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国瓷的概念，与醴陵二十世纪初创烧世界独一无二的“釉下五彩瓷”这个重大发明有关。釉下五彩瓷是怎么回事？在其背后，又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问世，国瓷地位的奠定，及其至上品质的形成，决非偶然。
釉下五彩瓷不只是在醴陵这方热土上诞生的神奇，也是中国陶瓷文明发展进化的趋势与归宿，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和创新精神的结晶。当我们悉心触摸釉下五彩瓷的时候，还会感应到历史的余温，体味出古国文明的无穷韵味。
中国陶瓷兴于汉代，盛于唐宋。尤其是东汉青釉瓷器的烧制成功，揭开了“瓷器”的第一篇章。而就在东汉，醴陵亦有了较大规模的制陶作坊。在醴陵新阳的汉陶古窑遗址中，发现有典型汉代风格的大中小方格纹和密纹陶器，甚至还有上釉的陶器，那段时期，也是醴陵置县的开始。
清代初，陶瓷发展达到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特别是官窑瓷器胎质细腻，色彩绚丽，釉光莹润，镂雕精工。像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红釉、天蓝；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斗彩、珐琅彩以及各种颜色釉等。可以说制瓷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充分掌握了胎釉的本质和性能，能有效控制窑中的火候，可随心所欲地模仿各种器物和生物形象，无不达到乱真的程度。但以后随着社会的日渐衰落，科学技术保守落后，制瓷工艺粗制滥造，到晚清和民国初期，陶瓷质量显著下降，一些历史名窑奄奄一息。
就在中国陶瓷面临这种衰败的悲歌声中，湖南东部的醴陵，却在孕育着一个中国陶瓷的惊世创举。
把古国陶瓷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名扬天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
陶瓷工业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是从火的突破开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创烧成功，就是依靠高温色釉，而后在火候的调节中不断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要说清它，得从湖南长沙铜官窑说起。
早在公元八世纪的中唐时期，长沙铜官窑就首创了高温釉下彩绘的新技术。据文物专家考证，当时有在白釉下画绿彩的，有在黄釉下画褐彩，在青釉下画褐绿彩的，还有在青黄釉下画褐、赭、绿三色等品种。在纹饰上，除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外，还大量使用了花鸟、走兽、人物等题材，直接以绘画的手法来美化瓷器。这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个创举，同时装饰技法也开始突破。自此以后的宋代著名磁州窑，北方民窑中的黑褐彩绘，及至元、明、清的青花，釉里红等这些釉下装饰工艺，都可以说是受长沙窑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并为釉上彩绘开辟了道路，使我国的彩瓷技术达到新的高峰，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是这些简单的色调，与人们想要表达万紫千红的大千世界，还差距甚远。有没有一种似魔法般的变戏方式，让陶瓷艺人随心所欲地去描绘大自然的万千美色呢？
此时，在地处湘赣边界的古城，一所不大起眼的瓷业学堂里，一群老师和学生正聚精会神地琢磨着，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瓷器是怎么烧制的？这群老师和学生利用各种金属氧化物自制高温色釉，收集和挑选不同色相的釉下色料达到100多个，然后运用多种装饰手法，反复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终于，魔法神奇出现！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瓷器画面呈现在人们面前：艳而不俗，淡而有神；光亮平滑，清雅明快；晶莹润泽，如冰似玉。
这就是“釉下五彩瓷”的创烧问世。这个边界古城，便是当今的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醴陵。
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首创了高温釉下彩的长沙窑，未能把它的创新发扬光大？为什么继承和创新突破它的却是醴陵呢？
一个伟大的创举往往极具机缘性！
1904年，湖南凤凰县人熊希龄（字秉三，光绪进士，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与参与“公车上书”的醴陵大学士文俊铎，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的制瓷业比中国发达，心里无不感到刺痛。受文俊铎之邀，熊希龄来醴陵，到当时的制瓷中心东堡沩山实地调查醴陵瓷业，发现当时危及粗瓷生产的诸多问题。同时看到，醴陵销售市场广阔，瓷土资源丰富，制瓷历史悠久。遂提出“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熊希龄与文俊铎还拟就万言书，呈请清政府在醴陵创办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改良醴陵瓷业。慈禧太后随即批准呈文，拨库银10万8千两，给予扶助。
瓷业学堂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两班讲授。除本省师资外，还聘了日本陶瓷技师、江西景德镇陶瓷艺人等。接着熊希龄又招商集股，在瓷业学堂前购地建设厂房，装置机器，组建制瓷工厂，定名：“商办湖南瓷业公司”。
