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隶书如《大开通》《石门颂》等，笔画中蕴含篆意，没有明显波磔，结体并不像后期成熟的汉隶那样扁沓，这两点决定了采用隶书名碑入印能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黄士陵便有两方以《大开通》笔意镌刻的印章，“牛翁”和“耷叟”两印。笔画圆润，古意十足，结体方正古朴，适宜印面，而且比缪篆简洁，明快舒朗，乃理想的入印文字。
同样是撷取《石门颂》文字，黄士陵和吴昌硕的处理各臻其妙。当然，朱白文不同是必然存在的差异，朱文可以直接把文字搬到印面中，白文则需要变化，使得分朱布白更加协调。黄士陵的“无受想行识”印不但最大程度保留了石刻文字中原有的体式，而且章法布局也极其巧妙。吴昌硕的“其安易持”印中“持”字在原碑中未见，但四字团成一气，这就是印面处理中的变通。从“持”字的处理来看，此印乃借鉴隶书体式，而非篆书，确实很巧妙。经亨颐的“子渊”印同样也是选取《石门颂》中文字，极见巧思。只有对原碑临摹花费相当的功夫和精力，才能达到这一水准。
《张迁碑》的碑额和碑文都是盖世绝品。碑额作为缪篆文字的典范，入印有很多尝试。高明者莫过于黄士陵，“书远每题年”印以碑额笔意入印，细察可以发现已然有很大变化：一是以圆转笔画加入其中，增加了方圆对比。二是笔画间距有意不均匀，打破等分，更多奇趣。三是笔画处理很巧妙，力避冲突，如“题”“年”二字的交接处尤其大胆高明。四是多笔收笔延长而不重复，如“远”“每”二字的处理非高手不能为。《张迁碑》字形不同于《大开通》《石门颂》，不仅有篆意，而且夹杂了楷意，字形大多下半部分收缩，有稚拙之趣。钱松的“稚禾手摹”印便是取《张迁碑》文字入印的精妙之作。“浙派”入印文字以隶书为主导，很多字形直接来自于对汉隶的改造，所以得心应手。经典作品往往一印定乾坤。
来楚生的“君叔之后”印借鉴碑额之意，无一字来自于原碑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相较而言，吴昌硕选一“谷”字入印，略显平常，但给予后人一个启示，入印文字选用名碑文字者，有出处，有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黄士陵用《朱博碑》中文字刻“光绪十一年国子学录蔡赓年校修大学石壁十三经”，堪称天才的灵光一现。以隶书入印，本身难度大，且有二十多字。结合原碑文字的瘦劲硬朗，保留光洁犀利的风格，冲刀随意，刀中见笔，利刃浅冲，迟疾参半，沉厚犀利，犹如断金切玉，痛快淋漓，在章法上不加修饰，古茂劲朗，极得灵动之势，一任自然，可见黄士陵的天赋确实高人一等。故马国权有评：“平正中见流利，劲挺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狂怪之失。”
《好大王碑》出现于东晋晚期，距隶书成熟期的东汉已是数百年，其时以“二王”为代表的楷、行和今草书业已成熟风行。很可能是因地处东北边陲，在内陆中原字体已由隶书发展转化为楷、行书之时，仍然使用着古朴的隶书，与西南边陲的“二爨”时间相近。区别在于，“二爨”主用楷书笔法，《好大王碑》有周籀秦篆之遗意，以隶为体，以篆为用，间有楷书特征，总体形态特征属于隶书。因笔画圆浑敦厚、字形方正拙朴，适合入印，但必须在印面中体现夸张和稚拙之味，通过印化来扬长避短，若将原碑固有的特征去除了，无疑是刻鹤图龙。从邓尔雅、陈子奋、吴子复等三人的印章来看，个个都是高手，一是保留了文字的特点，二是符合印面视觉效果要求，三是无论单个文字还是最终组合都极富趣味，四是变通能力，很多字在原碑刻中没有却能做到出之自然。
从具体印例来看，邓尔雅的“竹囝园主”和“波尊者”印处理极其巧妙。“囝”和“园”字有外框，对角呼应，“波尊者”印三字笔画巧妙粘连，“尊”“者”二字的长横画形成分栏作用，煞见趣味。陈子奋“古文辞家”印中的“家”字在原碑中“豕”部右边的撇捺画简省为两点，但在印面中却变长，这就是因时而化的道理。吴子复“良公”印面二字印文的错落，而“关良”印面二字挤压，同样一个“良”字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变化。方寸之间见大千世界，果不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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