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寒微
曹锟是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生于清同治元年十月十一日（1862年12月21日），其父曹本生为津市小贩。
曹锟幼年上过四年私塾，粗通经史 ，但稍长之后失学，推车贩布于津沽间。光绪八年（1882年），投淮军当兵，继而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成绩优异。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毕业时，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专折上奏朝廷，列举该校十余名“屡考优等生”及“学生之著者”，请予表彰，曹锟就是其中之一。 毕业后往宋庆的毅军当哨官。
投入北洋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曹锟随军去朝鲜。战后，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投入袁世凯部下，任右翼步兵一营帮带。
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委任曹锟为直隶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一营管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后编为北洋陆军第一镇，曹锟任第一协统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彰德秋操时，他曾担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因新军尽先补用副将，曹锟被擢升为新军第三镇统制。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移驻长春，后升记名总兵。日俄战争后，东北三省人民时常发动抗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在此期间，曹锟率军镇压起义有功，屡获清朝统治者的嘉奖。宣统三年（1911年）4月，他被授为副都统衔，7月补总兵后以提督升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此前被解职的袁世凯。曹锟受袁世凯之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次年（1912年）2月，在南北议和的默契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袁世凯南下就职。当时曹锟驻京郊南苑附近，于同月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 同年秋，改镇为师，曹锟改任第三师师长。
民国三年（1914年）4月，袁世凯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曹锟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与湖南都督汤芗铭共同监视南方革命势力的活动。
曹锟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支柱之一。民国四年（1915年）9月，他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改变国体。10月，袁世凯加授曹锟为虎威将军。到袁世凯称帝后，封他为一等伯。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组织、领导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决心以武力镇压。民国五年（1916年）1月5日，曹锟与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受命率军入川，并被单独任命为川、湘两路征滇军的总司令，统一指挥川、滇前线对护国军的战争。在此过程中，曹锟等部出现军纪败坏，烧杀掳掠的现象，尤以张敬尧部为最（曹锟部下吴佩孚旅则有军纪严明的记录 ），使川民恨之入骨。2月间，曹锟、张敬尧部在叙州、泸州、綦江之间与护国军进行激战，张敬尧军大败，曹锟军亦受创后退。不久，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军阀内部亦出现反对帝制的声音。6月，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锟遂率残部东归。此时，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之职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表面上被列为八位“帝制祸首”之一，实际上段祺瑞政府对其采取“通而不缉”的状态，并在颁布通缉令前透露风声，使曹锟顺利逃出北京 。而曹锟适时投靠段祺瑞，又成为段祺瑞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锟担任直隶督军，驻于保定。
渔翁得利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的“府院之争”中，曹锟的态度基本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愿结怨于黎元洪。民国六年（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督军团”会议中，曹锟与其他各省督军及代表均同意中国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附段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元洪保持一定关系。在此前后，徐州督军张勋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拥立逊帝溥仪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其计划早有默契。待到张勋复辟不久后，曹锟转投段祺瑞，参与其于7月3日进行的“马厂誓师”，担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卢沟桥一带，以讨伐张勋 。借着这次政治投机，曹锟于事后仍担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张勋复辟被平息后，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总理职位。段祺瑞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随声附和中，曹锟也通电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对抗。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中的冯国璋、段祺瑞之间新的“府院之争”也发生了。冯国璋、段祺瑞分别亲近英美和日本，成为北洋派系分化出的直系、皖系军阀的首领。此时，日本在远东占有优势地位，段祺瑞想凭借日本的金钱与军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护法各省的反抗。冯国璋为了打击段祺瑞，作出“和平统一”的姿态，暗中联系滇桂军阀，壮大势力。在冯、段二人的对峙中，曹锟采取了骑墙政策。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抵制皖系势力扩张，他又附冯。民国六年（1917年）11月18日，在冯国璋的授意下，曹锟和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衔通电，主张南北议和，声称愿作“调人”。事后，曹锟又赶紧向段祺瑞加以否认，声称签名系他人代庖。到同月21日，他在段祺瑞心腹徐树铮的授意下，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和议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的亲日与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军队溃退之后，段祺瑞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因徐树铮许以“副总统”之职，曹锟遂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下，冯国璋只得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锟还兼任两湖宣抚使（12月15日）；同时又策动“长江三督”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国璋态度软化，曹锟乃于民国七年（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湘桂军内部分歧，自动撤防，吴佩孚所部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在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再度组阁。二次组阁后，段祺瑞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剥夺了曹锟、吴佩孚抢到的地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独霸北方
