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支配下之历史也」，「皆帝王将相之家谱也」这样的说法。深究起来，这可能与我们直至初高中阶段所受的历史通识教育有关。
不出意料，在如是武断的基本面上一定能找到很多「发人深省」的例外。于是近年历史细节、戏说野史之类的栏目雨后春笋般的繁荣就不难理解了。
愈发复杂的历史事实需要愈发深刻的洞见才能统领。现在我们反观以前那些一刀切史观，「帝王家谱」也好「互斫史」也好、「黑暗」也好「封建」也罢，一定程度上都或有道理；个中问题，或许更多出在「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这样的起手式上。其隐藏着「我们的历史始终是均质雷同的」这一狂妄的态度不能不小心提防。
故作高深的人总喜欢说，人都是一样的，历史只有循环。他们错了，错在失去了对未知的敬畏：即便是同样的人，不同的环境下社会风貌决然不同。
近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治世与乱世和当时的平均气温呈现极强的相关性，盛世几乎都在温度较高时，而天寒和大乱似乎也总是接踵而至。学界的解释是：当气温下降，国内粮食减产、矛盾便集中爆发；同时北方草原不足以支持游牧民族生存，是以后者南侵之势加剧[1]。由此看，我们关注「耕战」的社会，「如何耕、与谁战」的状况每百年就要变一变，在此之下，即便「人」还是那个人，历史还会是过去的历史么？
所以平心而论，历史绝对是在「变」的。其中，有的变化有终点，有的没有；有的能实现动态的稳定，有的不能（好比桌上咖啡会放冷、水车转不停、人从小到老日日不同）；有的变化迅速，有的缓慢（譬如蟪蛄生死朝暮，大椿不知春秋）。
历史则是这一切变化的统称。是以与其讨论「历史」，不如讨论特定的「历史问题」。而在讨论历史问题之前，就有必要声明自己观察、在意的时间尺度。
人类学家看来，近五千年人类都无大生理变化；偏机械唯物论的史学家以生产力发展为纲，则几百年之内一国一朝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关心社会变迁和制度演化者，则每个百年都至关重要。
那么对于中国自古而来的历史，是否真的有「自秦汉以来两千年」都未大变的参量呢？对此，我从黄仁宇先生的两本书里整理出一些见解。兹记录总结与大家分享，恳请指正。
黄先生所称「中国大历史」的历史观，其关注的时间尺度约在一个朝代（百年）之上、千年以下。
这观点在我们的「朝代观」和「匀质历史观」之间，找到了极有趣的平衡。它首先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史，按行政体系的沿袭划分为了三个帝国时期。
第一帝国时期总体政治架构沿袭自周朝，在时间上自秦至东汉末。此段时间对应钱穆先生所划分的从周末开始的「贵族政治」向「门阀政治」的转型期。第一帝国的破灭，大约以三国乱世为界限，标志着「国家从头到尾需要重新组织」，传统道德已不足以弥缝颓势、进而维持一个整体性的帝国。
第二帝国诞生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漫长的博弈中。「博弈」这个词听来很文明，实际则是充满了血与火。传统道德在维系不了国家级政治体系之后，大势走衰，其生存依赖于汉人家学和胡人统治者基于统治需要的「拿来主义」（详情可以参看《国史大纲》中「南北儒统」以及相关章节）。
公元484年前后，北魏在开始了「均田」（税收与经济架构）、「三长」（户口与地方管理架构）、「百官定俸」（上层建筑架构）这三个改革，奠定了下一个帝国的政治架构。百年后第二帝国时期就在在这个架构下展开了。依黄仁宇的观点：以「在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统统可以算作第二帝国」。在这之后，是经过宋末的破坏和元的缓冲的明清两朝作为「第三帝国时期」。
给一段时期冠以特定的名字，并不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但命名逻辑本身却能体现学者着眼尺度的标界。
钱穆先生总结他学史方法时说：「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凡某一时代的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个特性的衔接，而划分出两个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体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的畅遂与夭阏（音「恶」，阻塞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
「三帝国」的观点，无疑把我们用来相互比较「异同」的基本单元的数量简化了。通过这三个帝国纵向的比较，我们得以更好审视这两千年的国史里的「不变量」。
英国学者Martin Jacques说，对于中国而言，或许特定的中央政府在历史上总会受到挑战，但「中央政府」的概念在两千年的历史里几乎没有受到过挑战。这说的就是我们对统一的近乎顽固的追求——黄仁宇先生把它归纳成一种我国的「政治早熟」。
