒体顺利转型。
最后，由于资本的进入，传统媒体不可避免地会遭到BAT等企业的渗透和控制。从现在的情况看，BAT企业收购传统媒体，会进一步淡化传统媒体的“职业文化”和“报人文化”，强化其“经理人文化”和“工程师文化”。
总体来说，一方面，互联网企业资本的介入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契机，有利于传统主流媒体融合转型，重新吸引和积累用户；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警惕资本所带来的控制，大资本的进入可能会让其真正形成商业话语霸权，从而在未来舆论生态中具有更强的主导性和掌控力。
张志安：传统媒体更应该做的是借势而为，把握机遇，在生产流程、管理体制和人员观念上做出更加彻底的改变。
一方面，报业集团的媒介融合转型势在必行。要逐步打破以“报纸”为核心的生产流程，建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全新生产机制。协调速度和深度、成本和效率、内容和形式的问题。
以更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的技术，既要始终把握内容的核心价值，又需要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内容挖掘技术、全媒体形态的信息呈现技术、交互设计及表达的传受互动技术等实现融合传播。
另一方面，要打破原有僵化的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多元产权和治理创新。未来，中国的报业集团应该在产权方面吸收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先进经验，尝试不同的产权模式，比如“绝对产权控制”、“绝对产权控股、相对产权共持”、“绝对产权与相对产权均相对控股”等。只有在内部治理机制上真正有所创新，报业集团才可能留住人才、激发活力。
张志安：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重构了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和信息链条，随时随地地“在线链接”塑造出了新传播、新交往和新关系。今天的新闻业出现了新的“金字塔”。
第一层是新闻业，传统的媒体集团处于金字塔的最上端，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第一是严格把关，对事实负责，第二是追求专业，强调信息的质量。概括起来，核心价值是“把关和专业”；
第二层是“公共新闻业”，比如微信微博的主编、大学里社区新闻报道的学生等，他们更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对话与协作”，也在持续不断的提供新闻，但不再是传统的、封闭的、原创的、组织化的生产，而是开放的、参与式的、边界日益模糊的生产；
第三层是“公共传播业”。比如今日头条这类平台型的媒体，它有“公共新闻业”的一些特点，但主要提供“公共传播业”的功能，给用户提供包括新闻、资讯、服务等在内的各类信息，同时也搭建桥梁，让公众参与、评论和对话。
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国新闻生态系统正在发生的变化，从金字塔的顶端慢慢开始到中端转变，再向底层变化，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传播的链条。在这些变化当中，我们更多需要注重的是公共传播业，它将以何种姿态和生态出现、生长和发展，直接关乎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张志安：我个人觉得，何为“榜样”需要重新定义，应该并不只是具有专业报道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还应该具有开放对话意识和协作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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