段祺瑞为依靠外援，扩大实力，于民国七年（1918年）3月25日与日本秘密订立《中日军事协定》，还拟调徐树铮代曹锟为直隶督军，授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实际上是剥夺了直系对直隶重镇的控制。曹锟获悉，便称病回天津。此时，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发起“南北调和”的倡议，得到冯国璋的赞同。 曹锟也与张怀芝及“长江三督”联合声明，表示厌战。6月，曹锟又一次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他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表示仍坚守“副总统”之约，于是曹锟又主战。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想以此换取他重上前线，但他却又提出各种借口，留在天津不动。吴佩孚在衡阳前线和滇桂军方信使往返，与对方暗订协定，前方战斗遂告沉寂。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英美列强重新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佩孚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民国九年（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遂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总统徐世昌下令给曹锟、吴佩孚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直皖大战遂于14日爆发。奉系从东战场助直攻“定国军”，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皖系战败后，奉、直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发生争吵。民国十年（1921年）12月，由于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的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梁士诒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举措失当，引起全国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乘机电斥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直指奉系。张作霖于是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锟、张作霖本系姻亲，因而曹锟最初主张对奉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他终于同意了吴佩孚的应战主张。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一举控制了北方。
直系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达到顶峰，而曹锟、吴佩孚的实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线选择，使不少人对其表示认同。如战争结束之初，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众多知识界与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锟、吴佩孚出来主持局面。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丁文江、胡适也一度看好二人。
贿选得位
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大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大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民国六年（1917年）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大总统之位，以“法统重光”的办法作为过渡，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锟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于6月间拥黎元洪重新上台。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锟、吴佩孚手中。曹锟急于爬上总统“宝座”，便唆使其弟曹锐及亲信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收买议员，作驱黎拥曹的准备。黎元洪为延长自己的任期，主张先制宪法后选总统，依附曹锟者则主张相反。同时，关于黎元洪的任期，黎、曹两派各有自己的解释，黎派认为任期应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而曹派则扬言黎元洪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12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此时，直系内部又分为保（曹锟驻河北保定，称保派）、洛（吴佩孚驻洛阳，称洛派）两派，以曹锐为首的津（曹锐驻天津，故亦称津派）、保两派积极策划倒黎，拥曹锟上台；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企图先以武力征服川湘，即所谓“利用法统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统一了”，然后通过制宪与选举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锟对吴佩孚的这种态度及其活动，甚“不见谅”。在“罗文干案”压垮偏重吴佩孚的王宠惠“好人内阁”后，曹锟争取了多数直系督军的支持，并干预了随后汪大燮、张绍曾内阁的组建，极力压制黎元洪扩大权力的企图。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夏之间，保、洛两派在“驱黎拥曹”的步骤上才趋一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断水断电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曹锟原拟于驱黎后立即进行大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纳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5000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见效，南下议员中的一些人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接受贿赂的议员选举曹锟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0日，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的曹锟由保定入京，开始大总统任期（关于曹锟贿选一事参见“人物争议”目录）。
在此期间，由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也被称为“曹锟宪法”“贿选宪法”）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颁布实施。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兵败被囚
自曹锟当上总统起，表面上直系势力极盛，而实际上内部陷入分裂，外部的反直力量也酝酿成熟。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与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23日控制了全城。冯玉祥通电全国，痛斥吴佩孚，主张罢战言和。曹锟、吴佩孚对奉作战遂告失败。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南逃。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共推段祺瑞出来作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
寓居津沽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后，冯玉祥、张作霖矛盾又激化起来。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系，因而发动了驱段兵变，并释放了曹锟。曹锟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今河北路34中学），长期作寓公，也从事实业和房地产。 他是天津寓公中拥有当铺数量最多的，先后有：永聚当、同聚当、中通当、公懋当、万成当（后两铺均有总号及一、二分号）。曹锟不仅投资了北洋保商银行，还同时是农商银行董事长，边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通易银行的董事。就地产来说，他仅在天津及近郊就占地约二千顷，是天津静海地区的最大地主，且不但占有巨额土地，还垄断了当地的水利设施。据不完全统计，其拥有的财富达5000万元。尽管如此，曹锟的个人生活是相对平民化的，时常寄情于书画，自号乐寿老人。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并调兵青岛、京、津、山海关、沈阳、锦州。在此情况下，曹锟与徐世昌、黎元洪、王士珍、段祺瑞、熊希龄、汪大燮诸人联合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南北停战。 在此期间的曹锟，虽蠢蠢欲动，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成效甚微。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又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燮元没有再去曹家。
全节而终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1938年5月1 ），曹锟因肺炎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佩孚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伪北平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6月16日曹锟出殡当天，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合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特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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