上古尧舜时，中国就有「中央共主加地方王国」的政治模式。按既有记录来说，至少从周公制礼开始，我国的「治国」就已是依赖于精英集体鸟瞰和裁夺的有意识行为。一个超越局域团体的「中央」的概念（表达为皇权、天命、人心等等不一而足）很早就成为了中国政治精英的共识，这与西方「地方自治到中央协调」的演化模式大相径庭。
按逻辑推想：只有急迫的调度、协调、统筹的需求，才会要求这样一个「中央力量」的概念。即便如西方般起于城邦、市民的政治，至今要获得真正长足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机器」。
那么当年使我们早熟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呢？一种观点是「这片大陆需要一套灾害管理控制机制」。
如果说先民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然后四方宾服的记载不可靠，那么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盟时的记录或许更有说服力。那时的盟誓之词里就已包括了「毋壅谷，毋曲堤」（不塞流，不毁坝），这说明上游国家通过「塞流、毁坝」对下游国家施压的行为早已存在，所以才要有一种公约加以规定。而众所周知国际公约一向不可靠，所以唯一的稳态，一定是一国控制全部流域。
同时，在上古的生产力条件下，区域性的灾害（主要是各类原因引起的歉收）时常爆发。「调有余而补不足」是大国才有的能力，是以小国在自然环境的涨落中早早出局。从这方面看，国越大，维持内部农业经济不破产的能力越强。
以上两条分析或许有助于从「进化论」的角度理解为什么这片土地孕育了这样的文明。
面对这种「早熟的需求」，这种「中央的概念」，政治精英阶层就有了化概念为实际架构的任务。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的（经过实践而最可行的）政治理想是这样的：「由皇帝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从数学模型上说，即把一切国民直接与权力核心连线，在现代，这恐怕叫扁平化管理。这个愿望不断被提出，又不断破产，而每次愿景的破产都由「土地兼并」作推手。
所谓「土地兼并」，其本质在于资本逐渐聚集到地方上少数人手中，于是这些人有了自治的能力，并不真正需要一个更上层的中央。当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过弱，混乱便开始。从前到后，贵族、门阀、地方豪强、乡绅分别扮演着这个「地方势力」的角色。
那再往深看，土地为代表的资本为何会兼并？
偌大一个帝国，一个皇帝无论如何无法实现个人管理，所以必须「放权、代劳」。一个国家的情势越复杂，需要的管理人员越多。当链接中央决策和地方施政的「中层」变得愈发臃肿，攫取的权利愈发多时，就形成了中层对抗中央的上述局面。看过《明朝那些事》或者《万历十五年》的朋友，应该对明朝末期「读书人（乡绅）集团」、「文官机器」与皇权的对抗印象深刻。简而言之，就是放权容易，收放出去的权难，收新产生的权力难上加难。
站在这个位置反躬自视，我们每一个朝代初期的歌舞升平，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长期战乱消磨了地方势力、简化了地方经济的复杂度、减少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也正因为初期盛世的成功，导致「由皇帝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的政治理想愈发深入人心。
最后，三期帝国的灭亡厄运是否还有其他的共通的死穴？按黄先生的观点，其关键词便是「不能实现数目字的管理」——即中央对地方的核心经济指数无法客观评估，更遑论管理。
引用一位近来专攻国土政策的朋友的话，即便至今，我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是被有意识地模糊处理的。在历史上，中央既希望能完全控制地方，又因为生产力制约（通信、物流），必须借重地方的自觉自治；更加之，对于地方官员体系的评价考核，根本上必须依赖与他们处于同一利益群体的乡绅阶级。所以于意愿、于能力，帝国都不能支持一套可靠的统计体系，更遑论发展一套自洽的经济学。
黄仁宇说：「帝国维系的根本在于一套运转良好的财政」，「金与南宋之覆灭，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没有具体的数字，良好运转的财政无疑是空中楼阁，贪污和挪用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体现罢了。
[1].青藏高原中东部过去 2485 年以来温度变化的树轮记录, 刘禹 等，《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9年39卷，第二期， pp166-176
文章发表于微信（Kegui_blog）与搜狐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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