就这样，在瓷业学堂的醴陵瓷业学子利用瓷业公司这块用武平台，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的攻关精神，创烧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先后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郎博览会，特别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连连斩获金奖。在当时中国陶瓷业一片凋零的尴尬中，醴陵创烧的釉下五彩瓷建树了“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釉下五彩瓷的历史性突破，恰如凤凰之浴火，是中国陶瓷之更生。它突破的是什么呢？精通醴陵釉下五彩瓷技术的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工艺美术大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工艺美术馆专家组成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传承人黄永平给釉下五彩瓷总结了三大特色：1、无铅毒、耐酸碱、耐磨损，永不褪色。釉下五彩颜料本身不含铅毒，其基础颜料是用金属氧化物或它们的盐类为着色剂，与一定量的硅酸盐原料配制而成。这种颜料不需要象釉上颜料那样采用含铅很高的溶剂辅助发色和降低焙烧温度。而是在1350-1400℃高温烧制中，彩料中的熔融物与熔融状态的坯釉互相粘合。同时覆盖的釉层能抵抗自然酸碱的侵蚀，耐磨损，永葆花色清晰、鲜艳、明亮。2、五彩缤纷，艳而不俗，淡而有神。这是釉下五彩瓷独特的色彩效果。釉下五彩是传统釉下彩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其色彩极为丰富，几乎涵盖所有色系，而且每种颜色还因制作工艺和原料的不同，经窑变后产生的色泽变化更为丰富。因此，这种釉下彩装饰构图设色不拘一格，装饰手法多样，装饰效果多姿多彩，既可表现各种单色效果，也可纹制色彩斑斓的纹样，或瑰丽、或淡雅，可谓“浓妆淡抹总相宜”。3、画工精美光亮平滑，清雅明快，晶莹润泽，具有饱满的水分感。由于釉下五彩瓷运用了一些特殊的装饰技巧，如双勾分水法，使色彩平滑无痕，浓淡过渡自然，再加上高温烧结后的釉层使画面平滑光亮，有如玉的润泽和光彩，给人静中有动的感觉，看得见，摸不着，美中藏秀，光影闪动，令世人惊赞。
遗憾的是釉下五彩瓷问世不久，旧中国遭遇连年战乱，醴陵釉下五彩瓷只是风行一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它的第一个兴盛期，前后只有二十多年。以致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莉英在看到民国时期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后发出感慨：“二十多年的生命，异常灿烂又异常短暂，犹如昙花一现，更犹如划破黑夜的一颗耀眼流星，令人赞美又令人痛惜！”
历史在渐行渐远的同时，又不断铺陈新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醴陵釉下五彩瓷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成立陶瓷公司对醴陵陶瓷收购包销，省、地属陶瓷企业在醴陵相继兴办。先后在醴陵成立了湖南瓷业总公司、湖南陶瓷研究所、湖南陶瓷轻工技校和醴陵陶瓷工业艺术瓷厂（现群力瓷厂），专事釉下五彩瓷装饰研究与生产，并开始承担为开国领袖毛泽东、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产生活日用瓷，醴陵陶瓷逐步实现了由手工到机械、由柴窑到煤窑的历史性转变，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醴陵生产人民大会堂国宴瓷，1974年醴陵为毛主席特制了内外均饰有月季花卉的生活用瓷，即著名的“毛瓷”。醴陵釉下五彩瓷先后进入中南海、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联合国大厦等大雅之堂，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政要和友人的礼品瓷。1978年设计制作邓小平赠送日本裕仁天皇的釉下五彩瓷文具，1986年设计制作邓小平赠送英国女王的釉下五彩瓷挂盘，1998年为江泽民主席制作赠送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釉下五彩瓷茶具。醴陵釉下五彩瓷因此而被誉为“国瓷”，一代伟人毛泽东曾使用过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便有了“毛瓷”的神秘色彩而被尊崇。生产“国瓷”、“毛瓷”的醴陵于是有了“红色官窑”的显赫和神秘。
进入新世纪，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01年醴陵再造2001套绝版“毛瓷”，成为中外收藏家珍贵的收藏品；2004年醴陵再造2004套绝版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红色瓷典珍藏瓷；为雅典奥运会设计制作“世界和平”赠送萨马兰奇等国际奥委会要员，2006年设计制作牡丹天球瓶，成为胡锦涛主席作为国礼赠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48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嘉宾礼品；2007年设计制作的奥运瓷，成为北京奥运会特许商品；2010年设计制作的中国元素“万花赏”瓶，使醴陵釉下五彩瓷再次登上世博舞台，成为联合国永久收藏品；世界园艺博览会、东盟博览会、广州亚运会等海内外重大盛事活动均选用醴陵釉下五彩瓷作为珍贵礼品。
釉下五彩瓷的问世和再生，不止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更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创新！它不但把中华古国陶瓷追求玉的感觉发挥到了极致，还把中国传统装饰和书画艺术发挥到随心所欲的地步。釉下五彩瓷环保健康的科技突破，瓷质细腻，清雅明快；晶莹润泽、如冰似玉的品质，更迎合了现代人的生活理念，彰显出新时代的人文魅力！
醴陵釉下五彩瓷在各种场合露面时，人们无不为釉下五彩瓷的夺目光彩惊叹不已。参观者往往看到醴陵釉下五彩瓷以后总会感慨地说，釉下五彩瓷和青花瓷不一样，青花瓷给人以历史感，总觉得和现代人有一种隔膜；醴陵釉下五彩瓷给我们一种现代感，看着让人感觉亲切。有人甚至给醴陵釉下五彩瓷冠以“健康瓷”、“环保瓷”、“文化瓷”、“时尚瓷”等概念。
这就是醴陵创烧的，世界独一无二的釉下五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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